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拉美文壇常青樹巴爾加斯·略薩半世紀的小說創作(下)

繼《世界末日之戰》之後,另一部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公羊的節日》的問世是在將近二十年後,該小說被認為是略薩的又一部力作。作品通過一個家庭的遭遇來再現多米尼加共和國前獨裁者特魯希略對人民長達三十多年(1930-1961)的“精神”專制統治。小說有三條互相穿插的敘述線索:A. 三十多歲的烏拉尼亞在消失很多年之後回到祖國,並向她的阿姨和表姐妹回憶自己十四歲前在秘魯的遭遇,B. 獨裁者特魯希略生前最後一天的活動, C.一群密謀刺殺特魯希略的人的行動及行刺後被追捕的情況。小說題目引用多米尼加共和國的俗語“他們殺死了小羊羔”,來暗指特魯希略被殺的事件。

小說就像一個萬花筒,從不同的角度來反映特魯希略暴政時的情況,及暴政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同時,對真實和虛構的處理也是值得探討的。小說把真實的歷史事件和虛構的東西結合起來。它不是紀錄片,因此允許有虛構,如烏拉妮婭一家就是虛構的,但是,獨裁者特魯希略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他的被殺也是真實的。正如略薩所說:“這是一部小說,不是一本歷史書,因此我有很多的自由。……在作品中,我尊重基本事實,但是我對很多因素作了修改和變形,以便使這段歷史更讓人信服,但是我並沒誇張。”

對男權主義的思索是該小說的一個主題。如烏拉妮婭的父親逼迫女兒與特魯希略共進晚餐進而使其被玷汙,書中的秘魯,就像封建社會的中國,子女必須服從父輩的安排。該主題的另一體現在於特魯希略命令他的手下把自己的妻子或女兒獻給他,從而證明他們對他的忠誠。

此外,在小說中,略薩第一次把女性作為小說主人公,且該角色與以往作品中的被動、懦弱的女性角色不同。女主人公烏拉尼亞獨立、勇敢,敢於面對和審視過去的歷史,哪怕這段歷史對自身產生了極大的傷害。

《世界末日之戰》和《公羊的節日》這兩部以具體歷史事件作為創作原形的作品,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了這個為正義而戰的優秀作家。略薩曾在 1990年參加過秘魯總統競選,在競選失利後,很多人以為,他的文學創作應該會淡化對政治的描寫。然而,這位優秀的作家一如既往地關注政治、關注歷史。他的作品中很多細節與真實的歷史相當吻合,有評論指出,“他具有哲學、歷史、人類學的深厚底蘊,對所描寫的歷史事件都了解得非常透徹,這表示他對歷史進行了深刻的調查研究。由此也可看出,他是個多麽嚴謹的作家”。另有評論認為,像已成為過去的特魯希略這樣的暴政,只有通過文學才能被暴露於世,因為在特魯希略統治時期,國外媒體、記者都被拒絕入境,特魯希略的罪行被強行掩蓋了起來。略薩用他的筆讓我們感受到了文學力量的強大。 

跨入21世紀,略薩的作品似乎更多地關注個體,不再以宏大的歷史事件作為寫作素材,而是著眼於或虛構、或真實存在過的個人。雖然,在所有的作品中,我們還是會注意到作品所描述時代的社會特征。

《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取材於一對從未謀面的祖孫——著名畫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社會活動家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生活經歷。作者對歷史故事加以虛構,從而創作出該小說。作品單章講述弗洛拉的故事,雙章介紹高更的經歷,為讀者創造了兩個閱讀空間:弗洛拉為女性、為工人的權利奔走呼喊,而高更則為尋找繪畫的靈感、為保持對藝術的激情,放棄舒適的生活,遠赴南太平洋上的法國殖民地塔希提島尋找一個未被汙染的純凈世界;弗洛拉認為性是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和手段,而高更則視性為自己創作的不可或缺的動力……

雖然小說被平行敘述,主人公的性情和經歷也不同,但是,除了親情,還有一條線索把他們緊密聯系在一起,那就是他們有著相同的奮鬥目標—— 尋找自我、尋找人類失落的天堂。

在談到該作品的創作時,略薩解釋說:“很早以前,1950年代,我在利馬聖馬科斯大學讀書時,就有了寫這本書的想法,那時我和勞爾·波拉斯·巴雷內切亞一起工作,他是我非常欽佩的一位歷史學家。他推薦我閱讀弗洛拉·特里斯坦的《一個賤民的漫遊》。她對獨立不久的年輕共和國的描寫打動了我,她還講到自己的那種生活方式——甚至講出了非常隱秘和敏感的事情,也打動了我。她可能沒受過真正的教育,但作為自學者,她寫得相當好。當時有個模糊的想法,要就她寫點什麽。”

如果說,《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由於以真實生活中的著名人物為原型,多少帶有歷史的凝重色彩,那麽略薩的最新小說《壞女孩惡作劇》則完全以兩個虛構的人物作為主人公,讓人讀來感覺很輕松,雖然作者一再堅持:與先前的很多小說一樣,此小說也是根據自己的經歷寫成。小說以作者生活過的城市和時代為背景,講述了男主人公里卡爾多(RICARDO)和他的女友莉莉(LILY)及其化身在利馬、巴黎、倫敦和馬德里等城市的愛情故事,作品的時間跨度從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

雖然是愛情小說,但小說蘊藏了很多深層次的意義,如對人的身份的思索等。作品一開始出現的有“智利女孩”昵稱的莉莉後來被發現並不是智利人,而且真名也不叫莉莉,但是,她的身份到底是什麽,直到故事結尾才被揭曉。對身份的思索一直是拉美作家們作品的主題。

綜上,筆者認為,如果說略薩第一、二階段的創作是出於歷史的責任感,是為了反映歷史,是沈重的,那麽第三階段的創作,作者已經回歸平靜,回歸一種理想。正如作者在談到《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的創作時所承認的:“我一直對獨裁統治有點著魔。那部作品(《公羊的節日》)我寫了三年。很有趣,但也是沈浸在生活里最邪惡的事情中,殘暴、刑訊、壓迫和腐敗。我覺得非常悲慘和殘酷。所以,當我開始寫最近這部作品(《天堂在另一個街角》)時,有一種輕松感,那是充滿美感和理想主義的另一番天地……”從中,我們可看出作者創作時的心態,也可以想像作者不同時期的創作所代表的不同追求。

上文提到的這些作品,幾乎每部作品都呈現了“略薩式的結構”。它一改傳統小說平面的結構形式,使之呈立體狀;敘述者不斷變換,第一、三人稱交替出現,“現在”和“過去”的界限被模糊,故事情節時而為現在、時而為過去。在略薩的作品中,時間失去了傳統的記錄“先”與“後”來反映“過去”和 “現在”的手段。時間成了博爾赫斯所描述的“小徑分叉的花園”。

略薩把自己的這種小說結構稱為“連通管”(vasos comunicantes)。如臺灣著名學者陳小雀這樣介紹該結構:“‘連通管’顧名思義,此法乃透過一位全知的敘述者,遊移於各個情節之間,連接不同主題故事,交錯敘述,並置不同時空,並列不同人物,聯系角色間的復雜情緒,糅合真實與虛幻。有管相通,異同元素之間彼此交流、濡染、互動、互補、輝映、糾葛,甚至較勁、抗衡,再插入第二人稱的敘述者,與其他敘述者形成共鳴,發揮古希臘戲劇的‘合唱團’功能,交代完整的故事脈絡。即便每段情節各自獨立發展,看似大相徑庭,均可異中求同,悄悄釋出整部小說的中心思想。”

此外,“中國套盒”的手法在略薩的作品中也被頻繁運用。如《城市與狗》,交代四個主人公在“現在”時空下生活的同時,通過他們的自述引出他們過去的經歷,《酒吧長談》由兩人的對話引出其他人的故事和經歷,《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中高更的思緒引出另一人物梵高以及兩人的糾葛 ……

在2008年西班牙舉行的“略薩作品研討會”上,略薩把自己創作的關鍵歸為兩點:一是講好故事,二是讓寫作方式成為作品的主角(即在他看來,作品的結構等寫作技巧比作品的內容更重要)。

小說就像一個拼圖,傳統的小說呈現出的是一個完成了的拼圖,而略薩及拉美結構現實主義的作家們用他們的筆造出的是一個散亂的拼圖,需要讀者去耐心地移和拼。這或許也是這類小說給讀者帶來的樂趣所在吧。略薩作品獨特的構思,使其“結構現實主義大師”的稱號實至名歸。

略薩曾說:“我所有的文學計劃都遵循同一個模式:親身經歷,生動的印象,還有特殊的記憶,它們必須都是經受住了時間考驗的。如果這些東西存留下來,變成了真正有趣的東西,並能激發想像力,我就寫下去。”相信他的小說創作還會繼續下去,他的作品不會限於上文提到的三個階段,求新求異的創作熱情將讓他的更多作品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敘述技巧呈現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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