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三國誌》之史觀，以曹魏為正統，在「外文綺交，內義脈注」之引導下，排比史事、連屬辭文，而皆以史義為依歸。陳壽為蜀人，《三國誌》往往寄寓鄉邦情結，對於魏帝之死亡與襲位，既以「不書」為史法，於是形成書例。以此類推，《蜀誌》於「蜀、吳二主之死與襲，亦不書」。不過，或書，或不書，「必記明魏之年號」，示「正統之在魏」。削而不書，一也；或以見正統，或以別親疏。陳壽之守經達權，有如此者。

孔子作《春秋》，藉或筆或削，比其事而屬其辭，以體現褒貶勸懲之書法。趙翼身為史家，想必嫻熟能詳。其論陳壽《三國誌·魏本紀》，運用回護諱書者頗多。蓋本僖公二十八年《春秋》經書「天王狩於河陽」，所揭示曲筆諱書之書法。趙翼云：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特為尊者諱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至高貴鄉公之被弒也……司馬昭實為弒君之首，乃《魏誌》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弒之跡。……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45)

《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稱：「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46)溫之會，晉文公實召周襄王，以臣召君，無異挾天子以令諸侯，乃觸忌犯諱之大者，故孔子以為「不可以訓」，乃削去「晉侯召王」之史實，易以曲筆諱書之屬辭，而稱「天王狩於河陽」。《春秋》有三諱，《公羊傳》云：「《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穀梁傳》稱：「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47)所謂「為尊者諱」者，不止諱恥辱、亦往往諱過失。司馬昭實弒高貴鄉公，然《魏誌》但書「高貴鄉公卒」而已，其他列傳並未互見。不過，據《春秋》書薨、書卒之書法，已符合「未手弒而書弒」之書例。因回護而曲筆諱書，固為史家筆法，更是《春秋》書法，史義與史觀，亦由此可以考見。

皇后，為國之母儀。依《春秋》書例，若正常死亡，當書「薨」，如太祖之卞皇后，《三國誌·魏書》太和四年，書曰：「五月，後崩。」又如文帝之郭皇后，《三國誌·魏書》青龍四年，書曰：「春，後崩於許昌。」然如《魏書》卷二《文帝紀》黃初二年六月，書「丁卯，夫人甄氏卒」。又，卷三《明帝紀》景初元年九月，書「庚辰，皇后毛氏卒」(48)。死生亦大矣，國之皇后死亡，但書「卒」，未書「薨」，書法暗示非正常死亡，所謂「《春秋》推見至隱」。蓋甄皇后、毛皇后皆因得罪賜死，故不可得而書「薨」。特書「卒」，示意外亡故之義，而曲筆諱書在其中矣。《漢晉春秋》敘甄皇后「殯時被發覆面，以糠塞口」。慘狀如此，「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故《魏文紀》書「夫人甄氏卒」。其所體現之微言大義，自有「推見至隱」之書法在。

關於文昭甄皇后之死因，陳壽《三國誌·魏書》之隱諱不書，真相未明，遂成千古疑案。裴松之《三國誌注》以為：陳壽之敘事書法，不合「《春秋》之義」，他說：「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49)隱公十年《春秋公羊傳》載：「《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50)裴松之所征引，即《春秋》於內外遠近曲筆諱書之通則。甄後之死因，觀《魏書》之敘事，但言：「後失意，有怨言」而已。《春秋》之書法，於內辭：「大惡諱，小惡書」。甄後「失意而有怨言」，並非大事大惡，固不必曲筆諱書。若為小惡，則「筆而書之」可也。陳壽之書法，卻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