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的被召回，是自毀長城，表明南宋小朝廷的毫無作為。這是一幕歷史悲劇。從此，宣告了宋孝宗進取政策（更準確地說，是意圖）的終結，代之以維持現狀的茍安政策；而這對盼望恢覆的士大夫和廣大人民群眾、對南望王師的遺民來說，是沈重的打擊，這些，都生動、形象地反映在陸遊的詩篇裏。

這幕悲劇的形成，還由於朝廷宰輔大員之間沒有和衷共濟。上引《王炎除樞密使禦筆跋》“令諭褒用炎之意”句後，尚有一段文字：

初，炎與宰相虞允文不相能，屢乞罷歸，允文薦權吏部侍郎王之奇為代。……暨宣炎[除樞密使]制，宰相以下皆莫測云。

孝宗的除命，排斥了虞允文的意見，加深了王、虞的隔閡。王炎得不到虞允文的支持，他的宣撫使位置實處於不穩定狀態，潛藏著危機。

可以看出，王炎的罷歸，與虞允文有關係。王炎罷去，虞允文代之，幕府即星散。說明王炎廣泛招攬人才的作法，虞允文並不讚成。

王炎也有責任。既然說“不相能”，說明王炎並未能主動真誠地爭取虞允文的幫助，遂使隔閡日益加深，終至不可收拾。

關於虞允文、王炎的關係，如果說周必大是在事情的發展過程中所記，帶有一定的局限性，那麽，下面所引辛棄疾的話，則是在虞、王死後所寫（虞允文卒於淳熙元年二月），就比較客觀了。

辛棄疾在《水調歌頭》（《稼軒詞編年箋註》卷一）小序中說到淳熙五年離知江陵府任時，友人餞別，記云：“時王公明樞密薨，坐客終夕為門戶之嘆。”

“不相能”的發展就是各立“門戶”。虞、王“門戶”之爭，以王炎的失敗而告終，而一代英才竟也成為門戶鬥爭的犧牲品。

歷史常常令人惋惜，也使人深思。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戰中，大破金兵，立下了赫赫戰功，何等氣概。然而，虞允文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諱缺失”（《宋史·薛季宣傳》。他聽慣了歌功頌德的話，聽不得不同意見，久而久之，不免講起“門戶”，排斥異己，為國家鑄成了大錯，為個人留下了缺陷。辛棄疾及其友人的慨嘆確是由此而發的。

因此，我們想到，如果虞允文、王炎以及與他們有糾葛的人，都以國事為重，捐棄前嫌，致力於恢覆大業，則國事未嘗不可為，陸遊進取長安、經略中原的建議，未嘗不可以實現，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坐失良機，這也是辛棄疾及其友人所以為之終夕慨嘆而不能自已者。

據《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七，王炎過了一段退居生活以後，於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知潭州。二年五月，有人說他“欺君”，於是又被罷官，貶至“袁州居住”。三年十二月，“欺君”的罪名總算解除了，朝廷任命他知荊南，他以“疾辭”（周必大《玉堂類稿》卷七《賜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炎再辭免資政殿大學士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作於淳熙四年二月以後至六月七日以前），朝廷同意了。五年，死去，年六十五。

他的死，沒有人寫挽詞、祭文。這大約是因為，與以前王炎就任四川宣撫使時相比，朝廷的大氣候變了，已不講什麽恢復了。還有，王炎“欺君”的罪名雖然得到了解除，但人們心中總不免留有余悸。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就不便說什麽了。

不僅沒有人寫挽詞、祭文，除《宋宰輔編年錄》和《玉堂類稿》外，還沒有一篇關於王炎漢中罷歸後的事跡的粗略記述，甚至連傳聞都沒有，《宋史》也未為他立傳。一個為恢復事業竭盡心力的人，淒涼、冷落到如此地步，是值得令人沈思的。王炎的遭遇是一個悲劇。漢中罷歸後的幾年，只是悲劇的餘韻。

了解了以上情況，我們就可以知道陸遊為什麽不提王炎。因為王炎自漢中罷歸，是一件政治事件，而自己又與此事件有關，自己的言行偶一不慎，就會貽人口實，鑄成大錯。了解了以上情況，我們就可以大膽懷疑前面提到的與王炎有關的兩篇劄子是有意刪去，而《山南雜詩》說墜落水中，很可能即是托詞，極有可能是陸遊有意刪去的。

陸遊的精神受到壓抑，我們讀他征西大幕的詩篇，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這些詩篇，有意識避開王炎，大體上單純回憶個人的那一段經歷，發抒一點屬於他個人的嘆老嗟衰一類的感情，陸遊的用心可謂良苦。但是，人們讀過這些詩篇以後，不由得要想一想，征西大幕是王炎舉辦的，沒有王炎，就沒有征西大幕。從這個意義上說，陸遊所有的征西大幕詩篇，不都是懷念王炎的嗎？不過表達得曲折一點罷了。作為一個有愛國真情的詩人，陸遊的深意也許深藏在這裏。

 《詩稿》卷八十二《初夏雜詠》其五有兩句詩：

北首心空壯，東歸憤不攄。

這首詩寫於宋寧宗嘉定二年，也就是陸遊告別人世的那一年。“東歸”是指淳熙五年自四川回到山陰。這裏，回憶了四川那一段生活，在四川生活中，漢中又占著十分重要的位置。這裏拈出一個“憤”字，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報國的宏圖沒有實現，心裏充滿著憤慨。這就強烈地表現了對王炎自漢中罷歸的深思。“東歸”包括自四川歸來以後。作者寫這首詩時，王炎已經在低調的政治氣候中死去幾十年，淒苦的憶念，使當年的報國豪情，在歷史的長河中更為壯烈。

 註釋： [1]《王绹神道碑》謂炎兄弟二人，弟名圭。《系年要錄》謂竟為炎之兄，按：當為從兄。（愛思想網站 2015-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