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重要弟子，以其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的巨著《技术与时间》是其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此书的第一卷中，斯蒂格勒指认，自黑格尔以来，人们就不断宣称人的终结，而有终点就必然会有对起源的反向追问。

依他的看法，不同于人类存在者自身的生命种系起源，技术是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二起源。在「谁」和「什么」的双重追问下，由人的生物实在之外的义肢性文码记忆构成了一种后种系生成中的「被发明」，这种在自然遗传进化终止之后出现的可激活的文码就是技术，这也是人类历史性生存在自然中的延异式到场。

一、人的存在的第二起源

斯蒂格勒认为，通常在科学的构境层面上讨论人类的起源问题，都是将人作为生物实体意义上的「存在之物」来对待的。在生物种系的发生链上，人获得自己的「从猿到人」的生物连续性的一席之地，所以，人类起源研究的原则也必然是坠入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可直观的「存在者(Seienden)的原则」。

而斯蒂格勒则要追问人的社会历史存在(Sein)本身的发端。这倒真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构境入手的。所以，甚至不同于卢梭在哲学上那种寻求原始自然人及其沉沦的存在者故事，斯蒂格勒对人类起源的追问直指人在自然生物学意义之外的存在：「人就是技术，就是时间」［1］137。

我们知道，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Dasein)是在时间的有限性中获得面向死亡的存在的，当然，此在去在世，依关涉(Sorge)而立，据上手之及物的操持(Besorge)链环顾而生周围世界。

然而，因深受西蒙栋实体主义技术观构境背景的影响，在斯蒂格勒这里，他实际上是将海德格尔历史性的此在重新扩展为抽象的人类主体(「谁」)，把关涉性的操持强化为广义的技术对象(「什么」)，并进一步将这种对象化的技术与历史性的时间链接起来，以开启不同于生命种系发生的人类历史发生的第二起源。


我觉得有一点可以与斯蒂格勒商榷，即他这里的思想构境虽然是从存在论差异入手的，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却已经与反实体本体论(存在者)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有一定的区别。

首先，斯蒂格勒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的历史性存在是从技术的出现启始的，技术现象已经是在动物学现象之外了，因为它远离原始性的生命起源，「它不属于人的本性，它由外部而来发生在人身上，并使人丧失自然的本性」［1］139。

如果将斯蒂格勒此处的广义技术看作劳动生产能力，这基本是对的。在这里，自然的本性即生命种系的属性，技术使人远离自然生命状态中的生物属性。一切来自后自然状态的事物都可以被称作技术，即作为操持(préoccupation，Besorge)的超前意识，它存在于构成当下(maintenant)的现在、过去和将来(présent，passéetavenir)的根本性分裂的偏离中。

这种向人为的时间性或时间的人为性的沉入，向存在的连根拔起(arracheràl’être)并使存在败坏的变化性的沉入，就是人的可完善性由潜在力量向现实行为偶然性(accidentel)的过渡。［1］155

这里的构境真够形而上学的。第一层构境，斯蒂格勒先标注的一个质性差别为：动物生命存在中没有的超前性的操持，即马克思所专门区分过的那种不同于蜜蜂活动的工程师超前设计蓝图的有目的的及物活动，这种能够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统合起来的当下发生的后自然状态都被斯蒂格勒指认为广义的技术。这里，斯蒂格勒没有细分与手工劳作同体的主体性的手艺与真正义肢性和外部客体性的工具系统生产技术。

这是将海德格尔的此在关涉论扩展到社会历史层面上来，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还原了被海德格尔故意遮蔽起来的马克思的历史实践论。2016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开设的「南京课程」中指认：「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在马克思那里，存在变成了生产，而这个生产首先是再生产，不单是一种经济学： 它是一种正如它自身的再生产一样的连续性———但是生产的再生产是体内的(endosomatic)，而人类的再生产是体外的(exosomat-ic)。」［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