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棟床上堆著書，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讀書讀到清晨一兩點，讀到兩眼充血，像針紮一樣痛苦，才把書放開。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條繩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腳綁在一起，熄了燈睡覺。

"這樣一來，我一翻身，扯不動腿，就會醒過來；醒過來就馬上爬起來繼續看書——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當兵去了！"

聯考前，李國棟很平靜地這樣解釋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臉頰浮著一層暗暗的青氣，眼白裏一條一條細細的血絲。講話的時候，眼神渙散，不知道他在看哪裏。

"為什麽不換個讀書方法？這種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嗎？"

他搖搖頭："我不知道有什麽別的方式。"…

我很遺憾我是個女的。我很遺憾別人發覺了龍應台是個女性。

在編輯、記者、讀者、作家發現我是個女性之前，我被當作一個正常的"人"看待。他們很冷靜地讀我的文章，而後寫信來。不同意的入試圖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厭惡我的人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我；欣賞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傾慕的話寫下寄來。

我的反應也是一貫的冷靜；覺得我用的邏輯不周全嗎？好，讓我再演繹一遍證明給你看。資料引用有誤，對不起，我道歉並且更正。惡毒的人身攻擊？我不屑於理會。至於讚美和傾慕，讓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究竟值得幾分；這個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有人發覺這個陽剛的名字後面居然是個女人！消息傳了出去，像野火一樣燒開。…

讀了八月二十九日龍應台的《野火集》《啊！紅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龍應台一般聲明："如果新聞報導沒偏差的話"，因為我甚至連那篇新聞報導也沒有看到。

其次，便要問問，市立美術館館長蘇瑞屏在"立即把該作品（李再鈐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塗成銀色"之前有沒有把該作品的"本色"（紅色）先用沙紙打掉，或用松香水之類的融解劑化掉、洗掉。…

美術館長是個藝術工作者，還是政戰官？

如果新聞報導沒有偏差的話，那麽事情是這樣的：李再鈐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術館展出，有人投書認為作品漆成紅色有點像中共的紅星；蘇瑞屏館長從善如流，立即把該作品花了八千元改塗成銀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議。這是一件小事嗎？我認為非常嚴重，因為"小事"暴露出兩個文明社會所不能容許的心態：第一是對藝術的極端蔑視，第二是極權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掛帥。…

大有為的台電要在立霧溪建水壩，很多人反對。桃園神社差點被拆了，報紙輿論喧騰了一陣。高雄市的古墻被怪手毀了一段，社會上議論紛紛。這兩年來，保護自然、維護古跡似乎成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裝，去年個個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來談"文明"。而台灣為什麽要維護古跡呢？報紙說，是為了保持"國際形象"，不能讓西方人覺得中國人沒有文化。

動不動就搬出"國際形象"來作為自我督促的標準，泄漏了台灣目前一種缺乏自信的心態：我這樣做，別人（西方人）會怎麽想？於是一面揣測西方國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決定自己該怎麽做。西方講究人權，所以我們處理政治案件要特別慎重；西方人愛護野生動物，所以我們要節制吃老虎鯨魚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跡，所以我們也得有一兩樣，不能太落後。一切一切的努力，都為了一個大目的：避免別人輕視我們，在國際舞台上不丟人現眼。…

復興高中"吻頰記過"的事件，我曾於六月四日在《民生報》，六月十一日於《聯合報》各寫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認為姑不論覆興中學校方處分學生，記兩個"暗過"一事，是非對錯如何，教育部長與教育部能尊重該校的決定，不予幹涉，是正確的，也是比較以前為"進步"的。另一方面，我也曾對覆興中學校方的處理方式，對我們教育某些虛偽、敷衍和落伍，對校長、訓導與教師對學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處提出了批評。最後我曾說："學生行親頰禮而被記過，教育部長尊重校方的決定，不加幹涉，這種領導作風，令人激賞。但對學生施行懲罰的校長與教師，其荒謬與錯誤，誰來懲戒呢？"我並不主張放任。…

有一所國中一口氣處罰了八十個學生，因為他們頭發過長。有一個教官在大街上罰學生站，因為學生穿著制服當街吃西瓜。還有一位國中校長，因為學生翹課出去鬧事，痛心反省之余，大罵經費不足，未能把破損的校墻圍好，所以亡羊補牢第一步，申請經費修墻。更有出了名的覆興中學，因為學生上台吻了異性表演者的面頰而將他們記"暗過"。

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學生來信："我們訓導主任和管理組長專門檢查服裝儀容。夏天再熱，襯衫的袖口不能卷起來，裙子要過膝。冬天的套頭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顏色，鑲邊也不可以。書包的背帶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夾克的拉鏈必須拉到底。頭發一定旁分，一定要用發夾。發長是用尺量的，多出一點點就要記警告；有劉海或打薄的，要記小過，而且，老師還會把你的頭發剪成一邊長一邊短，後面剃平，作為一種羞辱、一種懲罰。"…

為什麽老寫台灣的缺點？難道你看不出這裏有任何一點美好的東西？為什麽不說說台灣的好？

朋友這樣指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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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帶點罪惡感，走到人頭攢動的淡水街頭，再深深看一眼。…

說台灣非常崇洋？

好像是的。不管貨品好壞，一加上洋文包裝，就有人趨之若騖。走進豪華大飯店，侍者對外國客人殷勤備至，對自己的同胞卻往往視而不見。有難題存在，總要打上"有礙國際觀瞻"的字號才能得到快速的解決，如果有政客來訪，記者最強調的，是此人對台灣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當年背誦"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險釁"的一代，現在忙著送下一代到英語幼稚園讀"哈羅，你好嗎"。每年夏天一批一批優秀或不優秀的青年乘著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頭腦與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頭。

可是台灣真的祟洋嗎？…

市場裏的歐巴桑蹲在濕淋淋的地上剝玉米，為了湊足後生上大學的費用。她所關心的，或許是菠菜的收成與一斤幾毛的價錢，後生所關心的，就可能是如何爭取一個容許他獨立思考的環境。"野火"對歐巴桑沒有意義．對她的後生卻有意義，我們能夠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後生的後生一出世就在一個衣食溫暖、自由開放的環境裏，他不需要經過掙扎奮鬥就可以盡情盡性地發揮他所有的潛能。

幸福，沒有止境。《野火集》不過是一個追求幸福的吶喊！

十萬本，代表一個非常迫切的吶喊。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惡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台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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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第六信·村莊＝國家＝小宇宙的森林 （四）

我對於為我們當地引進外部文明，也就是普遍文明的導入者，而且使人感到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文明的孿生天體力學家，懷有非常強烈的敬愛之心。然而，他們為了父親＝神官，大力反駁校長的告發而為父親＝神官辯護，對於此項辯護，父親＝神官表現了沉默的不滿，對於他這種態度我也感到沒有什麼不妥。當然，我也弄不清楚這種感覺的根據。於是我對於阿波老爹、培利老爹無限的善意，感到自己好像並沒有真正地接受過來而懷有苦澀的情感。如果是現在，我就可以這樣說明那時進退維谷的窘境了。我作為一個孩子，有意識的時候是站在阿波老爹、培利老爹一方的，無意識之下，是站破壞人影子之中的父親＝神官這一邊的。可作為旁證的，必須提到，與此相同的時候，我常常感到奇妙的附體現象。…

後院的雞棚裏傳來一聲雄壯而又宏亮的雞啼，馮老五醒來了。蒙在木格窗子上的塑料薄膜兒，現出了蒙蒙的亮光，天明了。老五一翻身就溜下炕來，棉襖棉褲整整齊齊穿在身上。為了等待兒子，他昨晚壓根兒就不曾解過鈕扣。

馮老五走出上房，一邊結緊腰裏的帶子，一邊走到小院裏。夜裏落過一場小雪，瓦溝裏坐著一層薄薄的白雪，天已經放晴了，農歷正月末尾的一彎殘月，掛在東塬頂上。

兒子住的廂房的木門板上，掛著一把鐵皮鎖子。老五心裏一驚，夜黑他去哪兒了？

好事如果和瞎事恰恰遇在一起，就使人特別揪心！馮老五好容易從公社書記那裏給退伍歸來的兒子求得一個社辦工廠的指標，昨天傍晚興沖沖回到家，老伴卻告訴他，後晌開了社員會，兒子被眾人選上隊長了！…

《歐葉妮．葛德蘭》作者：（法）巴爾劄克，出版時間：一八三三年

《歐葉妮．葛德蘭》這部龐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從所有人身上都抽出某種東西來，他寫出一些人的幻想，另一些人的希望，這些人的呼吸，那些人的假面。他搜索惡習，解剖情欲。他發掘和探察人、靈魂、心地、肺腑、頭腦以及每個人身上都深藏著的奧秘。

貪婪是最真實的貧窮，滿足是最真實的財富。

巴爾劄克是十九世紀法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和傑出代表。一生創作了九十六部長、中、短篇小說和隨筆，總名為《人間喜劇》。其中代表作為《歐葉妮．葛德蘭》。《歐葉妮．葛德蘭》是巴爾劄克《人間喜劇》中的“最出色的畫幅之一”。…

各種夢影像的強度相差（位於我們所了解的兩個極端之間）並不能夠看為比真實情況來得大（這我們認為是夢的特征的，其實是掩人耳目而已），因為這和我們在真實情況中所能體會的不清楚度無所比較。我們常常會說，夢中不清晰的對像是“消逝的”，而認為更清楚的影像必定是醞釀了相當長的時間。現在的問題是，到底是夢思的什麽東西決定了夢內容中各不同部分的鮮明度呢？

我想以分析一些可能的情況來做為開始。因為夢的材料可能包括一些睡眠時所覺察到的真正感覺，所以也許有人會這樣假設，導源於這些感覺的夢內容一定會有特殊的強度，或者反過來說，在夢中特別鮮明的，一定導源於睡覺時的真正感覺。不過由我的經驗來看，此種假設從來沒有成立過。由睡覺時所接受的神經刺激產生夢的影像比由記憶而來的清楚——這種關系是不存在的。真實與否對夢影像的強度來說是毫無影響的。…

一個人站在橋頭，痛哭流涕。

行人陸續走來，圍成一個圓圈。他們懷著極大的興趣傾聽這位公民的哭聲。

一位警察走到跟前，問道：“怎麽啦，公民，哭什麽？”

“我沒有履行職責，能不哭嗎？”

“到底出了什麽事？”

這位公民擦幹了眼淚，繼續說道：“兩個青年違犯規定，過街時惹火了電車司機。司機剎住車，打開車門便沖他們大嚷起來。我看情況不妙，便跟司機說：‘你先開車走，我去找那兩個青年談談。’司機消了氣開車走了，我這才去履行自己的諾言。可是，那兩個青年對我不屑一顧，留給我一個背影便消失在人群裏。”…

排練禮儀

排練初期不只要對劇本進行初步的探索，也要為排練過程本身建立情感的基礎。排練戲劇不只是工作而已，演員也不只是雇員。創造力與想象力的電流，不可避免會激起情感的火花與沖突。這個世界有多少導演，就有多少種導演與演員的相互關系。始終有效的做法是，把演員當成一個團隊裏的同事和夥伴，以尊重的、圓滑的和欣賞的態度與他們相處。我們聽到很多關於成功的導演指使、威嚇演員的故事（我認識一個藝術總監，他總是不願意聘用那些演員們樂於和他一起工作的導演，因為他十分著迷於專制獨裁的導演模式）。這也許可以制造出一種想要的效果，但是這樣制造出來的戲劇，通常會缺乏靈魂或是一種團隊精神。…

哈爾濱是一個年輕的城市，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

在各個方面都很年輕。俗話說「人是年輕的好，城市是老的好」。這種年輕的城市狀態，也多多少少導致了這個城市市民的某種自卑感：感覺自己賴以生存的這個城市太年輕了，太嫩了，遠不如古長安的西安，古金陵的南京和古燕京的北京，也不如天府之國的成都，高原之都的拉薩，沙漠之國的烏魯木齊。便是與國內的那些新興的城市相比，也多有遜色。那些古老的城市都有很長的文明史，很豐厚的文化歷史積澱，出過那麼多傑出的歷史人物，對中華民族的發展產生過那麼多的重大影響。而年輕的哈爾濱呢？…

第十三章碎片藝術的內涵與效果

———再讀庫弗的《保姆》



雅各布·科格（Jacob Korg）在《現代文學中的語言》一書中說

道：“實驗性作品常常看似毫無形式，倒像由斷裂的碎片構成。”［1］

科格說的“實驗性作品”顯然指的是後現代主義作品。雖然從他書

的標題看，他說的是現代主義文學，但從內容看，他的討論涉及後

現代主義文學，只是他未明確地劃分現代主義文學和後現代主義…

在布肯瓦德集中營,埃利的父親得了惡性痢疾,命在旦夕。有一天,極度疲倦的埃利睡著了,自然的忘卻降臨到他的身上。他一覺醒來,記起自己還有一個父親。父親死了,沒有人為紀念他而禱告,也沒有人為他點燃蠟燭埃利甚至流不出眼淚,“我甚至流不出眼淚。在我的生命的深處,在我那已經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裏,我也許還能搜尋到一點什麽--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