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削書法之言外意旨，如何考求?上引元趙汸《春秋屬辭·假筆削以行權》標榜二語，最為知言：「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通全書前後觀之，或類比、對比相關史事，或聯結、綰合相關之文辭，或書或不書，或言或不言，或稱或不稱，或筆或削之間，就全書而考察之，彼此互發其藴，互顯其義，可比事以指義，亦可約文而見義(76)。由此觀之，比事屬辭之法，堪作為傳統敘事詮釋解讀之利器與津梁。古典小說之敘事，固淵源於史家筆法；而史家筆法，又宗法《春秋》書法。推本溯源，中國敘事傳統，自以「屬辭比事」之《春秋》教為祖始(77)。世所謂書、不書，言、不言，稱、不稱者，即指《春秋》之或筆或削而言。正如上文所引章學誠稱「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誠哉斯言!

前文曾稱引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謂「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而已，欲藉比事屬辭之《春秋》教，成就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而且，「有以獨斷於一心」。由此觀之，或詳或略，或異或同，或重或輕，或忽或謹，出於作者之獨斷與別裁，是一家之言之所由生，故從中可知歷史哲學、歷史識見。推而廣之，史料編比之多寡、偏全、有無、忌諱、回護，亦關涉筆削取義。文獻史料之或詳或重，就辭文之修飾而言，往往表現為渲染鋪陳、書重辭復，自是史義、史觀藉由屬辭之展示。如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統。於是梳理文獻資材，以塑造諸葛孔明形象：主要選取劉備三顧茅廬、孔明七擒孟獲諸場景，進行詳寫重敘、渲染鋪陳而成(78)，正如上文所引章氏所云，「詳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輕，異人之所同，忽人之所謹」，如是，既因比事而顯義，又藉屬辭以見義，於是劉漢正統論之史觀，昭然若揭。

或書、或不書，影響到文獻征存之有無、存缺，史料取舍之多寡、偏全、異同，以及史家筆法之曲直、虛實、晦明、詳略。史家苦心孤詣，經營擘畫，於是史義出、史觀見，是所謂「《春秋》之義，昭乎筆削」。諸葛亮《出師表》自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79)陳壽《三國誌》曰：「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80)常璩《華陽國誌》亦稱：「先主遂造亮，凡三往。」(81)可見，「三顧草廬」實有其事。然魚豢著《魏略》，以仇蜀親魏為史觀，乃妙用筆削見義之法，略人之所詳，輕人所重，於是異人之所同，消解「三顧茅廬」之佳話，淡化君臣相得之形象，無中生有，虛構史事，宣稱「亮乃北行見備」(82)。裴松之《三國誌注》評論《魏略》所敘：「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83)，即持偏執異辭之書法，評斷魚豢《魏略》敘事之偏頗。稱我仇彼，存己廢人，三國史家著史，用心於異同、偏全，史觀往往隨之轉移。除魚豢《魏略》外，王沈《魏書》塑造正統，專美曹魏；韋昭《吳書》則凸顯運應東南，美化東吳(84)。此或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偏人之所載，從中可以識其史義與史觀。

史料之筆削去取，依違與奪之際，自見史家之別識心裁、歷史哲學。陳壽著《三國誌》，於王沈《魏書》之史料，刻意視而不見，幾乎削而不書，棄而不用。以王沈《魏書》之史觀，美魏毀蜀，重北輕南。《三國誌》削而不載，棄而不取，是所謂「略人之所詳，而重人之所輕，異人之所同」，刪集裁抑之際，即見筆削針砭之指義。大抵詳略見重輕，重輕見筆削，或筆或削，乃見一書之史觀。由詳略、重輕、異同、筆削之書法，陳壽刻意隱藏在《三國誌》中之《春秋》書法，當不難推求之。蓋史料之裁汰揀擇，攸關筆削顯義之大凡。茍將《三國誌》與《裴注》引《魏書》之史料對讀比勘，然後知「尊蜀抑魏」之隱微筆法，緣於陳壽漢遺民之身份。其中之《春秋》大義，多藉詳略、重輕、異同之書法，而曲曲傳出。自史料之筆削去取，可以考察史觀之指向。學界質疑《三國誌》過度「回護魏、晉」，是否屬實?但觀《三國誌》詳略、重輕書法之偏向，持《春秋》筆削示義之說考察之，則是非、疑似、忌諱、回護之際，自有助於問題之定奪與判準。由此觀之，王文進《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一書，企圖重建三國歷史，所用之方法與策略，與《春秋》筆削見義之學，可謂不謀而合。

(76)參張高評：《筆削顯義與胡安國〈春秋〉詮釋學》，《新宋學》第五輯，2016年，第275-308頁。

(77)張高評：《書法、史學、敘事、古文與比事屬辭——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4期，2017年，第1-33頁。

(78)王文進：《裴松之〈三國誌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第21-75頁。

(79)盧弼集解：《三國誌集解》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第16頁，總第7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