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一些關於吃喝的文章。對於大吃大喝，小吃小喝，沒吃沒喝也積累了不少經驗。弄到後來，我覺得許多人在吃喝的方面都忽略了一樁十分重要的事情，即大家只研究美酒佳肴，卻忽略了吃喝時的那種境界，或稱為環境、處境、心境等等。此種虛詞不在酒菜之列，菜單上當然是找不到的，可是對於一個有文化的食客來講，虛的往往影響著實的，特別決定著對某種食品久遠、美好的記憶。

五十年代，我在江南的一個小鎮上采訪，時近中午，飯館都已經封爐打烊，大餅油條也都是涼的了。忽逢一家小飯館，說是飯也沒有了，菜也賣光了，只有一條桂魚養在河里，可以做個魚湯聊以充饑。我覺得這是上策，便進入了那家小飯店。…

要我和中學生談論讀課本之外的書，實在有點於心不忍，我不知道一個中學生除掉有限的睡眠之外，還有多少時間可用於讀課外書，特別是讀點兒詩歌、散文和小說。

我有兩個小孫女兒在讀初二，冬天天不亮就要上學去，天黑了才背著個沈重的大書包疲憊不堪地回來；回來了又是做作業，睡覺都是在十點半之後。如果我是那神話中的老爺爺的話，我會她們尋覓一種神奇的眼鏡，什麼復雜的功課都是一看就會，永不忘記。…

蘇州評彈是一種有頑強生命力的藝術，她來自於民間，紮根於民間，經過歷代藝人的豐富與發展，日臻完整，登峰造極；很少有哪一種表演藝術像蘇州評彈這麼風格多樣，流派紛呈，簡直是一個名家便是一種唱腔，一個流派。

我一直把蘇州評彈當作口頭文學，當作有聲有色的小說；學習它語言的幽默生動，學習它敘事、結構和刻畫人物的各種手法，在欣賞之中獲得多種教益。蘇州人向評彈學習語言的恐怕不止我一個，形容一個蘇州人講話幽默生動，便說：“他講話像個說書先生”，也許，那人講話的本領倒真是從說書先生那里學來的。…

四屆文代會是解放以來文藝工作者一次空前的大檢閱，是一支歷經了數不清的苦難、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文藝大軍的重新會師。

我們的這支文藝大軍如果允許作一個粗略的的分析的話，大體上是由四個時代，四種年齡的人組成的。

一是三十年代的老將，是和魯迅同時代的人，如今都是七十以上的高齡。二是四十年代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戰士，如今也已年近花甲。三是五十年代解放以後第一批的文學青年，如今也是五十上下的年紀。四是七十年代、特別是粉碎“四人幫”後大批湧現出來的青年，年齡都是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從時間和年齡上來看，我們缺少了一代人，缺少了六十年代走上文壇，如今四十左右的一代人。並非說六十年代沒有人走上文壇，但是不多，成不了一個方面軍。也有人在六十年代就開始創作，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粉碎“四人幫”後一躍而起，加入了青年的行列，可算是遲開的薔薇。…

聽說，現在評彈的生意不好。蘇州書場日里說書，夜里跳舞；又聽說，現在評彈學校里有不少的學生，畢業以後就改行不說書了，去唱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對評彈的沖擊的確不小。那些歌星小姑娘，十四五歲，十六七歲，跑上台拿只話筒，搖勒搖就能賺大錢，還有名氣。歌星出了名，比作家吃香。有一次蔣子龍到上海，住在上海大廈。蔣子龍看見歌星都到樓上的雅座去吃飯，便也跑到樓上坐下來，沒有人理睬。蔣子龍叫服務員，服務員反問他：“你是啥地方的？”“我是蔣子龍。”“你樓下！”，蔣子龍也上不了樓，他不及歌星有名氣。…

年輕時曾經讀過一篇散文，講讀書之樂，至今還記得其中的幾句：“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自古以來勸學的文章很多，有的動之以功名利祿，有的動之以清高雅逸。我可能受了那篇散文的影響，也曾認為讀書是很快樂而高雅的。如今真的要我講讀書樂卻有點樂不起來。回想半輩子讀書的經過，總覺得讀書有點苦，因讀書、寫書而遭災，惹禍，更有苦不堪言之處。

世界上的快樂，恐怕多半留在回憶和遐想之中，當其時也，倒也樂不到哪里去。回想起來，在學校里讀書多麼快樂，琴歌陣陣，笑語盈盈，上課下課，無慮無憂。其實，當時為了應付大大小小的考試也很苦，一場大考和生一場大病差不多。我至今還會做一種惡夢，夢見面對考卷答不出來，或是來不及填寫而急出一身冷汗，讀書到底不是跳迪斯科。…

一個人的作品得了獎，其偶然性是很大的。對創作來說，寫不好是經常的，寫得好是偶然的；寫好了而能得獎，更屬偶然。有的作品只差一票而沒有評上，你說偶然不偶然？…

近兩三年來的中國文學，處在一種自我的騷動之中，主要是因為外來的影響觸動了固有的傳統。

我所說的外來影響，不僅是指文學而言，同時也包括了經濟生活、價值觀念中的外來影響，大眾傳播媒介中的外來影響。凡此種種的影響使得一部分文學的讀者，特別是知識豐富的青年讀者的欣賞習慣和審美觀點有了改變。他們再也不滿足於傳統文學的固有程式和被人習慣了的思維方式。此種變化是文學的後院起火，是難以抵禦也不必抵禦的。…

一個人想寫小說，原因很多，有許多偶然的，外在的，附加的因素。如果剔除那些表層的皮殼，其核心恐怕只的一個：想唱歌。

人生於世有暫有久，有喜有愁，有憧憬，有迷惘徘徊與執著的追求。經歷了一翻陣仗之後，便有酸、甜、苦、辣沈積在心頭。這種沈積有時如止水，有時卻如潮水升騰，翻滾不止，使人的心房脹得難受，因而想叫喊、想呼喚、想仰天長嘯、想低聲傾訴。直著嗓子叫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方式，只能簡單地表達歡樂、恐懼與渴求，於是便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歌。唱歌可以抒發胸臆，可以娛人也可以自娛。

小說是一種無聲的歌，它是以文字作為音符，為人生譜寫出歡歌、壯歌、悲歌、挽歌以及各種無以名之的曲調的大匯合。寫的人嘔心瀝血，看的人於享受之中似乎也有所領悟。…

中國有一位作家曾經提出一個觀點，說是‘美文不可譯’。意思是說寫得很美的文章根本不能翻譯。我也曾同意過這種觀點，因為我發現把美妙的中國文學作品翻成其它的文字以後，那音韻，美感，內涵，聯想，幽默，機智，調皮，雙關，諧音等等都大為遜色甚至無法翻譯。其它國家的美妙的文章翻成中文時也是如此。

文學是一種無聲的歌，無形的畫，它的全部內涵都是靠文字來表現，它有時候沒有什麼動人的故事，沒有什麼曲折的情節，大段美妙的文字就可以使讀者心曠情怡，心領神會，覺得美妙無比。詩歌特別如此，那是用文字的真珍串聯起來的，如果翻譯的文字使真珠失去了光彩，那文學的價值肯定會因此而降低。所以有些十分考究文字的作家便忍不往要發出驚呼：“美文不可譯！”…

說到蘇州的寒山寺，我就有點得意，有點欣慰；有點兒生而無憾，卻也不敢忘乎所以。

說實在的，寒山寺那麼一座廟，楓橋那麼一座橋，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精細的蘇州人早就看出來了，還因此而產生了一句歇後語，叫“寒山寺的鐘聲懊惱來”，即來到了寒山寺以後看看也並不怎麼樣，有點兒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意味。確實，在全國的廟宇之中，論規模，寒山寺恐怕是排不上隊；一座楓橋在江南眾多的石橋之中也不為奇，長虹臥波的大石橋多著呢！為什麼那些比寒山寺更加恢弘的廟宇，比楓橋更加雄偉的石橋卻默默無聞，唯獨寒山寺那麼名揚四海，引得遊人如織。僅辭歲之夕，扶桑國人來聽鐘聲者便有數千，使得市場繁榮，香火鼎盛，靠寒山寺而生活的人成千上萬，因此而引來的國外投資尚未計算在內。…

近兩年來的文壇十分熱鬧，主義百出，流派紛呈，方法各異令人眼花繚亂。文壇在短短的一兩年之內新潮疊起，這和創作自由、寬松和諧當然有關系，但其主要原因還是來自文學自身的動勢，來自作家們企圖創新的努力。

新時期十年文學的發展是一種噴發式的。如同采油，長期的、人為的壓制使得地下的油層越積越厚，一旦開采便會噴薄而出。經過十年的大面積開采之後，油壓降低了，淺層和中層的油也采得差不多了，市場的需求量又是那麼大，這時候擺在精神原油開采者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是趕快找新井，一是向深層開采。向深層采油不那麼容易，需要有雄厚的資本和技術實力，需要有一段時間的籌劃和準備。因此，尋找新井的活動相比之下就顯得熱鬧，再加上外域傳來了許多找油新論和我們很少使用過的技術裝備，使用之後果然也有點靈驗，新井時有發現，從而形成了找井熱。…

因為讀過和寫過一點小說，所以常常想到一個問題：人們為什麼要讀小說？

或曰：“這個問題屬於讀者心理學的範圍。”

也好，反正現在也不怕有人把心理學都斥之為唯心主義。其實，一個精神食糧的生產者，就象一個廚師，哪有廚師只管自己燒菜，不管食客的口胃？否則，你燒得起勁，他難以下咽，新書都睡在書架上，就等於飯菜都都倒在泔腳桶里。

讀者層…

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歡喜把簡單的事情弄得很復雜，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又歡喜把復雜的事情弄得很簡單。“文學與民族”的問題論述起來可以寫成一本很厚的書，那書從樓上摔下來可以打死人！但是也可以只寫一張紙，那字數印不滿一頁。…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把一些曾經受到過批判的作品收集在內。名為《重放的鮮花》。我的兩篇小說《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也在其中。

花開花落是自然界的規律，鮮花實際上是不能重放的，除非等待來年，而來年之花與今日之花又多少有點區別。所謂“重放的鮮花”只是一種形容，只是還其花本來的面目而已。重讀《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已有明日黃花之感了，並不感到它有何等的鮮艷。人有兩種習性，一種是喜新厭舊，一種是喜舊厭新，兩重性在一個人的身上可以調和折衷，可以交替表現，那是因時、因地、因事而定的。…

如果讓時間倒流六十年，有人駕一葉扁舟，沿長江的北岸飄流而下，在傍晚或清晨流經靖江縣一個叫作夾港的地方時，他也許可以在一片蘆葦後面的江岸上發現一個十多歲的孩子，那孩子呆呆地站在江岸上向長江的南岸眺望，望著天邊的青山，望著南飛的群雁。

那孩子就是如今的我，一個年逾七旬的老頭。我在長江的北岸長大，可卻總是憧憬著南岸的天堂——蘇州，天堂離我並不遙遠，我的姨媽家就住在那里。

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因病到蘇州來療養，記不清是什麼病了，只記得那望眼欲穿的願望馬上就要實現，病痛的有無實在是無關緊要的。

我穿著長衫，乘著一艘木船進入了蘇州的山塘河，我的姨媽家就住在山塘河邊。我到姨媽家只是稍坐片刻，便沿著山塘河向虎丘走去。…

日本的朋友們可能對中國蘇州並不陌生，而我就是一個在蘇州住了將近半個世的老人。不過，我寫《小巷深處》的時候也不老，二十七歲，那是一個對人生充滿了遐想和深情的時期。待我寫到《小販世家》的時候已經五十一歲，那是一個對生活的困苦充滿了同情的時期。待寫到《萬元戶》的時候，除掉深情和同情之外又多了一些嘲諷的意味，年齡對一個作家來說有多種意義。

有一種意義使人沮傷，愈來愈接近墓地；有一種意義使人欣慰，竟然熟悉了那麼多的人，懂得了那麼多的事體，可以把這麼多的人物寫出來，讓他們代表我在這個世界上繼續活下去。…

《萌芽》創刊的初期，我曾經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一個短篇，名曰《小巷深處》。當時曾引起一點“轟動”，後來便引起一場“風波”，再後來便成了一個“紕漏”，沒完沒了地批到“四人幫”被粉碎。這以後它又成了“鮮花”，被收到《重放的鮮花》小說集里。反復折騰造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只要聽到“小巷深處”這四個字，我就會毛骨悚然！

小說的發表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萌芽》的編輯同志們還記得這件事，要我寫篇文章作點兒回憶。其實，寫回憶和讀回憶的人往往都要上當，因為回憶象個篩子，能把灰塵和癟籽都篩光，剩下的都是顆顆好樣，一等一級。即使留點兒灰塵，那灰塵也成了銀粉，可以增添光輝；即使留幾顆癟籽，那癟籽也成了坯芽，可以長成大樹；失敗都是成功之母，痛苦中也能品咂出美味。

阿Ｑ至今沒有死去恐怕和這種回憶多少有點關系。…

文章里有一個品種，謂之曰隨筆，顧名思意就是隨意命筆。筆是一種工具，命是一種思維，一種意念，意念指揮工具而成華章。通常的情況下人們往住重視意念而輕視工具，認為工具可以隨意指揮，想用就用，不用就丟，不聽使喚就扔進垃圾箱內。其實不然，有一種筆就不那麼好對付，它有自己的個性和脾氣，這就是毛筆，是名符其實的筆，是那竹管上裝著一撮毛的東西。這東西不好對付，軟不得，硬不得；重不得，輕不得；快不得，慢不得。使不會用筆的人望而生畏，在下便是其中之一。小時候毛筆字寫不好被先生打手心，現在拿起筆來手就發抖。有時被逼得簽名或題字，寫出來的毛筆字連想恭維的人都難以啟口。年輕時不知何故，只是對那些寫一手好字的人十分眼熱，看人家手里的那枝筆，揮灑自如，轉折得體，柳體、顏體、瘦金體，鐵筆銀鉤。自己拿起筆來卻沒輕沒重，沒粗沒細，按著白紙劃黑線，寫出來的字又有簡體又有繁體，就是不得體。看看倒也清楚，就是不美。下放勞動時也曾偷閑練過一氣，收效甚微。最後只好長嘆一聲道：天生的。…

我像許多愛好文學的人一樣，開始的時候是想寫詩，而且是寫長詩，寫史詩。寫了以後自己看看既不像新詩，也不像舊體詩，算了，從來沒有寄出去。

後來受到一點啟發，想寫小說。那時，我對小說已經有了一點見解，認為小說要寫自己最熟悉的人，還要有點兒可讀性。因為我最怕讀那種人不像人，枯燥無味的所謂小說。

要寫熟悉而有趣的人與事……有，有一個人我很熟悉，而且有趣，那是我家鄉小鎮上殺豬賣肉的，名叫張大林。

張大林的肉店開在小鎮橋頭上的小河邊。那店即使在當時也是個破爛攤，兩間茅屋，蘆笆墻，左店右房，除掉一個肉案和一張床之外，真可謂之家徒四壁。此人的人緣很好，賣肉從不短斤少兩，高興起來還在稱好之後再加一點，但要看是誰，正所謂是低頭斬肉，擡頭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