筆削書法之言外意旨，如何考求?上引元趙汸《春秋屬辭·假筆削以行權》標榜二語，最為知言：「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通全書前後觀之，或類比、對比相關史事，或聯結、綰合相關之文辭，或書或不書，或言或不言，或稱或不稱，或筆或削之間，就全書而考察之，彼此互發其藴，互顯其義，可比事以指義，亦可約文而見義(76)。由此觀之，比事屬辭之法，堪作為傳統敘事詮釋解讀之利器與津梁。古典小說之敘事，固淵源於史家筆法；而史家筆法，又宗法《春秋》書法。推本溯源，中國敘事傳統，自以「屬辭比事」之《春秋》教為祖始(77)。世所謂書、不書，言、不言，稱、不稱者，即指《春秋》之或筆或削而言。正如上文所引章學誠稱「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誠哉斯言!…

裴松之注《三國誌》，鳩集傳記，增廣異聞，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此猶孔子作《春秋》，以魯史記為藍本；司馬遷纂修《史記》，以金匱石室之書、天下遺文古事為底本。待《史記》書成，與所本之傳記佚聞相較，自然互有異同、詳略、重輕、曲直、晦明、損益。吾人對讀參照、折中取舍，而文心可以求索，史義呼之欲出，史觀昭然若揭。就歷史編纂學而言，從文獻取舍到成一家言之間，書法將隨或筆或削，或因或革，而生發或異或同、或詳或略、或重或輕、或晦或明、或曲或直、或損或益之殊異。而假筆削去取以見褒貶、勸懲，實胎源於《春秋》書法。…

清人黃恩彤《三國書法》曾探論《三國誌》或書或不書、削略弗書等議題，頗具代表性，其言曰：「(裴松之)不知壽書之略，略所當略也。所引書，壽非不知之，特削而弗書耳，非脫漏也。史家之例，有書，有不書，一斷以義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義，非惟不知壽，亦不知史也。」(58)黃恩彤批評裴松之「繁征博引，而寡所取義」，則就史家對文獻之筆削去取而言之。說《三國誌》有簡略處、有刪削處，實即史家「或書」「或不書」之史例，亦即《春秋》或筆或削、或詳或略之書法表現。《三國誌》有據事直書者，有曲筆諱書者，或言或不言，或稱或不稱，或筆或削之際，藉此可見陳壽褒貶勸懲之史義。…

通觀《三國誌》全書，再翻檢三國傳世文獻，然後知文昭甄皇后之死因，《三國誌》「崇飾虛文」「假為之辭」，如大惡之曲筆諱書者然。何以如此?筆者以為：忌諱敘事之書法，有所謂詭辭謬稱者(51)，筆法近似反常合道，即《公羊傳》所謂「實與而文不與」，或「文與而實不與」(52)。抑揚予奪之史家筆法，詭辭謬稱之忌諱書法，可以引發讀者之疑竇，興起探究真相之興味，此史家之繆巧與詭計。宮闈隱秘，謎團難窺，破解真相，史家出以忌諱敘事，或可作破譯之津梁。

筆削昭義之書法，形之於外，則有或書，或不書；或言，或不言；或稱，或不稱諸名目。筆而書之，則有詳書、重書、大書、特書之倫。從或書、或不書，或筆、或削之互發其蘊，互顯其義，而微辭隱義可知，史觀、史義可考。趙翼《廿二史劄記》論《三國誌》多有「不書」之例，如：…

陳壽《三國誌》之史觀，以曹魏為正統，在「外文綺交，內義脈注」之引導下，排比史事、連屬辭文，而皆以史義為依歸。陳壽為蜀人，《三國誌》往往寄寓鄉邦情結，對於魏帝之死亡與襲位，既以「不書」為史法，於是形成書例。以此類推，《蜀誌》於「蜀、吳二主之死與襲，亦不書」。不過，或書，或不書，「必記明魏之年號」，示「正統之在魏」。削而不書，一也；或以見正統，或以別親疏。陳壽之守經達權，有如此者。

孔子作《春秋》，藉或筆或削，比其事而屬其辭，以體現褒貶勸懲之書法。趙翼身為史家，想必嫻熟能詳。其論陳壽《三國誌·魏本紀》，運用回護諱書者頗多。蓋本僖公二十八年《春秋》經書「天王狩於河陽」，所揭示曲筆諱書之書法。趙翼云：…

《春秋》，由其事、其文、其義三位一體組織而成。孔子「竊取之」之義，可以藉由「其事」「其文」體現出來。衡以《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34)之提示，知比事與屬辭，即是《孟子》之其事、其文。排比史事，可以顯示指義；連屬辭文，亦可以呈現史義。同理可推，陳壽《三國誌》之成書，無論尊曹魏，或宗蜀漢，亦皆可持《春秋》之教——以屬辭比事之法，辯證《三國誌》之史義與文心。

《三國誌》一書，敘魏蜀吳紛爭鼎立之史事。其中，或因政治立場，或緣鄉邦情結，「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往往不可以書見。修纂史書，雖有難言之隱，亦不得不表述；若逢忌諱之事，亦不得不處理，故孔子《春秋》往往變文示義，遂有「推見至隱」「忌諱不書」諸書法(25)。陳壽纂修《三國誌》，對於上述之《春秋》書法，多所轉化運用。清代何焯、趙翼、黃恩彤諸家，曾略做揭示。…

敘事一詞，作「敘」，為初形本義。漢許慎《說文解字》云：「敘，次第也。從攴餘聲。」(26)於是，「敘」字，引申即兼涵位次、主次、調整、安排、設計之意。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範疇，「敘」之本字已概括無遺。敘事一詞，作「敘」，為本字正字。或作「序」事，則為同音通假字(27)。中國傳統敘事學，著眼於「敘」(序)，多於關注「事」。換言之，較著眼於位次、主次、安排、設計之「法」。筆者近著如《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論說《春秋》《左傳》《公羊傳》《春秋繁露》《史記》《漢書》諸史籍，其「言有物」之「義」，大多推見以至隱；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之。《左傳》《史記》諸史傳之著書立說，大抵暗合上引朱熹所提「《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之原則。義，形而上，不可說、不能說、不好說、不便說；由於「法以義起」「法隨義變」，故史學論著、小說評點，多以說「法」、示「法」，作為金針度人之津筏。讀者自當舍筏登岸，即器以求道。…

《左傳》先經、後經、依經、錯經，「隨義而發」之解經方式，後世衍變成為一種敘事模式。若此之比，即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所謂「史傳」傳統。毛宗崗《讀〈三國誌〉法》，推崇《三國》書乃文章之最妙者，論及三國故事之起始與終結，參差與錯落。《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其先經、後經、依經、錯經之敘事傳統，顯然可以前後輝映，相互發明。其言曰：…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提示《春秋》筆削與中國史學之淵源，筆削見義為敘事傳統之要法。其中論說詳略、異同、重輕、忽謹之辯證關係，可作屬辭比事《春秋》書法之具體揭示。其言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13)…

筆削原指史料的刪存去取，乃歷史編纂學之必要步驟。筆與削彼此互發其蘊，互顯其義。筆而書之，排比史事可顯意，連屬辭文亦能見義。《春秋》筆削書法，一變為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再變為詳略、異同、重輕、忽謹、先後、因變之史法，三變為曲直、顯晦、有無、虛實、忌諱、回護之義法。或筆或削，大抵出於作者之獨斷與別裁，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識、史觀、歷史哲學，可謂順理成章。方苞會通經史古文，提倡義法，強調法以義起，法隨義變，為中國傳統敘事學著重筆削見義、比事屬辭之「法」提供了學理依據。《春秋》《左傳》等史籍「言有物」之義，大多推見以至隱，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說與戲劇敘事淵源於史傳，筆削書法，自可作為解讀《三國誌》《三國誌注》《三國誌演義》等史傳、小說、戲劇敘事之津梁與法門。…

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口述史規範化工作不斷推進，各類口述史成果疊出，湧現不少影視作品形式的口述史記錄，如中央電視臺的《大家》《大國工匠》《國家記憶》《超級工程》等節目，以及省市電視臺的口述史欄目，如西藏電視臺的《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口述》、新疆電視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口述史》、南京電視臺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口述》等。…

三是後期整理編輯，歸檔存檔規範。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模本對後期整理編輯概括為九項工作，其中整理編輯六項、存檔歸檔三項。



國圖模本寫為「資料整理與加工」，具體為六項工作，即：1.口述史資料記錄標識號；2.視頻、音頻、照片整理；3.口述史文稿整理；4.制作口述史成片；5.其他文獻的保存與備份；6.形成工作卷宗。文化部非遺模本的整理編輯則分為：搜集資料整理、采集資料整理、原始資料復制備份、制作文獻片、制作綜述片、形成工作卷宗、復制保存建檔七項。



三者相比，「非遺傳承人」強調制作文獻片，突出「非遺傳承人」的口述采訪的特點。…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口述史開始起步。起步階段的主要工作是介紹西方口述史相關著作，只有少部分專家開展口述史訪談實踐。三四十年過去了，如今從城市到鄉村、從單位到個人，廣大口述史工作者將國家記憶和民族、民眾記憶融為一體，正在構建中國口述史的百花園。



伴隨著中國口述史研究的起步和發展，口述史的規範化工作也從無到有。進入21世紀以來，各類口述史工作規範紛紛出現，推動了中國大陸口述史工作規範的本土化。本文著重對筆者所見的、由相關機構主導制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口述史工作規範化的模本做一分析，以求正於學界。

一、中國大陸口述史工作規範的三種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