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伯，他是我童年唯一崇拜的人物，他說起話有宏亮的聲音，並且他什麽時候講話總關於正理，至少那時候我覺得他的話是嚴肅的，有條理的，千真萬對的。

那年我十五歲，是秋天，無數張葉子落了，回旋在墻根了，我經過北門旁在寒風里號叫著的老榆樹，那榆樹的葉子也向我打來。可是我抖擻著跑進屋去，我是參加一個鄰居姐姐出嫁的筵席回來。一邊脫換我的新衣裳，一邊同母親說，那好像同母親吵嚷一般：“媽，真的沒有見過，婆家說新娘笨，也有人當面來羞辱新娘，說她站著的姿式不對，生著的姿式不好看，林姐姐一聲也不作，假若是我呀！哼！……”

母親說了幾句同情的話，就在這樣的當兒，我聽清伯父在呼喚我的名字。他的聲音是那樣低沈，平素我是愛伯父的，可是也怕他，於是我心在小胸膛里邊驚跳著走出外房去。我的兩手下垂，就連視線也不敢放過去。…

也許是快近天明了吧！我第一次醒來。街車稀疏的從遠處響起，一直到那聲音雷鳴一般地震撼著這房子，直到那聲音又遠的消滅下去，我都聽到的。但感到生疏和廣大，我就象睡在馬路上一樣，孤獨並且無所憑據。

睡在我旁邊的是我所不認識的人，那鼾聲對於我簡直是厭惡和隔膜。我對她並不存著一點感激，也象憎惡我所憎惡的人一樣憎惡她。雖然在深夜裏她給我一個住處，雖然從馬路上把我招引到她的家裏。

那夜寒風逼著我非常嚴厲，眼淚差不多和哭著一般流下，用手套抹著，揩著，在我敲打姨母家的門的時候，手套幾乎是結了冰，在門扇上起著小小的粘結。我一面敲打一面叫著：…

剛下過雨，我們踏著水淋的街道，在中央大街上徘徊，到江邊去呢？還是到哪裏去呢？

天空的雲還沒有散，街頭的行人還是那樣稀疏，任意走，但是再不能走了。

“郎華，我們應該規定個日子，哪天走呢？”

“現在三號，十三號吧！還有十天，怎麼樣？”

我突然站住，受驚一般地，哈爾濱要與我們別離了！還有十天，十天以後的日子，我們要過在車上，海上，看不見松花江了，只要“滿洲國”存在一天，我們是不能來到這塊土地。

李和陳成也來了，好象我們走，是應該走。…

他在祈禱，他好象是向天祈禱。

正是跪在欄桿那兒，冰冷的，石塊砌成的人行道。然而他沒有鞋子，並且他用裸露的膝頭去接觸一些個冬天的石塊。我還沒有走近他，我的心已經為憤恨而燒紅，而快要脹裂了！

我咬我的嘴唇，畢竟我是沒有押起眼睛來走過他。

他是那樣年老而昏聾，眼睛象是已腐爛過。街風是銳利的，他的手已經被吹得和一個死物樣。可是風，仍然是銳利的。我走近他，但不能聽清他祈禱的文句，只是喃喃著。

一個俄國老婦，她說的不是俄語，大概是猶太人，把一張小票子放到老人的手裏，同時他仍然喃喃著，好象是向天祈禱。…

一個人的作品得了獎，其偶然性是很大的。對創作來說，寫不好是經常的，寫得好是偶然的；寫好了而能得獎，更屬偶然。有的作品只差一票而沒有評上，你說偶然不偶然？…

近兩三年來的中國文學，處在一種自我的騷動之中，主要是因為外來的影響觸動了固有的傳統。

我所說的外來影響，不僅是指文學而言，同時也包括了經濟生活、價值觀念中的外來影響，大眾傳播媒介中的外來影響。凡此種種的影響使得一部分文學的讀者，特別是知識豐富的青年讀者的欣賞習慣和審美觀點有了改變。他們再也不滿足於傳統文學的固有程式和被人習慣了的思維方式。此種變化是文學的後院起火，是難以抵禦也不必抵禦的。…

一個人想寫小說，原因很多，有許多偶然的，外在的，附加的因素。如果剔除那些表層的皮殼，其核心恐怕只的一個：想唱歌。

人生於世有暫有久，有喜有愁，有憧憬，有迷惘徘徊與執著的追求。經歷了一翻陣仗之後，便有酸、甜、苦、辣沈積在心頭。這種沈積有時如止水，有時卻如潮水升騰，翻滾不止，使人的心房脹得難受，因而想叫喊、想呼喚、想仰天長嘯、想低聲傾訴。直著嗓子叫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方式，只能簡單地表達歡樂、恐懼與渴求，於是便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歌。唱歌可以抒發胸臆，可以娛人也可以自娛。

小說是一種無聲的歌，它是以文字作為音符，為人生譜寫出歡歌、壯歌、悲歌、挽歌以及各種無以名之的曲調的大匯合。寫的人嘔心瀝血，看的人於享受之中似乎也有所領悟。…

中國有一位作家曾經提出一個觀點，說是‘美文不可譯’。意思是說寫得很美的文章根本不能翻譯。我也曾同意過這種觀點，因為我發現把美妙的中國文學作品翻成其它的文字以後，那音韻，美感，內涵，聯想，幽默，機智，調皮，雙關，諧音等等都大為遜色甚至無法翻譯。其它國家的美妙的文章翻成中文時也是如此。

文學是一種無聲的歌，無形的畫，它的全部內涵都是靠文字來表現，它有時候沒有什麼動人的故事，沒有什麼曲折的情節，大段美妙的文字就可以使讀者心曠情怡，心領神會，覺得美妙無比。詩歌特別如此，那是用文字的真珍串聯起來的，如果翻譯的文字使真珠失去了光彩，那文學的價值肯定會因此而降低。所以有些十分考究文字的作家便忍不往要發出驚呼：“美文不可譯！”…

說到蘇州的寒山寺，我就有點得意，有點欣慰；有點兒生而無憾，卻也不敢忘乎所以。

說實在的，寒山寺那麼一座廟，楓橋那麼一座橋，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精細的蘇州人早就看出來了，還因此而產生了一句歇後語，叫“寒山寺的鐘聲懊惱來”，即來到了寒山寺以後看看也並不怎麼樣，有點兒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意味。確實，在全國的廟宇之中，論規模，寒山寺恐怕是排不上隊；一座楓橋在江南眾多的石橋之中也不為奇，長虹臥波的大石橋多著呢！為什麼那些比寒山寺更加恢弘的廟宇，比楓橋更加雄偉的石橋卻默默無聞，唯獨寒山寺那麼名揚四海，引得遊人如織。僅辭歲之夕，扶桑國人來聽鐘聲者便有數千，使得市場繁榮，香火鼎盛，靠寒山寺而生活的人成千上萬，因此而引來的國外投資尚未計算在內。…

近兩年來的文壇十分熱鬧，主義百出，流派紛呈，方法各異令人眼花繚亂。文壇在短短的一兩年之內新潮疊起，這和創作自由、寬松和諧當然有關系，但其主要原因還是來自文學自身的動勢，來自作家們企圖創新的努力。

新時期十年文學的發展是一種噴發式的。如同采油，長期的、人為的壓制使得地下的油層越積越厚，一旦開采便會噴薄而出。經過十年的大面積開采之後，油壓降低了，淺層和中層的油也采得差不多了，市場的需求量又是那麼大，這時候擺在精神原油開采者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是趕快找新井，一是向深層開采。向深層采油不那麼容易，需要有雄厚的資本和技術實力，需要有一段時間的籌劃和準備。因此，尋找新井的活動相比之下就顯得熱鬧，再加上外域傳來了許多找油新論和我們很少使用過的技術裝備，使用之後果然也有點靈驗，新井時有發現，從而形成了找井熱。…

因為讀過和寫過一點小說，所以常常想到一個問題：人們為什麼要讀小說？

或曰：“這個問題屬於讀者心理學的範圍。”

也好，反正現在也不怕有人把心理學都斥之為唯心主義。其實，一個精神食糧的生產者，就象一個廚師，哪有廚師只管自己燒菜，不管食客的口胃？否則，你燒得起勁，他難以下咽，新書都睡在書架上，就等於飯菜都都倒在泔腳桶里。

讀者層…

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歡喜把簡單的事情弄得很復雜，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又歡喜把復雜的事情弄得很簡單。“文學與民族”的問題論述起來可以寫成一本很厚的書，那書從樓上摔下來可以打死人！但是也可以只寫一張紙，那字數印不滿一頁。…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把一些曾經受到過批判的作品收集在內。名為《重放的鮮花》。我的兩篇小說《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也在其中。

花開花落是自然界的規律，鮮花實際上是不能重放的，除非等待來年，而來年之花與今日之花又多少有點區別。所謂“重放的鮮花”只是一種形容，只是還其花本來的面目而已。重讀《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已有明日黃花之感了，並不感到它有何等的鮮艷。人有兩種習性，一種是喜新厭舊，一種是喜舊厭新，兩重性在一個人的身上可以調和折衷，可以交替表現，那是因時、因地、因事而定的。…

如果讓時間倒流六十年，有人駕一葉扁舟，沿長江的北岸飄流而下，在傍晚或清晨流經靖江縣一個叫作夾港的地方時，他也許可以在一片蘆葦後面的江岸上發現一個十多歲的孩子，那孩子呆呆地站在江岸上向長江的南岸眺望，望著天邊的青山，望著南飛的群雁。

那孩子就是如今的我，一個年逾七旬的老頭。我在長江的北岸長大，可卻總是憧憬著南岸的天堂——蘇州，天堂離我並不遙遠，我的姨媽家就住在那里。

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因病到蘇州來療養，記不清是什麼病了，只記得那望眼欲穿的願望馬上就要實現，病痛的有無實在是無關緊要的。

我穿著長衫，乘著一艘木船進入了蘇州的山塘河，我的姨媽家就住在山塘河邊。我到姨媽家只是稍坐片刻，便沿著山塘河向虎丘走去。…

日本的朋友們可能對中國蘇州並不陌生，而我就是一個在蘇州住了將近半個世的老人。不過，我寫《小巷深處》的時候也不老，二十七歲，那是一個對人生充滿了遐想和深情的時期。待我寫到《小販世家》的時候已經五十一歲，那是一個對生活的困苦充滿了同情的時期。待寫到《萬元戶》的時候，除掉深情和同情之外又多了一些嘲諷的意味，年齡對一個作家來說有多種意義。

有一種意義使人沮傷，愈來愈接近墓地；有一種意義使人欣慰，竟然熟悉了那麼多的人，懂得了那麼多的事體，可以把這麼多的人物寫出來，讓他們代表我在這個世界上繼續活下去。…

《萌芽》創刊的初期，我曾經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一個短篇，名曰《小巷深處》。當時曾引起一點“轟動”，後來便引起一場“風波”，再後來便成了一個“紕漏”，沒完沒了地批到“四人幫”被粉碎。這以後它又成了“鮮花”，被收到《重放的鮮花》小說集里。反復折騰造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只要聽到“小巷深處”這四個字，我就會毛骨悚然！

小說的發表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萌芽》的編輯同志們還記得這件事，要我寫篇文章作點兒回憶。其實，寫回憶和讀回憶的人往往都要上當，因為回憶象個篩子，能把灰塵和癟籽都篩光，剩下的都是顆顆好樣，一等一級。即使留點兒灰塵，那灰塵也成了銀粉，可以增添光輝；即使留幾顆癟籽，那癟籽也成了坯芽，可以長成大樹；失敗都是成功之母，痛苦中也能品咂出美味。

阿Ｑ至今沒有死去恐怕和這種回憶多少有點關系。…

文章里有一個品種，謂之曰隨筆，顧名思意就是隨意命筆。筆是一種工具，命是一種思維，一種意念，意念指揮工具而成華章。通常的情況下人們往住重視意念而輕視工具，認為工具可以隨意指揮，想用就用，不用就丟，不聽使喚就扔進垃圾箱內。其實不然，有一種筆就不那麼好對付，它有自己的個性和脾氣，這就是毛筆，是名符其實的筆，是那竹管上裝著一撮毛的東西。這東西不好對付，軟不得，硬不得；重不得，輕不得；快不得，慢不得。使不會用筆的人望而生畏，在下便是其中之一。小時候毛筆字寫不好被先生打手心，現在拿起筆來手就發抖。有時被逼得簽名或題字，寫出來的毛筆字連想恭維的人都難以啟口。年輕時不知何故，只是對那些寫一手好字的人十分眼熱，看人家手里的那枝筆，揮灑自如，轉折得體，柳體、顏體、瘦金體，鐵筆銀鉤。自己拿起筆來卻沒輕沒重，沒粗沒細，按著白紙劃黑線，寫出來的字又有簡體又有繁體，就是不得體。看看倒也清楚，就是不美。下放勞動時也曾偷閑練過一氣，收效甚微。最後只好長嘆一聲道：天生的。…

我像許多愛好文學的人一樣，開始的時候是想寫詩，而且是寫長詩，寫史詩。寫了以後自己看看既不像新詩，也不像舊體詩，算了，從來沒有寄出去。

後來受到一點啟發，想寫小說。那時，我對小說已經有了一點見解，認為小說要寫自己最熟悉的人，還要有點兒可讀性。因為我最怕讀那種人不像人，枯燥無味的所謂小說。

要寫熟悉而有趣的人與事……有，有一個人我很熟悉，而且有趣，那是我家鄉小鎮上殺豬賣肉的，名叫張大林。

張大林的肉店開在小鎮橋頭上的小河邊。那店即使在當時也是個破爛攤，兩間茅屋，蘆笆墻，左店右房，除掉一個肉案和一張床之外，真可謂之家徒四壁。此人的人緣很好，賣肉從不短斤少兩，高興起來還在稱好之後再加一點，但要看是誰，正所謂是低頭斬肉，擡頭看人。…

有位記者采訪時，突然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他說，你在蘇州生活了這麼多年，蘇州是“鴛鴦蝴蝶派”的根據地，你和周瘦鵑等鴛蝴派的人物又很熟悉，你的創作是否受到他們的影響？

我聞此言猛地一驚，這是一種條件反射，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的第一頂帽子是反黨分子，第二頂帽子就是“新鴛鴦蝴蝶派”，曾經有幸在蘇州的開明大戲院陪著周瘦鵑、程小青、範煙橋諸先生公演過一出辛酸的滑稽戲。我是配角，被打了一記耳光之後押上前台，這時候周瘦鵑先生已經被鬥過多時了。

我坐著“飛機”聽得耳邊一喝：“你是不是鴛鴦蝴蝶派，你回答！”…

這個世界也真稀奇，一時間一種潮流；更奇怪的是某一種潮流的興起又幾乎是世界性的，只是有個時間差而已。

記得剛粉碎“四人幫”的那陣子，文學、特別是小說大出風頭，文學刊物發行幾十萬、上百萬的不算稀奇。於是乎作家也就跟著走紅了，那個抖勁兒不下於現在的總經理，常有金錢與美女在身邊繞來繞去地。雖說那時的錢沒有現在多，輿論也不偏向於有錢的，可那作家的聲譽和他們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卻是令人羨慕的。

那時間，名作家們的風光和現在的紅歌星差不多，走到那里都人有人請演講，請吃飯，請會見，請簽名。寫稿有稿費，演講也有五塊錢的講課費，外加一點什麼紀念品之類。雖然和現在歌星們的出場費不能比，可你知道，那時人們的收入除掉規定的工資之外，多拿一個錢都是有貪汙的嫌疑，作家們居然還有非工資以外的收入，了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