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把一些曾經受到過批判的作品收集在內。名為《重放的鮮花》。我的兩篇小說《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也在其中。

花開花落是自然界的規律，鮮花實際上是不能重放的，除非等待來年，而來年之花與今日之花又多少有點區別。所謂“重放的鮮花”只是一種形容，只是還其花本來的面目而已。重讀《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已有明日黃花之感了，並不感到它有何等的鮮艷。人有兩種習性，一種是喜新厭舊，一種是喜舊厭新，兩重性在一個人的身上可以調和折衷，可以交替表現，那是因時、因地、因事而定的。

當我拿到第一版《重放的鮮花》時，忍不住熱淚盈眶，手也擅抖。這話並非是寫小說的習慣用語，當時的情況確實如此。因為這兩篇小說在歷次運動中已被批深、批透、批臭，那題目的本身就是一種罪過，就會使人變成鬼，永遠低著頭。兩篇小說像兩個永不痊愈的傷口，一碰就會流血，一碰就會痛徹心髓。弄到後來成了一種條件反射，一想到這兩篇小說就會心跳得別別地，好像曾經偷過人家的東西。突然之間，兩個傷口變成了兩朵鮮花，左右各一，掛在胸前，而且被告知：你過去就沒有偷過東西，偷的也許是火種，那是普洛米修斯的行為！阿Q又得意起來了：“媽媽的，我本來就沒偷。”

我自愧不如阿Q，因為阿Q有一大特點：容易忘記。而我永遠也忘記不了知識分子的災難和我們民族的那場浩劫，多少犧牲和眼淚啊，鮮花是靠它澆灌的，你阿Q算個什麼東西！

為《重放的鮮花》出版而作。約於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