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屆文代會是解放以來文藝工作者一次空前的大檢閱，是一支歷經了數不清的苦難、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文藝大軍的重新會師。

我們的這支文藝大軍如果允許作一個粗略的的分析的話，大體上是由四個時代，四種年齡的人組成的。

一是三十年代的老將，是和魯迅同時代的人，如今都是七十以上的高齡。二是四十年代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戰士，如今也已年近花甲。三是五十年代解放以後第一批的文學青年，如今也是五十上下的年紀。四是七十年代、特別是粉碎“四人幫”後大批湧現出來的青年，年齡都是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從時間和年齡上來看，我們缺少了一代人，缺少了六十年代走上文壇，如今四十左右的一代人。並非說六十年代沒有人走上文壇，但是不多，成不了一個方面軍。也有人在六十年代就開始創作，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粉碎“四人幫”後一躍而起，加入了青年的行列，可算是遲開的薔薇。

我們的四屆文代會本來應該是五世同堂，現在只能是四代相聚，我們損失了十多年的時間，損失了一代人。這對我們的文學事業造成了很多困難，目前普遍地感到缺少“壯丁”。

我們這四代人，是四個方面軍，在新的長征中要互相支援，協同作戰。三十年代的老將要運籌於緯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四十年代的中將要承上啟下，謀劃戰略與戰術的問題；五十年代的末將要攻城略地；七十年代的小將要沖鋒陷陣，負責炸雕堡探地雷。

這四個方面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各自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困為我對第三方面軍的情況比較了解，借此機會提出一點看法和意見：

所謂的第三方面軍是指五十年代走向文壇，解放後的第一代文學青年，如今的年紀也不小了，大都在五十上下的年紀。這個方面軍的人數是很可觀的，大家還都記得，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工作蒸蒸日上，文學也是一樣，突然間湧現出一大批文學青年，有的搞創作，有的搞理論，有的搞編輯，都有一定的戰鬥能力。從五二年到五六年，逐年增加，異軍突起。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當時的中國作家協會、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共同召開了一次“全國青年創作者代表大會”，周總理、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同志都到會講話，所有在京的老作家全部到會講了話，有許多著名的老作家還自始至終地參加了分組討論會，對當時的青年文學創作者的影響是很大的。前些時我在整理殘存的稿件時，發現了一份當時會議的分組名單，統計了一下，當時參加會議的共有六百五十六人，再中加上因事因病，因會議的名額所限而未能參加者，我估計，五十年代走向文壇而初露頭角者，不下千人。現在活躍在中國文壇上五十歲左右的作家和詩人，大多數是那個會議的參加者。所以有人說，五七年以前，那是個人材輩出的時代，“那時天公真抖擻，不具一格降人材。”文藝這一行，歸根結蒂是個人材問題，為什麽那個時候會人材輩出，後來就人材間出，再後來就根本不出呢？這個問題有待於理論家和領導文藝工作的同志去加以探討。我只是說，五十年代出現的千人大軍，其遭遇是十分不幸的。青年文學創作者代表大會的參加者，有百分之七十都成了右派、中右、反革命分子。文藝界被錯劃的右派之中，三分之二是出在五十年代的文學青年里。這些右派的“質量”不高，數量卻是可觀的，因為這些人當時都是十八、二十幾歲，血氣方剛，熱情天真，不僅是思想容易解放，嘴吧也很解放，筆頭子也很解放，鳴放一番，寫個大字報什麽的，一抓就準。抓住他們當右派，無須經高層領導人審批，一個小單位的領導人說了便可以。

抓他們當右派還有個好處，這些人都是無權無勢的，打了他們不會傷筋動骨，又可以完成指標，何樂而不為。這麽一來，這支千人大軍便潰不成軍了，剩下的也是時起時落，逃得過三月三，逃不過六月六。當然，也有極少數的幸運者，到最後是否幸運，這里暫且不提，要提的是這支千人大軍現在哪里？不錯，有一部分人回來了，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經常見到他們的作品，比過去都有長進，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叫人看了高興。可是，這只是少數，加起來也不足一百人。還有那九百呢，極少數的人死了，絕大部分還鍵在，絕大部分的人都已平反，可是絕大部分的人卻沒有在文學上發出聲音。有的下決心不干了，有的想干，但因為荒疏已久，眼高手低，一時間寫不出來。有的躍躍欲試，妻子兒女堅決反對，文學太危險了，解放以後哪一次運動不是從文藝界開始的，包括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在內。有的現在已經成了專門人材，整天忙著起草報告、寫總結，忙得沒有一點空隙。這一支被打散了的文藝大軍所以不能重新歸隊，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問題也有實際問。因此要做思想工作也要做實際工作，要做到每一個人的頭上去。據我了解，這些人也並非是心如死灰，二十多年來雖然遭受了各種苦難，還是念念不忘於文藝。他們在這二十多年間積累了大量的生活，思考了很多的問題，對這個世界的了解和理解都比以前更深，更廣，一旦拿起筆來，不僅是意氣不減當年，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編輯部也有這方面的經驗，偶爾收到一篇稿子，一看便知道是出於老手，一查，原來在五七年之前曾經發表過作品的。

一支部隊被打散了之後，要重整雄風無非是兩種辦法，一是召回舊部，一是召募析兵，用召回的舊部為核心來擴召募新兵。我們文藝界的情況和科技界不同，和表演藝術家也不同，並非是青黃不接，也不是後繼無人。科學家離不開實驗室，表演藝術家離不開舞台，作家離不開生活。由於“四人幫”和極左路線的危害，科學家離開了實驗室，表演藝術家離開了舞台，至使業務荒疏，後繼乏人，青黃不接的情況十分嚴重。作家則不然，他們被“四人幫”趕到了生活的最底層，和廣大的人民打成了一片。如果我們能忘卻了眼淚和痛苦的話，那就可以說，中外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有那麽多的文學家，那麽長的時間和人民滾在一起，那麽熟悉人民的生活和疾苦，了解他們的希望和企求。即使有些文學家是長期地被隔離和監禁，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生活，是一種更尖銳復雜的生活。只要思想解放，我覺得中國文學藝術的繁榮是指日可待的。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召舊部，擴新兵，當年陳毅元帥曾經寫過：“此去泉台召舊部，揮師十萬斬閻羅！”那是多麽的慷慨悲涼，氣壯山河。今天我們能不能喊出：“此去基層召舊部，揮筆十萬斬極左！”

已經散失了的人要召回來，當然也不會全部都召得回來，歷史和時間都會對人進行篩選；即使已經召了回來的人，也逃不出未來的篩選，這里就有一個如何培養和使用的問題。

一般地講，五十年代的文學青年大部分是準備不足，讀過大學的人很少，留過洋的全無，大部分是中小學的程度，由於種種原因，偶爾走上創作的道路，經過多年的學習，當然也有一些進步，但是比起老一輩的作家來實在是差得很遠。三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學問家，能創作，能翻譯，能進行學術方面的研究，知識是很廣博的。我們這一代人沒有來得及學習，解放以後匆匆忙忙地寫了幾篇東西，然後便受批判，下放勞動、勞改，或者是調離了文學工作的崗位，風風雨雨地過了二十多年。一個作家在文化方面的修養，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是在成為作家之前就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就已經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一種是寫了一些作品之後，有計劃、長時間地進行知識領域里的探求。雖然說是活到老學到老，可是一般的基礎工作都是在五十歲之前完成的。人們說：“八十不算老，七十不稀奇，六十小弟弟。”這都是一種鼓勵老人的說法，其實，每一個人都逃不脫自然的規律，八十歲學打拳的人，總是敵不過那些十八歲學打拳的。

我們這一代，都是五十歲左右的人了，開始創作之前的基礎不厚，開始創作之後沒有來得及補課，甚至反而倒退。因此，我們的學習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十分迫切。一提到學習就容易想到辦個讀書班，開個學習會什麽的。這種辦法，對搞創作的人來說都不大切合實際。因為各人的需要存在著千差萬別，而且都是在創作和生活的間隙里進行的。我們並不需要去參加讀書班，最最需要的卻是書。三十年代的作家很多都是學問家，也是藏書家，或者說總是有不少的書籍。我們很可憐，本來的書就很少，文化大革命期間抄的抄了，賣的賣了，燒的燒了，現在真可謂是手無寸鐵，只有幾堆報紙和雜志放在床底下面。現在，許多名著都在重印，許多類書也在重版，可是我們只能是望書興嘆，想買而沒有錢。我們這些人的工資原來就不高，二十多年來非但沒有提升，很多人都受到了降薪、降級的處分，現在雖然恢復了，但也只恢復到當時的水平。當年是二十來歲，光桿一人，或是剛剛結婚。現在是有兒有女，有的人快要抱孫子，窮得相當可以了，哪有余錢來賣書？照理說，作家買書應該靠稿費，可是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粉碎“四人幫”已經三年多了，各個方面都在撥亂反正，唯獨這個“三名三高”反不過來。物價漲了，書價也漲了，可那稿費卻只有五十年代的三分之一。王蒙寫了個短篇小說，題為《最寶貴的》，拿了十五塊錢稿費。由此可見，最寶貴的也只值十五塊錢。而且是一次付清，沒有版權，到處可以翻印。他印你的書分文不給，你買他的書分文不少，不知道這是屬於哪一類的價值規律？現在有人怕出版社重印自己的舊作，印了沒收入，卻要花錢去買書送人，因出書而負債累累。這倒是恢復了我們的老傳統，叫作“毀家刻經”，那時候出一本書是要傾家蕩產的！我講這些話實在是難以啟口，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有點清高，君子何必曰利？唉，實在也是沒有辦法呀，古人到了我們這麽大的年紀已經是學富五車了。那時的書少，又都是竹板刻的，五車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現在的書多，鉛字也小，五車書就了不起！我們不想那麽多，有一車也就夠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真的有了一車書倒又出了問題：放在哪里？這一代人大部分剛從勞動、勞改之處回來，有的還寄住在親戚家中，有的兩三代人擠在一起，別說是放書的地方了，連放人的地方都成問題。因此，適當而又即時地解決住房，對於作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住房對作家來說不僅僅是生活資料，而且是生產資料。作家、作家，他是在家里工作的，一個作家就是一爿生產精神產品的工廠，哪有開工廠不給廠房的？杜甫當年茅屋為秋風所破，高喊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好像他的住居條件也十分困難。不過，根據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的考證，據說那茅屋也是了不起的，屋上有三重茅，這就不是一般性的。想起來那茅屋的建築面積也不下於一百平方米吧。我們不要那麽多，有個工作室就行了，放張寫字台，放兩個書架子。

古代的文化人強調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創作的源泉無非是來自直接的和間接的生活體驗，行萬里路不僅可以增加生活的體驗，還可以擴大視野，不至於使人坐井觀天。我們過去下放勞動，體驗生活等等，都是局限在一個村莊，一個車間里，看上去是深入生活了，其實這種深入是有局限的，只能說明你是深入到了生活的底層，不能說明你對生活有什麽深刻的認識。生活的深度與廣度是辨證的，一時一地的生活，要放在廣闊的背景下來評判，才能對它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我們過去的生活，深是深了，恐怕是太狹了一點。生在北方的人沒有見過長江，生在南方的人沒有見過黃河，見過太晤士河的人更加沒有。出國有些困難，在國內走走還是可以的，只要不去批評人家是遊山玩水，遊山玩有何不可，否則的話，那些漂亮的山水詩文又是從哪里來的？你在那里搖頭晃腦地朗誦著：“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可你連黃河見也沒有見過，慚愧。

我們這一代人，深深地感到失去的時間太多了，而且失去的正是精力充沛的壯年時期，要想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是把現存的時間一個抵兩個用，一點兒也不能浪費。

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天，；這使得我們喜出望外，也使得我們不安與焦急。

1978年，四屆文代會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