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時間倒流六十年，有人駕一葉扁舟，沿長江的北岸飄流而下，在傍晚或清晨流經靖江縣一個叫作夾港的地方時，他也許可以在一片蘆葦後面的江岸上發現一個十多歲的孩子，那孩子呆呆地站在江岸上向長江的南岸眺望，望著天邊的青山，望著南飛的群雁。

那孩子就是如今的我，一個年逾七旬的老頭。我在長江的北岸長大，可卻總是憧憬著南岸的天堂——蘇州，天堂離我並不遙遠，我的姨媽家就住在那里。

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因病到蘇州來療養，記不清是什麼病了，只記得那望眼欲穿的願望馬上就要實現，病痛的有無實在是無關緊要的。

我穿著長衫，乘著一艘木船進入了蘇州的山塘河，我的姨媽家就住在山塘河邊。我到姨媽家只是稍坐片刻，便沿著山塘河向虎丘走去。

七里山塘到虎丘，這是當年蘇州風光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我被這天堂的美景驚呆了：塔影、波光、石橋、古廟、河房……她的美妙超過了我的想象。我逛過了虎丘山又乘馬車去寒山寺，看完了寒山寺意猶未盡，還到楓橋對面的小吳山上走了一趟。回來時已是萬家燈火了，姨媽家的人急得團團轉，不知道這鄉下來的孩子出了什麼事，至少是在蘇州迷了路。

我不是迷了路，而是著了迷，覺得這蘇州簡直是一部歷史書，一幅風景畫。土生土長的蘇州人也許會對蘇州的景物有點兒司空見慣，可對一個在農村里長大，在小縣城里讀了幾年書的人來講，進了蘇州真的有如進了天堂。更為有幸的是通過親戚的關系我居然住進了耦園。當年的耦園是蘇州著名的私家花園，在婁門小新橋巷。喏大的一個花園里只住了三四個借住的人，晚上我坐在池塘邊的小亭中，見滿園的繭火飛舞，聽園內外的蛙聲四起。蛙聲時起時寂，陣起時有如雷鳴，沈寂時園中沒有一點聲息，只聽見池塘里的鯉魚在荷葉下面唼喋，繭火蟲飛回池塘中，排成一條直線。樓上有位先生會拉二胡，他也是在養病，拉的是《病中吟》。我那時日夜讀著小說，迷戀於各種文學作品，沈醉在夢幻般的天地里。文學與蘇州的美景合成了一種針劑，把那藝術的基因注進了我的血液里，只是我當時毫無感覺，因為那藥性還沒有到發作的時候。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我考進了蘇州中學，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從此我成了蘇州的一個學生，一個居民。每年的寒暑假便在蘇州四處遊蕩，看小說常常是看到天亮。

蘇州中學在三元坊，隔壁是孔廟，對面是可園與滄浪亭，蘇子美和沈三白的居住遊樂之地，可我慢慢地對遊樂失去了興趣，通過生活與書本，對蘇州、對社會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對社會認識也開始由表及里，覺得蘇州也不是樣樣都好，普通老百姓也不是生活在天堂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冬天，玄妙觀的屋檐下常有凍死的饑民，可那權勢豪門之中，酒樓青樓之內，仍然是花天酒地，嫖娼宿妓。瘦骨嶙峋的黃包車夫，拉著大腹便便的奸商，一路疾走，氣喘如牛，這是什麼社會？我沒有閑情去欣賞蘇州的美景了，憤世疾俗，憂國憂民。那個時代的先驅者發出了強大的聲音：知識分子到民間去，到解放區去，去拯救勞苦大眾於水深火熱之中！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我動身去解放區了，臨離開蘇州之前還去了一趟虎丘山，站在虎丘山頂遙望蘇州城區，暗自與蘇州告別，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豪情。

壯士一去兮又回來了，時間只隔了不到一年，我隨軍渡江南下，又進了蘇州，成了一名新聞記者。當了六年的新聞記者之後，當年的藝術基因終於藥性發作，鬼使神差，竟然寫起小說來了。

那時候寫小說也不管什麼流派不流派，只知道小說是寫實的，所謂寫實就是寫自己所熟悉而真實存在過的事情。蘇州解放前後的事情我熟悉的很多，當然就會湧到我的筆下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是我寫蘇州，實際上是蘇州在寫我。

我寫《小巷深處》時，並非是故意要想創造個什麼“小巷文學”，也沒有想到要在大寫工農兵，大寫英雄的時代別出心裁來寫一個妓女從而引起轟動（現在不會轟動），實在是因為解放初期我采訪過蘇州市的“婦女生產教養院”。

解放初期的掃黃是很利害的，幾乎是在一個晚上便把全市的妓女都抓起來，關進了昌善局內的“婦女生產教養院”。當然，抓她們並不是要懲罰她們，她們在舊社會里大都是被逼為娼，是些被悔辱被損害的人，新社會要把鬼變成人，抓她們是為了救她們，把她們集中起來學習，醫治性病，控訴舊社會，然後把她們分配到各個工廠里去做工，做一個自食其力的新人。當時我對“婦女生產教養院”進行過連續報導，還拍過許多照片，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過了若干年，大概是一九五五年的國慶節的前夕。按照慣例，每逢國慶節的時候都要報導一些各方面的成就。我突然想到那些變成了新人的妓女，她們現在都怎麼樣了？應該是有了一個幸福的家庭，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吧。這是一個很能反映新社會成就的事例，應該選擇典型，加以報導。

我很快便查找到一個人，這人當年是“婦女生產教養院”的學習組長，在某廠做工，已婚，有了孩子，當上了先進生產者，住進了新工房，實在是一個理想的采訪對象。我騎上自行車直奔這位女工的家。這位女工還認識我，可是見了我之後就有點不大自在，知道我要報導她的事跡以後嚇得面無人色，連忙把我拉到門外面，四顧無人，對我懇求，千萬不要報導她的“先進事跡”，因為她的婆婆，她的左鄰右舍都不知道她曾經當過妓女，萬一登上報紙，她就無地自容。我也吃了一驚，差點兒又把人家推進了火坑，連忙騎上自行車溜之大吉。

報導沒有寫成，這件事卻使我久久不能平靜，原來由鬼變成的人卻也不能完全擺脫那跟在身後的鬼影。我當年寫小說除掉有名利的追求之外，更有對真善美的向往，也像當年要去拯救勞苦大眾一樣，要用藝術為善良的人去謀求一個公正的社會和幸福的人生。

我要為那位曾經賣身為娼的女工去追求幸福的人生了，便拿起筆來寫《小巷深處》。有人說我在《小巷深處》里把蘇州寫得很美，使人通過這篇小說而愛上了蘇州；又說“小巷深處”這四個字也很美，現在已經成了常用詞了。其實，這些也不能完全歸功於我，如果忽略了人間各種痛苦的話，蘇州確實很美。“小巷深處”這四個字也是從陸遊的詩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中衍變而來的，所以想到如此的衍變，那也是因為我在蘇州走過的大街小巷太多了。我走過鋪著碎石的小巷，走過鋪著石板的小巷，那石板的下面還有流水淙淙作響；我走過那長滿青苔用側磚鋪成的小巷，小巷的兩邊是高高的圍墻，墻內確有紅杏伸出墻外，一夜風雨過後，小巷里落紅滿地。蘇州人不賣杏花，可那賣白蘭花的叫聲卻是十分動聽的。陸遊的詩篇，蘇州的景物幫助我找到“小巷深處”這四個字作為小說的標題。

我熟悉小巷深處的各種人物，也知道這些人在解放前後的的變遷。我認識現今成了女工的妓女，也記得她們在解放前站在昏暗路燈下的情景。我住過耦園，也知道蘇州的各個園林，那留園的假山，西園的茶社，這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地進入到我的小說中來。我不能把我要寫的人物放到大海之濱，因為我不知道大海的濤聲在深夜里是低訴還是轟鳴，可我知道那賣餛飩的梆子在深夜的空巷中會發出回聲。當我在藝術的幻想中拼命地搜索我的人物的蹤影時，那客觀的存在就會把我的各種想象吸附過去，讓天馬行空的藝術想象找到一處歇腳的地方。

在寫《小巷深處》之前，我也曾寫過一些類似通訊報導式的所謂小說，寫一些社會生活表層的掠影，說明一些簡單的流行觀點。從寫《小巷深處》開始，便開始研究社會，研究人生了，開始從拯救勞苦大眾轉向拯救痛苦的靈魂。此念萌生之時，適逢一九五七年那個思想解放的春天，那時我離開了新聞工作崗位，到南京去當專業作家。在南京與幾位同行一起“解放思想”，覺得文學不能只是在生活的表面撇油花，要勇敢地去探求社會，探求人生。幾個人一時興起，決定要辦一份同人刊物來弘揚我們的宗旨，發表我們的作品。刊物定名為《探求者》。

刊物還沒有來得及出版，反右派鬥爭就開始了，《探求者》被打成反黨集團，各位探求者一一墜入深淵，開始了各自的人生的探求。

我開始上下而求索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每當我在危難之時，總是有好心人在在暗中助我一臂之力，讓我回到蘇州，下放到工廠里勞動鍛煉，改造思想，沒有把我送進勞改農場。如此上下過兩次，在蘇州的工廠中當學徒，當工人，前後將近六年。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又把我從工廠中拉出來批鬥一通，行禮如儀之後又納入了下放干部之列，到蘇北的農村里去安家落戶，限於五天之內全家離開蘇州。

這一次臨離開蘇州之前，我沒有到虎丘山去向蘇州城告別，也沒有了那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豪情了，只覺得是前途茫茫，此一去將老死他鄉；對於曾經苦苦追求過的文學不再存有什麼希望，而且還有一種反感，覺得文學只不過是一種工具，作家們被逼得用作品在那里進行政治投機，投中了聲名顯赫，投錯了就由人變成了鬼。老死荒村去吧，中國如果還有一點希望的話，這一切總是要改變的，物極必反，是歷史的規律，問題是能否活著見到那一天。那時候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暗中在和某些人進行著生命比賽，看誰能活得長點，活得長點的人就有可能見到黑暗的終點，怕只怕這終點和墓地也差不了幾公里。可我那時還很有信心，因為當我暮投荒村的時候只有四十歲。

四人幫垮了，那種極端的邪惡也只是猖獗了十年，我有幸在見到終點的時候離開墓地還有好大的一段距離，感謝蘇州又一次接納了我這個歸來的浪子，五十歲上又回到了這座美麗的城市。

文學對我來說已經十分生疏了，十多年中基本上不用筆，許多常用字都想不起來了，更忘記了那小說是怎麼寫的，像一個帶了十多年鐐銬的人連正常的走路都不會。好在文學也像某種病毒，它在侵入人體之後便會潛伏在血液里，一旦受到某種激發，它會立即使得你血液沸騰，不能自己，忍不住要用藝術的瓊漿來澆胸中的塊壘。三十年來家國，多少遐想與企待，辛酸與眼淚，我與蘇州人共同走過了這天翻地復，光榮屈辱，高尚卑微，荒唐正經的三十年。包括我自己在內，幾乎是人人都想說話，都要向生活提出問題。我用掙脫了鐐銬的手，握住了生疏的筆，開始了我的文學道路上的第二次跋涉。

這不是寫《小巷深處》的年代了，二十年的風雨蕩滌了那種天真的純情的追求，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自以為是的使命感。想要寫出這一代人的艱辛、迷惘與追求，帶著無可奈何的嘲諷與淡淡的哀愁。一種強大的力量推動著我進行了十多年的沖刺，我把自己所經歷的各種人與事，一一加以審視，對受難者寄於同情，對卑劣者進行諷刺。我本來想開劈一個“特別法庭”，來對那些卑劣者進行審訊。結果是未能進行到底，原因是真正需要受到審判的人，我對他們並不熟悉，我所熟悉的一些小人物，他們大多是上當受騙，只是為了一點起碼生存空間，一點可憐的私利，小偷小摸，罪行輕微，連主審的法官也不能自免。“特別法庭”應該變成研討會，大家向前看，來清掃前進道路上的垃圾。

我慢慢地停了下來，想想看看當今，重新思考，再發起新一輪的沖刺！不行了，年愈七旬，疾病緾身，精力不濟，老驥伏櫪，主要是休息，能寫則寫點，不能寫就做一點寫作之外、力所能及的事。記著魯迅先生的教導：寫不出來的時候不要硬寫。我總覺得，一個作家是屬於一個時代的，他不能包寫一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