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需介紹的是臺灣學者陳勁榛的論文《臺灣〈白賊七〉故事情節單元連系模式試探》。這篇論文1966年4月在“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北京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研討。作者對臺灣的17篇《白賊七》的故事——機智人物故事——的結構作了相當細致的微觀研究，歸納出了連鎖式和並列式兩大類型連系模式，並對各式的形式總則、功能及其文本意義予以了深刻論析，認為《白賊七》故事的情節單元連系方式都是中性的，決定故事旨趣的因素在於講述本身。…

在傳承過程中，作為一種規範，講述者只要立足於對敘事傳統的本質性的把握，熟知敘事的內容，充分感知敘事的內蘊，對於敘事的表述手段能夠熟練運用，可以不必機械地記憶情節。民間故事的一個本質性的創作機制，在於其不是一次完成、一勞永逸。在歷史的長河中，在流傳過程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故事文本始終處於不斷更新、不斷變異的狀態。故事文本的這種“活態性”，不僅表現在文本中的情節、事件可能伴隨著每一次具體的講述而出現某種增刪與潤飾，還表現為不同時代的故事家及聽眾，也會伴隨著社會的發展、環境的改變，對故事中人物的行為以及歷史事件的評判發生變化，而這些都將對故事的講述構成影響。…

每一個出色的故事家，都是先從做一個執著用心的聽眾開始的，正因為如此，民間故事家最了解聽眾的心態，理解聽眾在接收故事方面的不同需求。優秀的故事家會視聽眾的構成決定講述的內容，所謂“見什麽人說什麽話”“看人亮活兒”；並且在講述中善於察言觀色，根據聽眾情緒和人們面部表情的變化，隨時對故事內容進行調整。



可見，對於故事家來說，講故事固然重要，而“講述”本身作為一種展現更為重要，故事的真正魅力，並不只限於文本的內容，還包含講述的過程，講述過程傳達的並非只是文本的內容與意義，還附加著許多與文本相關的特殊意義，對於故事家和聽眾來說，講述過程的意義有時甚至勝於文本的意義。



在以故事為紐帶形成的故事家與聽眾、故事家與社會的多向互動中，講述者與聽眾的收獲都超越了文本，得到了大於文本的種種滿足。這也是有時聽眾盡管對故事情節已耳熟能詳，卻仍然樂聽不誤的原因。從某種角度上看，故事家講故事也可說是一種小集團社會互動的顯現。…

民間故事作為一種口承文學樣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為載體進行傳承和流動。對民間故事的研究離不開對其載體的研究，尤其是對這一傳統的積極攜帶者——民間故事家的研究。

 …

歸結而言，這些理論主張都都推崇對敘事傷口進行內在性的抽象性的研究。它的研究對象與其說是敘事作品，不如說是作品的規律，因為它分析描寫的並不是個別的、具體的敘事作品，而日存在於這些作品之中的抽象結構。

從上文的分析來看，民間故事的研究對西文敘事學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民間故事創作、傳承的群類性和口語/口述性，決定了故事文本的話語生活化、故事母題化和結構模式化，同時其體制相對簡短，故事情景相對單一、平實。民間故事集體傳承導致的故事流布，在文化交流的進一步作用下，使得民間故事跨越時空而具有了形式與情節的普同性;另一方面，人類相似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實踐體驗也造成了在些基礎之上的故事文本的相似。正因為民間故事從成因到表現形態都具有模式化的特點，才使得研究者(如俄國的普洛普)可以且需要從形態學的層面上去探討其功能，描述其結構，提示其意義。也就是說，民間故事的文本性質使敘事學方法在其解讀中成為可能的。…

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人們發現此時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大都是在數十年前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一代就在當時知識界激烈爭論過的。由此，開始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探討，到90年代漸成熱點之一。



有關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及他們本人的舊作“層出不窮”。陳寅恪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命運竟引起廣泛“社會關注”，恐為外人難以理解。顧淮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遺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卻反響甚微。但跨入“新世紀”，思想界卻突然“重新發現顧準”，甚至興起一股“顧淮熱”，顧淮遺著和有關顧淮作品隨之暢銷。

 …

——關於20世紀民間故事敘事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敘事學方法是20世紀早期萌芽、五六十年代走向成熟的敘事理論，其產生和發展與民間故事研究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通過回顧中外學者研究民間故事敘事性的歷程，深入探討敘事學理論作為一種方法對於民間故事研究的有效性及重要意義，並藉此思考我國當代民間故事研究得以深化與拓展的基本問題。

一、20世紀民間故事研究與西方敘事學

20世紀運用形態學理論研究民間故事最有影響的，是前蘇聯著名民俗學家弗拉迪米爾·普洛普…

薩特也是1983年“清汙”的對象之一。90年代初，我還應香港中華書局之約寫了《薩特》一書，作為對自己青春閱讀的紀念。在薩特之後，弗洛伊德、尼采迅速聯袂登場，由於幾十年來對這二位實在沒有研究，所以倉促間一些出版社或將港臺出版的弗氏著作拿來印行（好在當時對“版權”並不重視），或將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應急需。不久，沒有多少人讀得懂的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又成為讀書人的案上必備。雖然真懂海德格爾的委實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詩意地棲居”這句名言到現在已成為小資的符號，足見其“經久不衰”與影響廣大。而與海氏完全不同的維特根斯坦卻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學研究》在不長的時間內居然出現多個譯本。當然不能不提賓克萊談倫理學的《理想的衝突》，這本書不知擺在多少人的案邊床頭，至今仍不斷再版。

 …

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有關社會思想著作開始受到重視。上世紀80年代的“韋伯熱”使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成為閱讀熱點。“法蘭克福”學派也於此時在中國大規模“登陸”，《單向度的人》、《愛欲與文明》、《逃避自由》等都暢銷一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自1990年代末開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義》、《道德的市場》、《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15種。而在19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鮮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後期也開始受到關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與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譯出版。無論贊同還是反對，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衝突》、《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爭論卻也十分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