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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稼雨:故事主題類型研究與學術視角換代(3)

其實,中國式的主題學研究不僅有範例,而且時間久遠。1924年顧頡剛先生《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在時間上和德國人提出這一主題學方法的時間大致相同,但卻表現出明顯的中國特色。其中最為精彩之處就是他幾乎能把孟姜女故事每一次變化的痕跡都在所在時代的歷史文化土壤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6]。這種以傳統的歷史考據學方法再結合西方實證主義的方法來作為解讀切入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的主要途徑,顯得十分清晰和明快,應當成為我們以中為體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範本和楷模。…See More
14 hou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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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稼雨:故事主題類型研究與學術視角換代(2)

三.故事主題類型的屬性和特點 故事主題類型作為敘事文學作品的一種集結方式,具有單篇作品和文體研究所無法涵蓋和包容的屬性和特點。故事主題類型的核心構成要素是情節和人物及其相關意象。但它們與單一的相應範疇所指有所不同,它更需要註意的是同一要素不同階段形態變異的動態走勢。故事主題類型中的情節更多需要關註的是在同一主題類型中不同文本在情節形態方面的異同對比。因為只有清晰地厘定不同文本故事情節的形態差異,才能為故事主題類型的文化分析提供可能。與之相類,故事主題類型中的人物既要關註同一人物在該類型故事演變過程中的流變軌跡,也要註意該故事流變過程中各個人物形象的出沒消長線索,從而為文化分析尋找契機。顯而易見,它與單篇作品和文體研究所關註的情節人物最大區別就是離開了單一情節和人物,去關註多個作品中同一情節和人物的異同軌跡。正是這些情節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變異軌跡,才能為整個該故事主題類型的動態文化分析提供依據和素材。在故事主題類型中與情節人物同步相連的還有以該故事主題類型內容為意象,出現在詩文等非敘事文體中的典故等材料。以王昭君故事為例,像《明妃曲》等大量吟詠王昭君的詩文作品,與《漢宮秋》等敘事文學作…See More
Ju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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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稼雨:故事主題類型研究與學術視角換代(1)

——關於構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學術設想 提要:本文在對20世紀古代小說戲曲以單篇作品和文體本位為主體研究視角的歷史功績給予充分肯定的基礎上,對其所忽略和掩蓋的跨越單篇作品和文體本位的故事類型研究的內涵和構成進行了初步構想,並進一步推論其對於構建中國敘事文化學所具有的學術視角換代意義。…See More
Ju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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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與中國學術體系重建(下)

三.關於重新審視並從更新換代的意義上對20世紀以來學術範式進行翻新再造的問題,我以為目前學界存在三種情況。一是沒有意識,也沒有實踐。二是有實踐,沒有意識,或者意識不夠。三是有實踐,有意識。以我粗略估計,前兩者約有十之八九,後者不過十之一二。木齋先生顯然是屬於後者。我在《木齋《古詩十九首》作者研究的方法論解讀》和《木齋學說與古代敘事文學研究的更新思考》兩篇文章中曾對木齋先生的研究方法從內外兩個方面做了梳理歸納[⑧]。外顯部分主要包括自覺的方法論意識、假說思維和懷疑方法、文獻考證為支撐的系統研究方法及定量分析方法等。內在靈魂部分則是指學術研究進入困境之後能夠窮則思變,於山窮水盡之處尋求柳暗花明之路。盡管木齋先生沒有把自己的創新研究從學術更新換代的角度明確定性定位,但他的研究其實已經完全達到了這個程度,具備了這樣的作用和價值。這個研究路數的核心精神就是回到以循環提升為目標,以“中體西用”為原則的學術再生之路。前不久讀到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對於他提出的關於“真理是被語言制造出來的,而非被發現到的”的觀點,我不能完全讚同。但我認為他所提出的語言對於制造真理所具有的巨大潛在能量的認識…See More
Ma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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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與中國學術體系重建(上)

【摘要】本文認為,20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範式基本上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後“全盤西化”文化價值觀作用下“西體中用”文化價值觀的產物。這一範式在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中表現尤為明顯。結合本人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本文認為應該用“中體西用”的文化價值觀重建中國體系的學術範式,結束“西體中用”一統天下的傳統學術範式。 最近幾年,我就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範式提出了一些對傳統研究領域另辟蹊徑的想法和實踐,取得了一點初步成效。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化,我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學術史意義有了新的思考。這就是,因20世紀以來“全盤西化”影響下的中國學術體系經過百年實踐,已經不斷暴露出各種問題和局限,需要用中學體系對其加以調整和改造。中國敘事文化學就是這種調整改造的嘗試之一。 一.…See More
May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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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與西方主題學異同關系何在?

——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叢談之二摘要:由於民間故事與中國古代書面敘事文學之間有多種相似性,所以使中國敘事文化學借鑒西方主題學方法稱為可能;同時,由於民間故事與書面文學之間存在差異,主題學不能全面反映揭示和解讀中國民間故事和書面敘事文學,所以需要在借鑒主題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合理改造,使之適合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研究。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基本原則下,還有一個必須明確的問題是二者的異同關系何在?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理論母本來自西方主題學,這個從屬關系決定了二者天然的密切關系,因此二者必然具有相似相通點。但相似相通不等於完全等同,沒有翻新變異也就失去了中國敘事文化學存在的意義。從同的角度看,中國敘事文化學與主題學之間的相關連接點主要表現在文體類型的相似以及由此派生的相似的可研究性。主題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民間故事。“主題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部門,它集中在對個別主題、母題,尤其是神話(廣義)人物主題做追溯探原的工作,並對不同時代作家(包括無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個主題或母題來抒發積愫以及反映時代,做深入的探討。”[1]5之所以民間故事需要“對不同時代作家(包括無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個主題或母…See More
May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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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為什麽要“以中為體,以西為用”?

——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叢談之一 摘要:本文在陳述中國敘事文學研究借鑒西方研究方法必要性的基礎上,對化用西方主題學方法形成的中國敘事文化學“以中為體,以西為用”原則的學術理念和文化意義進行了闡述分析。…See More
M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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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中西說書方式對小說敘事的不同影響(下)

中國說書藝人的表演大部分情況下是由一個藝人在一個固定場所,並且分多天從頭至尾進行講述,他要吸引的是一些老聽眾不問斷地來看他的表演,因此,他采取的就是一種完全不同於流動表演的敘事策略。首先,單人表演只有一個講述者,所以其敘事者是統一的,敘事角度就變得單一。其次,由於是多日表演,所以故事情節要保持連貫性,而且每天都需要有一定的高潮,這樣才能吸引觀眾能夠不間斷地回到表演場所。中國的古典白話小說結構框架,往往會由幾個大的段落組成,通常是圍繞一個中心人物或者一個中心情節而展開,可以添枝加葉,但不能同時有幾個中心人物或中心情節或幾條活動線同時出現。在歷史演義中,往往是以戰役為單元,如《三國演義》是由官渡之戰、火燒博望坡、赤壁之戰、彜陵之戰等幾大戰役所組成。而在每一個單元中,又往往通過一些中心的情節片斷構成。如赤壁之戰又可分為舌戰群儒、智激周瑜、蔣幹盜書、草船借箭、龐統獻計、孔明看病、借東風等中心情節。英雄傳奇則通常是以人物為單元,如《水滸傳》中可以分成武松書、宋江書、石秀書、盧俊義書等單元。每個單元由一些精彩的情節片斷組成,如武松書就包括了景陽岡打虎、怒殺西門慶、義奪快活林、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See More
Ap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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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中西說書方式對小說敘事的不同影響(中)

元稹《酬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有:“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自註雲:“樂天每與余遊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一枝花話”的表演者顯然是在達官貴人的堂會上進行的表演。與宮廷豢養的職業表演者相比,在富貴人家堂會上的表演者應該是臨時招集的。除宮廷與堂會之外,藝人表演的另一個場所是寺廟與道觀。寺院在固定的日期進行的講經唱導活動發展到後期,本身即成為一種帶有娛樂成分的表演——俗講;而在寺中舉行齋會與其他法會時,常常有更加豐富的娛樂性表演。會昌初年(841),日本和尚圓仁求法入唐,曾在長安小住,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中記錄了當時寺院、道觀里俗講大盛的情形:乃敕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左街四處:此資聖寺,令雲花寺賜紫大德海岸法師講《花嚴經》;保壽寺,令左街僧錄三教講論賜紫引駕大德體虛法師講《法花經》;菩提寺,命昭福寺內供奉三教講論大德齊高法師講《涅槃經》;景公寺,令光影法師講。右街三處:會昌寺,令內供奉三教講論賜紫引駕起居大德文漵法師講《法花經》。城中俗講,此法師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講法師未得其名。又敕開講道教。左街令敕新從劍南道召太清宮內供奉矩令費…See More
Ma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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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中西說書方式對小說敘事的不同影響(上)

【內容提要】希臘、印度等國小說與中國古典小說在敘事人稱和敘事結構上的差異,可以追溯到早期說書藝人的表演方式。在重視流動的文化環境中,說書藝人采取流動的表演方式,面對的是陌生的觀眾,這就有可能使用第一人稱來敘述虛構故事;而在重視定居的文化環境中,說書藝人是在固定場所作重復性表演,他所面對的觀眾是熟悉或者可能熟悉的,這就限制了藝人以第一人稱作虛構敘事。印度、希臘等地家族式的表演團體,可以用不同藝人輪流講述故事,由此形成了敘述人不斷轉移的框架式結構;而中國采用的單人多日的演出形式,決定了由統一敘述者以單線演進並不斷設置懸念來串聯情節這樣一種結構方式。 眾所周知,在中西小說的敘事方式中,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差異,那就是,在中土古典小說中,無論是文言還是白話小說,幾乎沒有采用第一人稱敘述的情況,但無論在印度、埃及還是希臘、羅馬,用第一人稱敘述都是相當常見的類型。如世界上最早的小說之一、屬於埃及十二王朝早期的《遇難水手的故事》的主體部分就是一位水手講述其早年在海上遇險的經歷,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事;十二王朝時期的另一部作品《撒奈哈特歷險記》同樣是第一人稱敘事。在印度,《五卷書》中充斥著以框架式結構(Fr…See More
Ma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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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毅衡:兩種敘述不可靠:全局與局部不可靠及其糾正法(1)

可靠性問題,一直是小說敘述學研究的關鍵問題。本文提出,這是一個所有符號文本都無法避免的普遍問題,推論路線如下:敘述學討論的(不)可靠性, 指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在意義和評價上的距離。所有的符號文本都有一個文本發出源頭(或可以被接收者構築出來的發出主體,例如神意)可以稱為“再現者”(representer),這個人格在敘述文本中稱為敘述者(narrator),他可以表現為“框架—人格二象”;[1]而所有的符號文本都可被接收者推斷出一個體現文本意義/價值觀的“擬主體”即普遍隱含作者;因此,所有的符號文本的意義立足點,是這兩個人格或擬人格的距離問題:如果文本的再現者與隱含作者意義觀與價值觀一致,那麽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說:所有的文本都在不同程度的意義可靠性—不可靠性基礎上搖擺。以上這四點看法,似乎言之成理,但是先要證明這個表意方式的普遍性,然後才能做分類評析:首先,“再現者”是普遍的,是所有符號文本都具有的;其次,凡是文本都有隱含作者;然後,可靠性-不可靠性,是再現者與隱含作者之間在意義和評價上的距離,也是普遍的。  1.符號文本…See More
Ma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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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8)

“潘曉來信”發表後,《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還刊登了一篇署名“潘曉”的文章《潘曉同志的來信》,文章以“潘曉”的口吻表示受到了讀者來信的鼓舞和感動。或許這篇文章是編輯部遵照胡喬木的指示而撰寫的“聽將令”之辭,歷來的研究者也並沒有把註意力特別放在這篇文章上。但是,文中的一句話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潘曉”說,她要“再品品‘舊生活’的苦酒,也聽聽‘新生活’的召喚”。對於一位出生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青年而言,“舊生活”指的是什麽呢?考慮到60年代以後“革命回憶錄”等類似題材的敘事相當普遍,人們在當時往往習慣以追述解放前“舊生活”的苦難來對比和突出解放後的幸福生活,那麽“潘曉”這句話所包含的戲仿和反諷意味就非常明顯了。那些像“潘曉”一樣“痛苦地”看到人生真相的孤獨的個體,在他們從共同體的“騙局”中解放出來之後發現,自己只能等待著被資本的力量吸納,面對市場的資本邏輯啞口無言——“‘解放’的結果走向了它的對立面”。令“潘曉”感到困惑和痛苦的無意識般的“隨波逐流”,最終變成了90年代以後肆意泛濫的市場化意識“主流”。今天,距離“潘曉來信”已經過去三十年之際,倘若有人想從“潘曉”的敘事中挖掘(比方說)革命…See More
Ma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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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7)

意義上的“寫作”在此走到了自身的反面:寫作與其說是表達自身高尚的內心世界的行動,不如說反過來證明了“人性都是自私的”。“潘曉”為了不與“俗氣”的同事們同流合汙而躲進自己的“清高”,但後者卻是十足的“隨波逐流”的證明。與此相關,“潘曉”提出的另一項表明寫作之不可能的理由則是:我真能寫出什麽來嗎?就算是寫出來了,幾張紙片就能攪動生活,影響社會?我根本不相信。因而,就“是否寫作”這一問題而言,“潘曉”給出了兩條“不寫作”的理由:第一,寫作雖然是“精神支柱”,但根本上還是“為了自我”;第二,寫作無法改變社會,盡管它是“高尚的心靈世界”的表現。上述兩種理由揉合在一起,我們得到的命題是:“寫作無法改變社會,只是為了自我。”這使得作為“寫作實踐”的“潘曉來信”並沒有以“高尚的心靈世界”的來源——社會主義教育——為基礎安排敘事,而是以一種抽空了內容的、空洞的“高尚”形式,變相佐證“主觀為自我,客觀為他人”的正確——從上述命題我們可以看到,寫作甚至也否定了“客觀為他人”的可能性。顯得頗為諷刺的是,“潘曉”為自己保留的“高尚的心靈世界”既無法兌現她自稱擁有的革命浪漫主義激情,也無法支撐她在“粗俗”的現實生…See More
M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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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6)

……我不願意隨波逐流,把自己貶低到庸人的泥潭中,於是我就到書中去自我解脫。這段自敘幾乎和“潘曉”的經歷如出一轍,甚至遇到的具體挫折都相類似,只是措詞略有不同。也與“潘曉”類似,趙林在現實中的遭遇使他“到書中去自我解脫”,並發現了人生的真理。但是,一位讀者在來信提出了與“潘曉”經歷針鋒相對的事例:“如果真如你說的一般,那麽手舉炸藥包的董存瑞,撲向槍口的黃繼光,在烈火中焚身的邱少雲……就無從解釋了。”然後敘述了一個副團長忘我犧牲的事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不是可以模仿“潘曉”的口吻說,她後來接受的一套關於“人生真理”的說教,使她有能力對這些革命事跡和忘我犧牲精神視而不見?無論是“潘曉來信”還是趙林的論述,他們都把“文革”作為轉折點,將自己對於“現實”或“真實”的理解建立在“文革”造成的創傷上面。但是,這個所謂的“轉折點”的合法性相當程度上卻基於“潘曉”自己的修辭。換言之,“潘曉”和趙林遇到的困境並不源於“文革”對(比如說)社會主義經典教育的否定或證偽。而當他們把困境歸於“文革”的時候,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借助這個“大他者”而獲得了貌似合理的解釋。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說“文革”的發生並不重要或…See More
Feb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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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5)

與“潘曉”對“文革”的態度相伴隨的問題,是“潘曉”作為一個類似理性經濟人形象而出現。事實上,整封“來信”的敘事線索除了“潘曉”自己敘述她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幸和坎坷之外,還有一條與之緊密相連但又不完全一致的“經濟”線索。按照這條線索審視“潘曉來信”,我們可以這樣再現這個故事:“潘曉”讀小學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她目睹了抄家等肆意破壞私有財產的事情,她開始感到迷茫;進而,隨著家庭內部為財產分配問題而吵翻了天、母親不再給她寄撫養費,她的人生落到了低谷。經過同學和街道辦事處的幫助,“潘曉”終於有了一份集體所有制工廠里的工作,她得以“自食其力”。但隨後一系列不如意事讓她開始認識到人生的真理,開始痛苦地、然而又理直氣壯地“掙工資”、“計較獎金”、“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等等。甚至可以說,“潘曉”在對待愛情問題時,采取的也是一種類似於等價交換原則的態度,因而她不能理解幹部子弟為什麽不能對她做出相應的回報。需要註意的是,這個圍繞著“算計”建立起來的主人公形象並不是單純的專於算計的理性經濟人(比如魯濱遜式的個人),而是批著“溫情脈脈的面紗”。這樣說並不是想要刺破“潘曉”的這層修辭而揭示其敘事背…See More
Feb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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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潘曉來信”的敘事與修辭(4)

然而,“潘曉”在“文革”發生過程中對周圍世界的所見所聞,卻動搖了她關於“人應該怎樣生活”的信念。“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是這樣嗎?“潘曉”並沒有說清楚,既然“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對個人的思想道德以及如何行為處事做出要求,而“眼睛所看到的事實”則是其他人的言行舉止並不符合這些要求,“尖銳的矛盾”體現在哪里呢?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由於“潘曉”的父母和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而她對共產黨員懷著很美好的向往;因此,當她在現實生活中遇到與母親的矛盾時,她的美好生活的圖景開始破裂。她說: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呵,親人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將會怎樣呢?事實上,無論在“潘曉”的敘事中、還是在80年代初的主流論述中,“文革”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時期民族記憶的創傷,都起到了“大他者”的作用:人們往往有意無意地會選擇將困惑和失落感歸之於“文革”的發生,從而變相地為眼下面臨的矛…See More
Fe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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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當專著不再是媒介:網絡時代的歷史敘事(3)

Posted on January 22, 2018 at 1:21pm 0 Comments

正如這個小調查所指出的,文化研究中敘事的概念化已經逐漸與新興藝術方向和新的媒體技術連接在一起,並且這種轉變很可能會自覺地隨著新的實踐的出現而繼續。諷刺性的對比是,歷史學家們對歷史編纂性的敘事的觀點正在變得更加非歷史,好像“敘事”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當是不變的同一的(我們發現值得註意的例外又一次出現在海登·懷特最近的研究中)。[31]撇開相互之間的差異不談,敘事理論家和史學理論家們一樣,繼續堅持著源自印刷文化的那種一般假設,即敘事研究既定的分析對象就是單一作者書寫的獨立文化作品(文章、電影,抑或一個遊戲)。然而筆者在這里要論證的是,新的媒體生態學需要一個不同的思路並且提供了替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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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RIGHEY:當專著不再是媒介:網絡時代的歷史敘事(1)

Posted on January 22, 2018 at 1:18pm 0 Comments

摘要:在過去的50年中,出現了眾多關於敘事在歷史知識中的價值的討論。而在其中,“敘事”則表現為一個給定的、並且僅與認識論相關的概念。筆者不認同這種觀點。“敘事”的概念隨文化實踐的變化而變化,並且在獨立專著這一特定的與講故事相關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關於“歷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個歷史學家作為個體寫作的一本書”這樣的信念內在於20世紀中絕大多數關於“敘事”的討論,這意味著語言的首要性、著者的自主性、作品的獨立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在新的傳媒生態中,獨立專著的“自然性”不應繼續被當作是既定的。數字化和因特網為制造和傳播歷史知識提供了新技術,而在這一過程中,職業歷史學家同時面臨機遇和挑戰。在其實用意義之外,數字媒體在“其社會產物由不同平台上的多種媒介所產生”這一方面,為考察歷史敘事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模型,並且改變了我們關於過去與未來的實踐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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