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討論:博物館發展社會環境與博物館文化建設

按語:今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是“博物館致力於社會可持續發展”,本刊將以此為題組織專欄展開討論。幾年前中國文物報社組織的一次討論,對此也許有些啟發作用,特予以推薦。有意思是,當時參與者,多是本刊編委。

曹兵武:博物館是在一定歷史、文化背景下引進到中國的,中國博物館在文化背景、社會環境、適應性等方面和西方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在當今博物館快速發展的進程中,需要我們把博物館和社會的關系、博物館自身的文化建設等問題探討清楚,這樣博物館的發展才能更快更健康。
  
大家也不用講什麽發言順序,對哪一問題感興趣就可以探討。

  

  李文昌:首先感謝各位老師、各位專家、各位領導參加我們的論壇,今天的題目是博物館發展社會環境或博物館文化建設問題,希望大家從博物館產生的社會背景,中西博物館的差異及根源,博物館文化的要素、框架和定義,博物館文化和企業文化發展的不同,博物館文化建設面臨的問題等方面,對這個題目作一個解讀。我就不多說了,下面聽大家的高論。

  


  董琦:我覺得現在是中國博物館社會發展環境最好的時期。從黨的十六大以後,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開創了一個新的發展環境。要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貫徹科學發展觀。作為我們博物館,要大力發展博物館文化、發展博物館事業,我覺得主要應當發揮博物館文化在文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提高全民族的素質,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目標的文化需求,在這方面博物館工作者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

  當然在發展博物館文化當中,要把博物館文化融入到人民群眾的社會生活當中,深入發掘博物館價值,把發展博物館文化和創新文化緊密結合起來,培育民族精神、構建核心價值體系,拓展國家軟實力,更好地發揮、傳承和創新博物館文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
  這都是我們博物館人應該做的,博物館可以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我們要明確一點,就是博物館的公益屬性決定了它的方向。博物館是全體公民的博物館,是為全體公民服務的,博物館既是高雅的藝術殿堂,更是樸實文化的家園。
  博物館文化要重視文物的保護、征集工作。近幾年來我們特別重視博物館的硬件建設,現在許多省級的博物館都建成了,建築規模非常大,硬件設施也很先進,但是卻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困境——藏品來源問題。通過考古發掘的新出土文物來補充博物館的藏品,各級博物館包括國家博物館都很難做到,我覺得這方面國家文物局應引起重視,制訂相應的政策來改變這種局面。
  其次要加強博物館間的合作,加強區域各大博物館間的合作。像西北的陜、甘、寧、青、新五省、自治區可以共同作專題展覽,展品從各省市調集,巡回在各省展出,這樣可以解決省一級博物館、新建博物館藏品欠缺的問題。只要在合作當中照顧了雙方的利益,這種合作是可持續的。
  談到合作,我覺得國家級博物館和各省市博物館的合作還不僅僅是辦展覽的問題,比如對出土文物的修覆和養護問題。這個問題要想得到很好的解決必須走合作的道路。現在許多省一級的考古所也缺乏規範的庫存,缺乏專業的保護人員。但博物館有這個長處。我們國家博物館願意和省一級甚至地市一級的考古研究單位合作,把他們新出土的文物大規模地進行修覆、養護。這樣的合作可以解決三大問題,比如說江西新幹大墓,出土的所有的青銅器按照過去的思維模式,都調來北京展覽是不可能的。剛開始他們幾百件青銅器長期放在南方,潮濕、受病毒害,省裏找到我們請求幫助,我們說可以,我們給你修覆、養護好,需要多少經費,這個經費是按文物修覆最低的標準收的,他們也同意了。但這筆經費對江西來說是一個大數目。所以我們就跟江西商量,你們給我們修覆的錢,修覆好後你們順便再辦三個月展覽,我同樣再給你展覽費,錢就回去了。他們一聽這個賬很好,就與我們簽了兩個協議,一個修覆協議,一個展覽協議。展覽很成功,也實現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建設博物館文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用博物館文化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文化的博物館家園,這是我們的宗旨。現在能把全國人民凝聚在一塊,能夠把中華文化推銷到國外而不引起政治爭議的,還是博物館。比如說在香港舉辦的“天工開物”展,香港市民對政治是不太重視的,但通過展覽增加了他們的自豪感,面對我國歷史上卓越的科技成就,香港一位知名的國際企業家說,我以我是中國人感到驕傲。所以,博物館文化方面做好了,弘揚中華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能起到更深遠、更廣泛的影響。
  加強博物館文化建設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增強國家文化影響力。現在中國文物展覽幾乎走遍各大洲,起的作用非常大。這是文化軟實力很重要的體現。
  在這方面我體會最深的就是我們前幾年辦了鄭和下西洋展,通過這個展,確實感受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因為鄭和那個團隊是世界上很厲害的團隊,當時沒有能與之抗衡的。這時候如果中華民族具有侵略性,是可以擴張的,但是沒有。鄭和下西洋把中國最精彩的東西當作禮品送給當地,然後建立友好關系,在這點上除了中華民族能做到,近幾百年航海史上還沒有人做到。所以國際友人看了這個航海展,他們就能感覺到中華民族不具有侵略性。因此要多辦這些展覽,使國際友人確確實實地感受中華民族是崇尚和平的。
  

  宋新潮:說到今天這個題目,我覺得前面是講我們處在這麽一個環境,第二個是說我們的目的。中國博物館,到現在辦了一百年。但有相當一段時間我們是處於迷茫,找不到目標。近10年到20年的時間應該是我國博物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時期。

  為什麽現在博物館的發展這麽快,包括博物館的免費開放,說穿了是時代的需求。這促使我們認真地反思什麽是博物館這個問題,博物館怎麽為社會服務?我們過多地強調了博物館的文物保護意義是非常必要的,但我們強調博物館的社會教育意義卻不足。如果博物館不強調它為社會服務,不強調它教育功能的發揮,博物館就只是一個倉庫,不能叫博物館。
  由此我們講第二個問題,我們對博物館的定義,強調的是收藏、展示、研究,我們能不能用國際博物館學的說法,就是說博物館是為社會及社會發展服務為目的才進行的征集、保護、研究。由於我們認識出現了問題,博物館的社會功能、社會角色我們都認識不清了。
  社會對博物館越來越不滿,認為你就是為專家辦的機構,普通人什麽都看不到。我的孩子上了一個美術史的課程,老師布置他們的作業是到博物館看一個展覽,談談自己對中國古代繪畫一些作品的認識。但全北京竟然沒有一個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繪畫的地方。問題出在哪?我們把博物館確定為收藏文物保護的地方。你看歐洲博物館的發展,它把博物館和藝術教育聯系在一起。我們不是這麽一個概念,我們更多地把博物館教育簡單地定位為歷史教育、政治教育。
  而歐洲博物館強調藝術就是歷史,強調藝術使人成功。由此他們認為博物館的兩個社會職能,一個是博物館要為社會發展作貢獻,就是建設和諧社會中的作用。要使人們有修養,增強人們彼此的了解與理解。另一方面使人們有一個審美體驗,認識什麽是美的東西!我以前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後來發現國外非常強調這一方面。他們通過博物館的藏品,讓人們知道什麽是美。商品的競爭除了質量之外,美的設計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產品在社會上競爭力不強,不是我們的科技人員達不到,是我們的設計達不到。看看我們古代的東西,我們的陶瓷器都是非常美的東西,我們現在的產品怎麽才能從古代吸取營養,這個問題我們都忽略了。
  我們慢慢地清楚了博物館是什麽,特別是我們博物館怎麽樣為社會服務,發揮它的教育功能,發揮構建和諧社會的功能。博物館的教育更多的是人的教育、素質教育。這個角度對我們今天來講,要重新思考博物館的教育。
  我們現在在制訂博物館條例,這個條例應該說有四個亮點,一是強調條例不僅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而且還要依據《教育法》、《科技普及法》,也就是說把博物館放在一個大概念下考慮。二是博物館的定義,我們強調博物館的社會服務和社會教育,不僅僅是收藏。三是要強調博物館的組織結構。要建立博物館的委員會、董事會,博物館管理者的活動要受到這個董事會制約、規範。四是強調博物館的社會參與,要評估分級,要有一個完整的考評體系。要建立行業規範,博物館館長的崗位、陳列部的崗位、教育崗位我們需要怎麽樣去做,什麽樣的崗位需要什麽樣的人,怎麽樣讓博物館更加專業化或者是行業規範是我們很大的弱項。
  博物館要走出去,到社區、到學校。不光要有展板,還要有藏品。否則觀眾沒有直觀感。你能不能拿東西給學生看?上手沒上手,完全不一樣。還有我們要做數字博物館,把文化遺產做成課件,讓邊遠地區下載,搭載遠程教育網。比如說講趙州橋,請專家來做,我們找一個委員會來審,然後掛上去,讓教師下載。通過現在科技的手段普及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要加強文物的穿透力、輻射力。
  

  郭長虹:剛才聽大家的發言很受啟發。結合今天的題目,說說影響力這個概念。從學術上來講,它是指個人、機構利用社會資源造成改觀和改變的一種手段。影響力這個詞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它是講領導者如何應用自己的權力和非權力的因素對他人造成改變的說法,這個詞匯也用在管理學、營銷學裏面,是一種營銷手段,如何去說服一個消費者對某個品牌或者某種消費行為取得信任的一個概念。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講,它是一種媒體、一個機構在社會上的輻射度。

  在這個概念下我們引進了關於博物館的影響力的概念。這兩年在綜合國力研究,社會影響力因素研究裏面,這個概念經常會借指一個實體在社會環境下表現出來的社會競爭。我想在談到博物館的時候,可以指博物館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它的一種行為方式和影響方式。
  這裏我主要是作概念上的梳理。一般來講,對影響力有各種各樣的分析,比如說它可以分成權力型和非權力型的影響力,所謂的權力型影響力,比如說社會賦予一個人或者機構一定的職務、權力,這種權力不是人人都有的。那麽非權力型的影響力叫自然型影響力,它跟一個機構,個人的品質、專長。某種產品的質量、形象、美譽度、社會公共關系等聯系在一起。
  過去博物館在發揮自己社會影響力特征的時候,對自己非權力因素認識不清,這也是很多博物館在經營自己社會影響力時的一個誤區。我們的展覽是幹什麽的?是訓斥人,是教育人,還是感化人?還是塑造某種國民優雅的文化品格?因此我們說對於社會影響力本身的性質認識,可能決定博物館在發揮影響力方面的作用,它要把自己某種影響力因素發揮出來,這是第二個概念。
  第三個概念叫做影響力因素組合。我們說一個機構也好、個人也好,其在發揮社會影響力、在運用自己的社會文化資源進行這種社會輻射的時候,它所應用的因素,比如說我們把它看成100%,從營銷學來講,30%是黃金影響因素。在博物館裏我們會發現更明顯一些。舉個例子來講,比如說一個博物館,它的藏品可能有幾十萬件,經常跟觀眾見面的四五千件。有一些成為潛在因素,它的活躍因素包括機構上、制度上、歷史上、區域認同上等方面的因素,不是全部的因素發揮作用。對於同質、同等類型的博物館來講,它也有70%的影響力組成因素有相似性,可能另外30%導致它的差異性。同性質的機構中,甚至差異性不超過5%,這是在營銷學裏對影響力因素的一個分析,所以分成了一般因素、個性因素、特性要素,如果發揮一個博物館的影響力,它在全部營養因子中,提出特性因素,這是我們說的影響力組合的觀念。
  再引入生物學領域的一個理論,所謂的1%理論,生物學裏有一個熱點的話題,人和黑猩猩99%的基因組都是一樣的,但確實是因為1%的不同決定了我們跟它大不一樣的地方。我想大多數博物館能夠造成社會影響和造成公共對它差異性的認識,大概就在這1%的範圍內。我曾經跟一些館長探討過這個問題,我說你能不能告訴觀眾3件東西,比如說像國家博物館誰都知道的司母戊鼎,讓這些東西和博物館聯系起來能夠被人記住。但這遠遠不是你這個博物館能夠造成影響力因素的全部,如何把這些東西發揮到活躍的程度,我想這也是探討博物館社會影響力因素的一個問題。
  第四組概念叫做客觀影響力指標和外部影響力指標,一個機構也好,一個人也好,他的客觀指標或者是叫內部指標,包括財力、人力,包括領導力。內部制度指標,具體到博物館就是你的科研力量,你的藏品、館舍硬件調整,你的經費,包括展覽周邊產品的開發、組織、實施能力,這是客觀指標。外部指標政治環境、經濟環境等這些東西,那麽外部環境裏面有一個偶發因素,這個偶發因素有可能對作為社會集體一個小的機構的博物館,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比如說像電視劇“喬家大院”,它是一個偶發因素,作為外部因素可能對作為博物館的“喬家大院”影響力的發揮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安來順:
我們談博物館的發展環境,或者是博物館的文化環境,我覺得不能離開時代,不同的時代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征。博物館的發展,博物館文化的發展,如果離開了這個時代的特征,那麽這個時候的博物館就很難被社會所認同。
  中國博物館的發端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它是使命性的博物館,它的原動力是社會使命的驅使。我認為中國博物館和西方博物館最主要的區別是中國博物館產生於使命而不主要是收藏。
  真正說到博物館大規模發展環境的變化,實際上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新的社會文化體系建立起來,中國博物館對社會環境第一次產生了迷茫。首先就是社會關系,各個領域都在馬克思主義的統領下,博物館也不例外。我們是社會主義新中國,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捍衛者,博物館界產生了自己的爭論,最後在1956年的博物館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三性二務。在這之後就是蘇聯的綜合性、地質性博物館的引進,在全國推廣,再加上毛澤東視察安徽博物館,對這種類型博物的肯定,這樣博物館就發展起來了。這是第一次比較大的變革。
  第二次根本的變化,就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我們實際上有一種失落感。雖然不論數量、類型、地域分布等等,建了很多的博物館,但在這種政治、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博物館的文化環境是不是發生了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勢必會引起我們思考第二個問題,8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特征是什麽或者中國的文化環境是什麽?
  當然關於80年代中國的環境和特征,有不少人在研究,我覺得有至少幾個方面是不容忽視的,對我們博物館產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第一,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後工業文明,在我們這個國家裏面,是並存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不承認這個事實不行。
  第二個方面,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在大學招生,面試時他問這些學生一個問題,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什麽?他招的是攝影專業,這些學生是文科學生,答的最早的,是隋朝,答的最多的是唐朝。這反映現在我們中國大的文化環境,他們接受新的文化比接受傳統的東西多得多,新的文化創造要大於對傳統的文化的繼承。
  第三個就是現在的大眾文化越來越多地挑戰精英文化。
  第四個就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文化的國際性越來越明顯。80年代以來,文化交流包括博物館走出去基本上做到了;走進去,真正成為主流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我們還在過程當中;但是真正地走上去,還沒有。
  咱們80年代就走出去了,慢慢地中國博物館也被世界認同了,走到世界最高的舞台。我個人覺得改革開放30年來,政治、經濟改革的成果在博物館當中的凸現,要遠遠高於博物館對於30年來文化環境積極的反應。也就是說博物館在這樣好的大背景下,我們博物館做得還不夠好。
  前段時間我看了一篇文章,說是接觸了一些博物館老人,他講起來就是50年代,他覺得那時博物館有非常明確的目標,說起來博物館就是要保護文物的。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我們越來越多人走出去以後,有的時候從文化的角度看更像是鐵道遊擊隊,世界文化列車在快速地跑,我們的人員拿一個耙子上去鉤下來一個就是我的。這種情況是我們產生迷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目標到底是什麽。
  從整體上講,博物館到底是什麽?博物館的目標是什麽?我想這個書本上有答案。但真得知道我這個個體博物館的文化目標是什麽,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之所以從最早說到今天,我個人基本的概念是博物館的環境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博物館核心功能又是不變的,博物館要能夠做到用最古老的收藏做出最新的故事。比如說博物館收藏的數量,這些東西基本上不大可能隨著整個10年社會環境的變化發生太大的變化,當時代變了以後,這部分收藏沒有變,但是你這部分收藏必須讓他講出和這個時代有關的新故事。那麽怎麽樣才能講出新的故事呢?比如說現在涉及文化創造、文化傳承類似這樣的問題,我覺得博物館的辦館理念裏應該有一個對多學科的開放,好多今天的文化問題不是我們博物館自己可以解決的,要有多學科的合作,博物館的辦館理念要開放,否則的話那個故事再講也是博物館自己在說自己的事,用多學科的開放性來適應今天博物館發展環境,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
  最後談博物館文化建設,博物館參與文化建設我覺得應該從三個意義入手,一個博物館必須堅持是一種教育,觀眾在博物館的經歷必須讓觀眾學到知識。第二個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之下,我們的博物館必須要有啟發意義,啟發意義我覺得至少要包括三個方面,一個是要啟發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第二個是尊重,包括對古人的尊重,對其他民族的尊重;第三是啟發借鑒。在文化建設中,博物館應當具有文化創收力,應當鼓勵博物館為觀眾提供有償文化,提供文化產品。沒有什麽準備,就說這些。
  

  宋向光:

  我們的博物館建設,實際上中國的博物館種類多樣,但是現在很多非文物類的博物館,他們在講博物館的制度或者博物館要素的規定,博物館體系,他們的意見很大,按照現在博物館的一些定義、博物館的要求,很多的博物館都不是博物館,像科技館之類的都不是。他們的意見非常大。這個問題就突出你作為博物館對博物館的認識問題上,因為文化這個東西,特別是從組織文化來講,它就是一個工具,從組織上有一個客觀規律。我們現在講博物館文化怎麽能夠用一些說法把中國的博物館整合到一起,而且能夠包容這一類的博物館。我建議,把一些科技館、自然館這些非文物館的,大家聚到一起議議中國博物館的發展、管理問題。這可能跟咱們的管理體制有關系。
  

  曹兵武:關於博物館文化是什麽,博物館面臨的文化環境是什麽?怎麽樣找目標,用理論的文化環境、文化政策實現自己的目標,今天都涉及到了。謝謝大家。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發言者審閱)

  主論議題:
  ●中西博物館產生的不同文化背景,中西博物館差異及其文化根源
  ●博物館文化的要素、框架與定義
  ●博物館文化與企業等機構文化的異同
  ●當前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社會環境與博物館文化建設面臨的關鍵問題
  文博考古開放系列論壇No.4
  博物館發展社會環境與博物館文化建設問題
  時間:2008年2月27日
  地點:北京,中國文物報社
  主論嘉賓:
  董 琦 國家博物館副館長
  宋新潮 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
  郭長虹 南開大學文博學院教授
  宋向光 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教授
  安來順 國際友誼博物館副館長
  主問主持:
  中國文物報社副總編輯 曹兵武
  中國文物信息網主管 李文昌

中國文物報 2015-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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