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許多愛好文學的人一樣,開始的時候是想寫詩,而且是寫長詩,寫史詩。寫了以後自己看看既不像新詩,也不像舊體詩,算了,從來沒有寄出去。

後來受到一點啟發,想寫小說。那時,我對小說已經有了一點見解,認為小說要寫自己最熟悉的人,還要有點兒可讀性。因為我最怕讀那種人不像人,枯燥無味的所謂小說。

要寫熟悉而有趣的人與事……有,有一個人我很熟悉,而且有趣,那是我家鄉小鎮上殺豬賣肉的,名叫張大林。

張大林的肉店開在小鎮橋頭上的小河邊。那店即使在當時也是個破爛攤,兩間茅屋,蘆笆墻,左店右房,除掉一個肉案和一張床之外,真可謂之家徒四壁。此人的人緣很好,賣肉從不短斤少兩,高興起來還在稱好之後再加一點,但要看是誰,正所謂是低頭斬肉,擡頭看人。

張大林的妻子早故,有一個兒子和我差不多的年記,平時幫著張大林殺豬、刮毛,看守店鋪。照理說兩個人也可以溫飽了,可他們一家二人卻是衣食不周,原因是張大林嗜賭如命,搓麻將,推牌九,押寶,挖紙牌……樣樣都會。俗話說久賭必輸,輸得那張大林夏天大赤膊;冬天,一件棉袍油膩得簡直可以當雨衣。那一年鄉里禁賭,鄉長和張大林之間發生了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

我覺得這個題材很好,可以寫小說,寫出來肯定有趣,也有政治意義,禁賭嘛,移風易俗,談何容易!於是便閉門造車了。

那時我在蘇州報當記者,寫小說只能是業余,只能在午休和深夜悄悄地進行。

我在走廊的盡頭找到了一個兩三平米的小房間,那里亂七八糟地堆了許多舊報紙,我把報紙堆好、堆高,用鋪板擱在報紙堆上當桌子,關起門來泡制小說了。

我記得那是1955年的夏天,關起門來,密不透風,汗下如雨,赤膊上陣。寫寫停停,為時數旬,終於做成了一篇小說:《賭鬼》,寫的就是張大林和鄉長之間的一場暗鬥。

那時候,全國沒有多少文學刊物,《人民文學》高不可攀,上海有《文藝月報》(上海文學的前身),試試看。

稿件寄出之後,天天在等侍消息,特別是刊物出版之日,首先一目十行地看目錄,看看有沒有自己的大作在內,所有的第一次投稿的人,都有過此種痛苦的經歷。

等了好久,稿件退回來了,當頭一盆冷水,可在這一盆冷水之內,卻有一封十分熱情的退稿信。那信是用毛筆寫的,有兩三頁紙。信中十分詳盡地寫明了退稿的意見,大意是說現在已經解放了,農村里是一片新氣象,賭錢的人已經不多了,再來寫一個賭鬼就沒有多大的意義,所以“大作不予刊登”。“但是從你的來稿中可以看出,你是很能寫小說的,懂得使用文學語言,希望你繼續來稿。”這幾句已經有點兒鼓舞作用了,編輯是行家,他說我能寫小說,而且還懂得使用文學語言,那是不會假的。更何況那編輯的一番話決不是客套和安慰,因為那退稿信中還附來了一份登記表,發展我為《文藝月報》的通訊員,贈送刊物一份,並不定期地發出一種寫作提示,像報紙編輯部的“報導提綱”似的,說明刊物目前需要那些內容的文藝作品。這就說明我已經成了編輯部重點培養的對象。我們報社也發展通訊員,還舉辦學習班,通訊員的來稿采用率是很高的。

我又埋頭寫作了,也摸到一點門路了,現在的小說和我愛讀的小說不一樣,它也像新聞報導,要寫工農兵,不能寫賭鬼。可讀性如何倒是次要的,首先要有政治義意。那時我負責采訪蘇州的工廠,采訪筆記上的先進材料一大堆,能寫成新聞、通訊的很少,何不把那些先進事例改頭換面,加油添醬地寫成小說呢。幾經寒暑,終於又做成了一篇,題名《榮譽》,這下子中了,發表在1955年上半年的《文藝月報》上。位置顯著,跟著還發表了評論。這就一發不可收拾了,連著寫出了《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等等,掉進了文學的陷井……那年頭,文學可不是好玩的!

我時常想起我的這位從末謀面、不知姓名的編輯,是他的一封退稿信為我打開了文學殿堂的大門,至於進門之後的刀山火海,那也是他所料之未及。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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