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三年來的中國文學，處在一種自我的騷動之中，主要是因為外來的影響觸動了固有的傳統。

我所說的外來影響，不僅是指文學而言，同時也包括了經濟生活、價值觀念中的外來影響，大眾傳播媒介中的外來影響。凡此種種的影響使得一部分文學的讀者，特別是知識豐富的青年讀者的欣賞習慣和審美觀點有了改變。他們再也不滿足於傳統文學的固有程式和被人習慣了的思維方式。此種變化是文學的後院起火，是難以抵禦也不必抵禦的。

每一個國家文學傳統都是一個發展著的概念，多元化的概念，很少有某種傳統是不變的，單一的。文學傳統的發展與變化，常常要借助於外來的影響。比如中國的小說，它的老祖宗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變文”。所謂變文是隨著佛教而來的，即在宣講佛教的教義之前先講一個與佛教有關的故事，用以吸引聽眾。誰都知道，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１９１９年以後產生了中國的新文藝，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可是誰也都知道，中國新文藝的形成和歐、美、俄國文學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我們今天所說的外來影響，主要是指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學影響而言，包括被西方及發達國家所推崇的文學作品在內，包括在座的諸位美國同行在內。我設想，如果我們的中美作家座談、或其它的中外作家交流在幾十年前就開始，文學流通的渠道從來就沒有被堵塞，那末，所謂的外來影響就會在正常的流通中交融，不會形成潮流，不會成為問題，更不會有人好象突然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文學的河流長期被大壩攔阻，一旦開閘以後就會產生沖擊，這也是很自然的。

當閘門打開的時候，第一種人心情激動，乘流而下，高聲叫喊：“跟我來，這才是真正的文藝，世界性的！”同時對傳統的文學采取了比較偏激的態度，即所謂的反傳統。

當閘門打開的時候，第二種人在那里徘徊，在觀察，在學習，老謀深算地檢查自己，看看哪些地方已經陳舊了，外來影響中哪些東西是可以吸收的。

當閘門打開的時候，第三種人驚慌失措，高聲叫喊：“快把閘門關上，這樣下去要洪水泛濫的！”

對於第一種人我十分敬佩，佩服他們的勇敢和精力充沛，沒有他們的沖擊文學就不會產生自我騷動，沒有騷動也就不會有發展。我只是希望他們在激動過之後能慢慢地冷靜下來，冷了一陣後又繼續發熱，真正的好作品往往是產生在第二個熱點上的，一味地沖刺往往跑不到終點。如果騷動一陣以後便逐漸沈寂不再發熱的話，他們搏擊所帶來的成果就會落到第二種人的手里。

第二種人十分聰明，也許還帶有點與人無害和狡黠，他們會穩紮穩打地向前走，而且從別人的失敗中吸取教益。他們不把外來影響當作靈丹妙藥，或者是洪水猛獸，只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吸收，使得老樹重放新花。可是這種人也有危機，老謀深算的人往往畏首畏尾，拿不定主意，求穩常常會猶豫不決，坐失良機，很可能當第一種人到達第二個熱點時，他們還在那里徘徊。

對於第三種人，只要他不去叫警察來關閘門，也就不必對他們進行諷刺打擊。我們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養成了習慣，動不動便要拼個你死我活，相信毛澤東的那句口號，叫你不打他就不倒。其實，你打了他也未必就倒，你不打他也會自倒，而且倒得服貼，。否則的話，他即使自己倒了也有怨氣，總以為是被人打倒的。同時，文學的發展就需要競爭，競爭就必須有對手，要不然的話你就太輕松了，輕松的競賽決不會出好成績。

我希望外來的影響能使得我們的文學傳統有所變化或發展，主要的是用現代意識來審視我們民族的特點，用多種方式來加以表現。意識是現代的，使得各國人民都可以理解；特點是中國的，使得各國人民都感到新穎，有趣，得到教益。我想，在座的諸位美國作家都不會希望中國的文學傳統在外來的影響中消失，如果在兩年之內中國文學變得和美國文學沒有什麼區別，那末，下一次的中美作家座談就沒有什麼意義。文學的世界和世界的文學是一個多樣化，多異性的概念。當生產方式逐步趨向一體化的時候，人們在精神上的渴求就會更加走向多樣和多異，否則的話，那生活也就單調而無味。

以上所說的外來影響，當然是指有價值的影響而言。外來影響中也會有庸俗、低級的東西，很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決不能把別人正在追打的老鼠，當作長毛兔養在自家的花園里，那玩意兒繁殖起來是很快的。

（１９８８年在重慶中美作家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