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克·城市詩:對城市的多元體認(上)

中國從來沒有過本質意義上的城市詩。我們有理由認為,燎原先生講過的這句話是不錯的,原因是我們不具備文本意義上的《惡之花》或者《荒原》;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又不得不對這句話提出質疑,何為“本質意義上的城市詩”?按照燎原的觀點,城市詩“絕不只是城市場景和生態的一般性描述,而是城市日常生存中內在的心理體認,是詩人與城市生態的相互容納中,一種城市化了的情感立場、藝術方式和審美趣味。體現了城市文化與詩人的心靈疊合後,一種獨立的精神文化生態單元。”(《城市詩與智能信息空間》,星星詩刊1998.7)即使照此理解,這種本質意義的城市詩也並非匱乏。


給一種事物下定義,本身就是一種冒險的行為。但為了表達,我們必須屢屢作出這種冒險。在燎原給城市詩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城市詩”含義的寬泛性、含糊性。我們首先需要理解何為“城市化”,何為“城市文化”,“城市化”與“城市文化”本身具備的多層意思決定了城市詩的多元性質。不過,這樣的定義仍不失獨到之處,我的意思是,它基本廊清了城市詩的涵蓋范圍。


按照我的理解,城市詩是指詩人在城市生態中的精神活動所化作的詩行。這個概念選定了城市詩寫作者的地域:在城市中;框定了描述的范圍:城市生態中的事物和狀態,而且必須是一種精神活動。這個概念至少具備以下幾個層面的意思,首先,它帶有城市明顯的特征,就如鄉土詩中呈示的麥子、泥土一樣,它有地鐵,高架等。就是說,它描述的是城市;第二,城市詩注重的是對城市的內心體認,焦慮的、親合的、迷戀的、批駁的或兼而有之的都可。


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覺的“城市詩”團體出現在上海,由華東師大的宋琳、張小波,復旦大學的孫曉剛、李彬勇,組成了“城市人”詩群,1987年由學林出版社出版了四人合著詩集《城市人》,兩次印刷19500冊,可見受關注的程度。迄今為止,“城市人”詩群仍然是中國最具典范意義的城市詩群,《城市人》詩集仍具備城市詩文本意義。


早期城市詩的產生,緣於一種焦灼。在“城市人”詩群的《藝術自釋》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生活在城市。作為詩人,我們對發生在城市中的一切懷有特殊的敏感是天經地義的。當我們在市場上看著來往的人群像灰塵一樣慢慢堆積,又四散開去,那些生動的、木然的、狡黠的臉,由不同的個性或宿命構成,又都在物質的重壓下顯示一個相同的平面,我們開始處在一種境地:渴望“全面卷入”,又被一只手不客氣地推出。那種不是產生於逃避而是產生於向往的孤獨,便是城市詩得以出現的肇始。


所謂“不是產生於逃避而是產生於向往的孤獨”,朱大可在為該詩集寫的序文《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中有著更為簡明的闡述:


“城市信仰和城市否證、技術崇拜和自然崇拜、民族感和個人感或世界感、歷史感和現代感紛然一堂,互相抵牾擠壓滲透,並形成一種焦灼的張力,它是城市詩人的共同精神特征,同時也是詩的美學形態發生擾動和轉移(如平態詩的出現消失)的重大心理背景。焦灼的一代此時便忿然大步踏上詩壇。”


從焦灼出發,他們開始尋找自身的存在,用理論的話語表述即為“我們不是回到歷史,復制過去的經驗,我們將在對未來的每一瞬間的高度疑慮、恐懼、思念和狂想中把握自身存在的現代特性,從而實現對生命本質的真實占有”,而化作詩學上的主張就是:1.關注城市文化背景下人的日常心態(包括反常心態),促成了詩與個性生命的對話;2.藝術地創造“城市人工景象”,使符號呈現新的質感;3.反抒情和對媒介的不信任,在語言上表現出看上去混亂和無序的狀態。


雖然焦灼是“城市人”詩群的共同精神特征,但表現在具體的詩人個體上,又顯示出不同的張力。在孫曉剛那里,主要表現為清新詞匯的導入和現代性的藝術手段上。一方面,孫曉剛緊緊把握住時代的脈膊,將80年代初改革開放中煥發勃勃生機的上海這座城市的時尚特征,用鴿子與圓舞曲、油畫沙龍、音樂晚會、彩色周報等清新的意象加以描繪,另一方面,在藝術手段上他將招貼畫等方式運用在詩中,這種革新性的介入大大拓寬了詩歌的藝術空間,讀來奇崛迷人。


焦灼在李彬勇那里表現為一種渲泄,如“太陽之舞魔鬼之舞火雞之舞”這樣的詩句,而在張小波那里,焦灼則幻化為信息圖集,白洞、熵、UFO、時間隧道等來自於現代哲學、天體學和歐美科幻影視作品中的詞匯與物象,疊合得密集而又紊亂,眼前顯示的,仿佛是無數道白光。


在城市詩人中最具典范性的當屬宋琳,他的視野十分開闊,當時進入中國的一些西方哲學思潮,高科技成就在他的詩中得到了深層體認。焦灼在他的詩歌空間中表現為捉摸不定的神秘存在,他的學院化寫作方式則由此顯示出巨大的智性空間。必須指出的是,宋琳最大的智性是他的心中始終存在著清晰的心理圖像,因此詩歌不管以怎樣的碎片構成,都不會偏離這個心理圖像,他所希望顯示和傳遞的,總能夠得以實現。宋琳在城市詩人中的技藝操作能力是無人可以企及的。

只有純粹的城市詩歌,沒有純粹的城市詩人。

這麽些年過去了,當年的“城市人”詩群已經離散,各人奔向各人的前程。但後人在論及城市詩歌時,總也繞不過《城市人》與“城市人”詩群,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城市人》仍是城市詩歌的頂峰。可是,當年的這幫城市詩的探索者們,都只不過是大學生或初出校園的青年,這就讓人難以弄懂,城市這麽些年來飛速地發展變化,比如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經濟發展了,市政建設大大跟進了,與國際的接軌也更密切了,的確呈現了非同凡常的變化,為什麽城市詩歌卻是如此步履蹣跚呢?

自1984年始,以韓東、朱文等人為代表的“他們”詩人群進入城市題材,但正如燎原所說,“與‘他們’這個詞所表達的‘第三人稱’和‘旁觀者’身份一樣,‘他們’只是與城市的一間居室締結關系的寄居者,而從未與城市以‘我們’的關系作心理約定”,不能視為一種自覺的城市詩歌行為,這一點在翻閱《他們十年作品集》便不難看出。近年來,寫城市詩的葉匡政、秦巴子逐漸受到詩界關注,認為他們的詩作“直面現實,直面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在對人性與靈魂的透視中,在對時代與社會現實的焦灼的思考中,顯示出有良知、有責任感的詩人所特有的強大的精神力量。”(劉士傑《走向邊緣的詩神》,山西教育出版社)

其實無論比之於葉匡政的合肥,還是秦巴子的寶雞,上海都更能顯示出強大的城市特征。作為城市詩歌的發源地,城市詩一直作為一面擎著的旗幟,作為一種自覺的寫作行為被追求著。鐵舞、米福松、繆克構、玄魚、張健桐、任曉雯、弓戈等城市詩社成員或團結在城市詩社周圍的詩人,一直沒有中斷城市詩歌的寫作。就個體而言,新的城市詩人群中還未產生像宋琳、張小波這樣的當時在詩壇耀眼一時的明星,但就群體創作實力而言,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作為城市詩歌重要的寫作者之一,米福松以一種“赴難”的情懷描繪著這座復雜的城市:

在沸騰的幽藍的火焰之上
和金色的火焰之中
我身不由己 和城市結伴而行

我的委曲我的堅強我的優美我的無所不在
注定我的生命之路
是一種神聖的 赴難
——《城市之水》

在“和城市結伴而行”的“神聖的赴難”中,詩人城市化了的情感立場至少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歌唱,在《夏日城市》、《上海人》等詩作中,米福松寫到:“這才是我們驕傲的城市/雖無海濱的涼爽 山莊的閑適/而生活永遠在陽光下蓬勃/五彩的廣告 閃爍的焊光/繽紛的櫥窗 美麗的裙裾/都是夏日盛開的 鮮花朵朵”,“我們開始 沸騰而歡樂的生活/自由而新鮮的呼吸 在每一個早晨 向未來/打著響指 種植城市的昌盛繁榮/和一個永遠OK的春季”。在這些詩句里,城市散發著勃勃生機,讓人充滿了創業的激情,詩人謳歌城市,豪情滿懷。在另一些詩作里,詩人則表達了他的“心疼”:

大批生猛海鮮
一步登天 爾後在這座城市
著陸
大批廠長經理
被烹調大師炒得有滋有味
端上市場競爭 這盤
碩大的餐桌
看誰 先狠狠地下箸
酒是必不可少的 只是
用絕對假冒的五糧液 兌上小姐
夜玫瑰般的笑
讓欺詐
充滿了甜蜜和溫柔
……
而我的城市
正用不銹鋼 鋁合金 幕墻玻璃和花崗石
既把現代化
包裝得金碧輝煌 燦爛奪目
又把星級公款消費
包裝得嚴嚴實 風雨不透

這首《我歌唱我也心疼著的城市》,先在《勞動報》發表,後經邵燕祥發現,先後轉載於《綠風》、《詩刊》,廣受關注。在詩中,詩人的“心疼”是很顯露的,一方面,城市中彌散著的“惡”,另一方面,城市卻對這種“惡”進行包裹、掩蓋,詩人的心緒是無奈的。這就產生了詩人對城市的第三種情感:旁觀。這種情感在《平常生活》一詩中有了最詳盡的表露:“不管閑事不發牢騷不搓麻將不洗桑拿浴/聽新聞看電視晚報一張清茶一壺/讓別人運交華蓋光宗耀祖/由自己敬業終生心也踏實/是所謂平常人過平常生活//吃得下/睡得著/再看那些飛黃騰達得意忘形的暴發戶/有朝一日怎麽下落。”

米福松的詩大多直面現實、直抒胸意,具有強烈的抒情品格,因為他對城市體現出來的不同的情感,使得他的詩作增加了厚重感,作為一個“與城市結伴而行”的平民式的歌手,他受到了一些關注。


應該指出的是,米福松這種復雜的城市化情感是與他的經歷息息生關的,他原是新疆的一個農墾戰士,早期詩作中充滿了濃郁的塞上風味,在邊塞詩中嶄露頭角。後來米福松頂替回滬工作,生活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從遼闊的、甚至有點荒涼的塞上,一下子處身於霓虹閃爍的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中,這種情感真是難以表達。一方面,他仍然沿襲了農墾戰士的豪情壯志,熱情謳歌腳下的這片新的土地,謳歌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另一方面,對發生在城市中的種種醜惡現象,他感到不可理解,感到憤怒,然而個人的力量畢竟太有限了,“我的委屈我的堅強我的優美”無處不在,交織著讓人疲憊不堪,因此,他有時也難免產生要逃避這一切,做個冷眼旁觀者的願望。


米福松詩作中表現的對城市的復雜情感,正是多元化發展的城市在現代人內心中的多元體認,米福松的詩作表達了這座城市的厚度。然而米福松永遠無法避免一個悖論:不管他想怎樣的愛憎分明,他必須先得“與城市同行”。套用了詩評家敬文東的話說,就是“為了寫出有關凡俗時代生活的詩作,詩人得嘗試著生各種俗人應該生的病,甚至得首先將自己的觸角,深入到最汙穢的生活中去。他(她)必須了解它,然後才能說出它。”(《關於詩歌的幾點注記》,網絡詩刊《詩生活》第六期)


這也許就是米福松所說的“神聖的赴難”。


與米福松不同,女詩人張健桐對城市體現出來的母性情懷,讓人心頭一暖,即而觸摸到內心中接受著城市陽光朗照的部分,並且開始用一種溫暖和理解的目光關注這座城市:

我們的城市在它熠熠閃亮的呼喚中醒來
以新鮮的感覺問侯早晨
這時我願一個人佇立廣場
在深邃而微妙的背景上
看樓群在迷茫中漸次清醒
橋索斜拉出緋色的滾邊
與東方的流韻會心地相互體現
電視塔被朝霞剪影得更富於思想
釋放出現代人風華正茂的激情
陽光撞開外語學院的窗戶
牽出與世界對話的嫩綠的聲音
城市蘇醒得真快呵
每個揚聲器都與升騰的希望共鳴
——《太陽升臨我們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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