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正確地看到，以《鼠疫》中的塔魯為代表的這種流亡觀念表達了一種矛盾，即暴力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合理的。薩特堅稱，加繆對這種悖論的回應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論調”，就像他的西西弗斯一樣，仍然遭受著譴責，但無法改變現實。事實上，加繆對他的祖國阿爾及利亞不斷升級的衝突感到絕望，這有效地招致了一場同時發生在兩邊的“瘟疫”，即為獨立而戰和引發了法國的鎮壓。最後，他主動選擇了沈默。政治現實主義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很好地抓住了這個問題，他承認加繆的行為是出於同情和對正義的渴望，但他總結說，加繆在道德上的沈默“並沒有成功地超越一個善意的殖民者的心態”。…

加繆 

另一位相信不確定性存在的存在主義者是加繆，他認為不確定性無法被征服，但必須被接受。加繆反對薩特的世俗神論和他對普遍苦難的無神論斷。薩特與波伏娃一起，將自由的不穩固根基與被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在一起。薩特激進化了海德格爾的理論，支持俄羅斯的共產主義事業，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獨立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直到1968年抗議的爆發。薩特斷言，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筆下的《大地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最清楚“虛無，因此自由”（nothing, and…

海德格爾



阿倫特認為，海德格爾的思想既是對人類沒有意義的生存的肯定（我們生活在一個讓我們對上帝或真理沒有任何把握的世界），也是試圖逃避它。面對人類與死亡的鬥爭，海德格爾聲稱，人類的基本經驗是疏離感，感覺無家可歸，焦慮，和普遍的對死亡的恐懼。唯有直面死亡，我們才能成為命運的主人，活出有意義的人生。只有明白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並且放棄對永恒的渴望，我們才能活在當下，真誠地存在。

正如海德格爾所理解的那樣，人們無法真誠地生活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被教堂、科學和現代工業的漫不經心、喋喋不休的嘮叨所分心。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將我們的死亡隱藏在一個沒有人情味的面具下，海德格爾稱之為“人們”(das Man)的“他們性…

上世紀的存在主義之所以受到廣泛歡迎，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特別強調了人類自由的觀念。薩特所謂的“自欺”，海德格爾的“不真誠”（inauthenticity）【譯註：如果一個人被畏懼壓倒，通過沒入於眾人或匿名的“人們”來保護自己，正如人們通常所做的那樣，他就進入了“不真誠的”生存狀態】和雅斯貝爾斯的“受制約的生活”（life in a…

編者按：在疫情期間，許多學者重新展現出了對存在主義哲學的興趣和重視，阿爾伯特·加繆的《鼠疫》一書，也成為了支撐許多讀者度過艱難時光的精神支柱。然而，對於存在主義者而言，人們所厭惡和恐懼的不確定性，卻是建構未來和為人類提供自由的關鍵。同時，雖然存在主義思想為人們在思考焦慮、偶然性和死亡方面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見，但我們也必須具體地去思考當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本文原載《波士頓書評》8月24日刊，原標題為《2020年的存在主義轉向》（2020's Existentialist Turn）。…

重塑道德和文化

“巫術化”文化的受眾當然是形形式式的社會群體，包括激進的學生、炒股者、受人指使到處抗議者、對很多社會事物想不通而自殺或者訴諸於暴力、受邪教組織的錄用而不能自拔等等。這些群體既是主要受眾，也是支持者，同時他們也是“巫術化”文化最大的犧牲品。 …

說精英階層“巫術化”了，其實指兩種精英，即精英和反精英（反精英的也是精英）。回到“氣功大師”的案例。沒有精英們的需求，就不會產生相應的“氣功大師”。但是，反精英的精英何嘗不是這樣呢？諸多今天嘲笑這些“氣功大師”的，不是也多次“面見”（或者專門拜訪或者“不期而遇”）這些“氣功大師”嗎？反精英者也有著同樣思路、同樣的目標。 

每當這樣的事情發生，總會有另一類精英來批判倒了霉的精英。不過，結果總是一樣，即用一種心靈雞湯來替換另一種心靈雞湯，並且兩者之間根本不會有本質性的區別。實際上，在沒有科學精神而文化被普遍“巫術化”的情況下，這樣的事情一直會循環往復地進行下去。1980年代以來一代又一代的“氣功大師”的湧現就是經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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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人物何嘗不是這樣呢？在政治領域，從理論上講，黨政官員應當是唯物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實際上則不然。因為吏治制度的不完善，人們對升遷難以預測。一些幹部官員比老百姓更需要“巫術”，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於不同類型的“巫術”活動。早些年發生的“法輪功”運動里面，有多少是黨政官員、科學家、工程師呢！ 

知識領域的巫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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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除了文化啟蒙之外，還有商業文化的啟蒙。很多學者發現，商業的發展，對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權的愚昧時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業使人變得理性，因為商業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可以量化的經濟分析。人們無需求助於神和上帝，就可以算計和預測經濟活動。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發生了商業革命。但中國的商業革命不但沒有使人變得理性，反而使人變得瘋狂。 

商業一旦產生，就拋掉了所有的道德和價值，GDP主義和貨幣主義橫行，就以貨幣來衡量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靈魂。金錢至上貨幣崇拜的現象，本身就與精神領域的供給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實際上，一些宗教領域本身的高度商業化更能說明這個問題。）沒有多少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盡管具有一個越來越巨大的經濟體，但文化則是虛空的。…

例如，上世紀80、90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識界太窮，不能集中精力來做學問。現在，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條件的改善是否有助於知識的生產？一個荒唐的現實是，錢越多，知識界就越腐敗。從前錢不多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專心做些學問；現在錢太多了，大家就轉向用各種方法搶錢。這麽一來，學問自然要荒廢了。 

實際上，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知識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為了爭名氣或爭金錢，紛紛加入搶流量的隊伍。一些學校甚至公然用流量來衡量學者的業績。知識階層一味地庸俗化，只是為了取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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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況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發生過，例如美國、德國等後發展中國家早期也學英國、日本學美歐、韓國學日本等。問題是，這些國家很快走過了學習階段，進入原創性階段。但在中國，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對原創性的東西缺乏興趣，更缺乏能力，結果既處處受制於人，也始終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產品。直到這兩年中美發生貿易戰，很多人才發現自己和美國的差異還是那麽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難以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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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貧困的產物，因為文化的貧困導致人們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沒有興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國歷史上的所有烏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產物。這和西方理性主義時代的近代烏托邦有天壤之別。包括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在內的所謂烏托邦，其實都建立在有限的社會實驗之上，只是到了可復制（或者推廣）階段，才出現烏托邦的概念。沒有現實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這些“無產文化”已經變成根深蒂固的“文化”，變成了思維和行為方式。這種文化已經沒有了傳統底層文化的樸素與善良，所呈現的是精致的惡。這里要強調的是，衡量文化中產的標準絕非教育水平，並不是說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關聯，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無產文化環境主導下，出現了一種情況，即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行為。…

文化貧窮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質中產群體，在文化上仍然是“無產”，甚至是“流氓無產”。即使是最富裕的群體，也很難說在文化上已經逃避了“無產”的格局。問題在於，在“文化無產”的格局下，中國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從數量型經濟增長，轉型成為質量型經濟增長？物質中產如何通過深度文化消費，來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費？如何通過培養文化中產來培養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所有這些都關乎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甚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 …

中國的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如何走向未來？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來看，物質意義上的經濟指標，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比較容易規定；同時，人們對物質目標的追求也具有自我的動力，因為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過，在任何一個社會，人是主體，在追求經濟等目標時，必須考慮到人。 

人們常說，一個人能走多遠，取決於其思想能走多遠。也可以說，人的思想能走多遠，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能走多遠。盡管這並不是說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思想，但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單向面的發展，追求各種“烏托邦”等。…

“鬆散片斷組成的情景性人物”有何不同之處呢？不是說他們的記憶能力多麼差，而是說他們並不使用自己的自傳性記憶進行“時間旅行”。他們記得過去的體驗，但那不是作為自己的體驗。我或許能記得上學第一天發生的事或我當時的感受，但如果我是情景性人物，我並不將現在的“有記憶的自我”，等同於過去的“體驗的自我”；我並不認為那個小孩是我（雖然我承認那是同樣的人類動物）。我並不覺得有必要通過構建一個敘述，來將兩個自我“統一”起來。 

情景性人物對過去沒有特別的興趣，除非它塑造了現在的性格。因此，他們並不害怕記憶的喪失，只要他們的道德性格仍然不受影響。正如傾向於情景性的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現在考慮另一種選擇柏拉圖主義者。這里的重點不是新鮮而是善良。要創造一個有意義的自我，你講述的人生故事必須是圍繞具有客觀價值的東西展開的。在柏拉圖看來，它必須是朝向永恒的善的欲望萌芽，一個我們可以模糊地從出生前回顧的東西。（這是一個故事，比如英國大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在《不朽頌》和長詩《序曲》中講述他自己的故事。）



對於當代哲學家蘇珊·沃爾夫（Susan Wolf）來說，有意義的人生故事必須是充滿激情地，投入到一項具有客觀價值的事業中去。沃爾夫寫道“人們僅僅不懈從事自己喜歡的事中還是不夠的，你喜歡做的事必須本身具有善的價值。”如果你對自己喜歡的東西的價值有錯誤認識，如果你投身於侍奉一個假神、蹩腳的藝術理想、邪惡的意識形態或者偽裝成浪漫愛情的惡棍，你或許覺得人生有意義，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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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主義者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尼采本人了。



他的絕對命令，正如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說出來的話，“將過去的我重新塑造成為將來的我”。尼采主義者堅持認為要展現自己獨特的個性，意味著要成為某種新人。要在這個生存任務上重取得成功，僅僅回顧過去生活中的偶然性記憶是不夠的，你必須創造新鮮的隱喻，把這些偶然性統一起來變成敘述的整體，一個值得追求和確認的目標。



你必須成為剛剛去世不久的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你自己的人生的“強悍詩人”。否則，你的塑造自我的事業將不是推出世界上的新東西，而是模仿他人的復制品或者贗品——這種可能會讓你遭受“影響焦慮”的困擾（如果繼續使用布魯姆的術語）。（尼采本人在他不斷攻擊蘇格拉底和嶄新人類形式的哲學範式的過程中，或許已經暴露出他本人也深受影響焦慮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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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丹·P·麥克亞當斯（Dan P. McAdams）寫道“美國人癡迷於個人獲得救贖的故事”：有時候，這種故事帶有宗教方面的意義，但更多時候故事採取世俗生活的形象和觀點。在流行小說、好萊塢電影和從現實電視，到《奧普拉脫口秀》等電視節目以及眾多其它場合，美國主人公繼續以命運多舛、堅忍不拔的個人拼搏奮鬥者的形象出現，他們以特立獨行與眾不同為榮，繼續成長和發展，尤其是面對挫折和失敗的時候並不氣餒。事實上，這種救贖式故事總是在美國社會中占有特權地位，這可以追溯到17世紀新英格蘭清教徒撰寫的精神自傳。

美國人的這種態度就和其他國家比如英國形成對比，生存失敗的敘述照樣值得敬佩（如詩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就是說明問題的例子。）…

像故事一樣的人生的當地典型包括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他說“我們每個人都像講故事一樣度過和構建自己的人生。”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說“最終我們將成為自傳性的故事，我們依靠它們講述自己的人生。”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說“自我是‘敘事重心的核心’。”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說“人類生活的統一就是敘事追尋的統一”。 

這種講故事開始於何時呢？大概在我們擁有自傳性記憶能力的時期，即學齡前。這是父母和保姆鼓勵我們講述和評價生活事件的時刻。發展心理學家已經研究了母親回憶過去的方式，如何影響了孩子的自傳性記憶技能。母親回憶過去的方式越細致，孩子個人的敘述就往往更詳細和更連貫。該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凱瑟琳·尼爾森（Katherine…

如果不將我們的生活與歷史記錄下來的祖先的生活結合起來，人生有什麼價值呢？——公元前46年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但是，人們也說他們渴望自己的生活有意義。從他們談論意義的方式上看，意義似乎與幸福不同。事實上，意義和幸福可能會發生衝突——心理學的證據會告訴我們這一點。在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Roy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