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流小說就像情動的交響樂，最大限度上模糊了表述者和傾聽者，在回憶的各種觀念構築的形象和輪廓中，情動起伏流轉，複雜的是，以往覺得悲苦的事在回憶裡反而有了某種快樂，而往日悲傷的事在回憶中反而有了些許甜蜜。甚至很多回憶模糊不清，只有殘留的味覺或嗅覺痕跡，但相應的歡愉或悲傷依然隨之起伏，流轉無礙。



情動和觀念伴行卻不重疊，它在理性思考的旁邊直接感受，並不是所有的感受都能還原為觀念或理性思考，所以德勒茲在斯賓諾莎研究中批判了「目的因之幻覺」「自由命令之幻覺」和「神學的幻覺」(《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23—24)。即使理性思考給你提供選擇和「好」的行動方式，也無法遏制情動的波動: 快樂或痛苦。…

抄寫員巴特比用「I would prefer not to」應對所有與他的溝通，無論別人說什麼，他只會說: I would prefer not to。這個句子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別人也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意思。



有趣的是，文章的結尾處看似無意地提及巴特比曾經的職業是郵局死信處理員，代表著溝通渴望的死信在他這里走到了盡頭。他面對著一堆現成的語言，但沒有一個的陳述對象是他，他也無法與之對話。交流的死局使他註定無法登陸到合法的表述位置，「這不是一種渴求虛無的意願，而是意願的虛無性的增長」…

德勒茲視野中的人的形象，已經不以認知主體的核心形象出現，而是在社會運行中作為要素被裝配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人的社會性存在不是孤立的，是事件性和被動的，被各種法則定義和限制，雖然號稱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但作為社會人，「我們被給予一個自由選擇，附帶條件是你要做出正確的選擇」(齊澤克，《暴力》140)。情動視角的確立，使「我們能夠通過一種前個人知覺的形式來思考感受，［……］在我思考或進行概念化之前，存在著一個先於任何決定的反應的要素」。

許多外在的力量作用於身體，通過視覺、聽覺、光線、溫度等，人們意識到某種存在但「不是將一個事物對象化和量化，［……］德勒茲因此訴諸強度」，對於德勒茲而言，「它有助於解釋作為…

對於德勒茲而言，六八事件的解釋困難對他刺激很大。1968年5月，在沒有任何明顯的政治或經濟危機的前提下，法國毫無徵兆地突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達到了革命的臨界點。



即使到了今天，整個事件也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淌而消逝，反而一再地被提及和詮釋。保守派視之為一次社會性動蕩和混亂，試圖從青年的教育、福利社會等各條進路解釋它，但無法取得統一且讓人信服的結論。激進派視之為一次革命活動，但這次革命活動沒有明確的綱領、組織領導和路線，或者說，這是一次眾聲喧譁的革命活動，是讓以往的革命理論集體失語的運動。



既沒有統一的革命主體，也沒有統一的革命對象和目的，人們各自反抗著自己認為應該對抗的東西。「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學生發動與領導，而非工人，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于治中 15) 于治中還處在尋找革命代言人的傳統革命理論邏輯中，而德勒茲卻懸置了這些革命理論的預設，從人的存在狀況開始思考，或者說，思考應該使用什麼概念繪制人的存在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