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對《紅樓夢》做了簡單的分析，當然是我個人的看法。我是想說明中國的敘事文學也深深地受到了《周易》像征的詩性思維的影響。

事實上，中國文化的詩性品格不僅僅表現在《周易》中。例如，在中國的大思想家孔子身上，也透露著詩性的光芒。過去我們常用“夫子氣”這個詞來比喻某些知識分子的木訥迂腐的性格特點。實際上孔子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充滿了詩性智慧的東方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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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三卦：《屯》卦。在小篆里，屯下面加一個日就是春，屯就是春的本字。屯義為初生的草木。《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說的是幼苗拱破泥土的一剎那。所以《屯》卦應該是描寫春天的。我們吉大的于省吾教授在其《甲骨文字詁林》里，就把屯字訓成了春天的春字。《屯》卦緊接乾坤，義為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春天正是萬物生長的時候。接下來看爻辭，沒有直接寫春天，而是寫了一個婚禮：“匪寇，婚遘。”這是為什麽呢？這與古人的一種思維觀念有關。法國人列維布留爾，在其著作《原始思維》中提出了“互滲律”這個概念，英國人弗雷澤的《金枝》里也有類似的說法——“交感巫術”。而在中國古代，例如《周禮》中所記官職的設置，就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四時而設。這就是古人順天應時的觀念，他們認為，春天是一個生長的季節，萬物生長遵循利生的原則，而愛戀與婚姻正是最大的利生形式，所以在寫春天的《屯》卦中就描寫了一個盛大的春婚儀式。…

下面我們再來看這段爻辭所寫的內容和它蘊涵的情感。《坤》卦是寫什麽的呢？是寫大地，並且是最有特色的秋天時候的大地。“履霜”，初秋到來，人們走在霜天遼闊的大地上。“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有很多人點成“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如果知道《周易》原本是韻文，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了。古人有天圓地方的思想，方即指大地。“直方”就是形容下滿霜的大地一望無際、坦蕩無垠的樣子。“含章”指文采，即秋天的大地五色錯雜、含章納采，東北人把秋天的山嶺叫五花山，也是含章的意思。“括囊”，倒過來說就是囊括，紮緊布袋口，是豐收了把果實收入囊中。“黃裳”，就是人們穿著黃色的衣服。最後是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古人龍蛇不分，《韓非子》引《慎子》：“飛龍乘天，騰蛇遊霧”，根據上下文的互訓，飛龍就是指騰蛇。這兩句是說，兩條蛇奈何不了初來的秋寒，互相盤繞在一起，咬得鮮血淋漓的樣子。其實它們是在增加熱量，相當於開運動會。…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向大家匯報一下自己的學術感想。學術重在交流，教學相長，我常常在和同學的對話交談中，獲得許多啟示。

我是蛟河人，吉林是我的老家。吉林大學是一個重點院校，學術氣氛一直很濃，有著深厚的文學傳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就是我們公木先生作的，還有《英雄兒女》：“烽煙滾滾唱英雄”，也是公木先生作的。它們是浸潤在中國人心靈深處的歌，在文學上影響很大。吉林大學的學生又特別優秀，我比較喜歡的兩個評論家，王小妮和季紅真，也都是吉林大學畢業的。所以我對吉大是抱有深深的敬意的。…

薩特正確地看到，以《鼠疫》中的塔魯為代表的這種流亡觀念表達了一種矛盾，即暴力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合理的。薩特堅稱，加繆對這種悖論的回應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論調”，就像他的西西弗斯一樣，仍然遭受著譴責，但無法改變現實。事實上，加繆對他的祖國阿爾及利亞不斷升級的衝突感到絕望，這有效地招致了一場同時發生在兩邊的“瘟疫”，即為獨立而戰和引發了法國的鎮壓。最後，他主動選擇了沈默。政治現實主義者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很好地抓住了這個問題，他承認加繆的行為是出於同情和對正義的渴望，但他總結說，加繆在道德上的沈默“並沒有成功地超越一個善意的殖民者的心態”。…

加繆 

另一位相信不確定性存在的存在主義者是加繆，他認為不確定性無法被征服，但必須被接受。加繆反對薩特的世俗神論和他對普遍苦難的無神論斷。薩特與波伏娃一起，將自由的不穩固根基與被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在一起。薩特激進化了海德格爾的理論，支持俄羅斯的共產主義事業，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獨立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直到1968年抗議的爆發。薩特斷言，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筆下的《大地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最清楚“虛無，因此自由”（nothing, and…

海德格爾



阿倫特認為，海德格爾的思想既是對人類沒有意義的生存的肯定（我們生活在一個讓我們對上帝或真理沒有任何把握的世界），也是試圖逃避它。面對人類與死亡的鬥爭，海德格爾聲稱，人類的基本經驗是疏離感，感覺無家可歸，焦慮，和普遍的對死亡的恐懼。唯有直面死亡，我們才能成為命運的主人，活出有意義的人生。只有明白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並且放棄對永恒的渴望，我們才能活在當下，真誠地存在。

正如海德格爾所理解的那樣，人們無法真誠地生活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被教堂、科學和現代工業的漫不經心、喋喋不休的嘮叨所分心。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將我們的死亡隱藏在一個沒有人情味的面具下，海德格爾稱之為“人們”(das Man)的“他們性…

上世紀的存在主義之所以受到廣泛歡迎，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特別強調了人類自由的觀念。薩特所謂的“自欺”，海德格爾的“不真誠”（inauthenticity）【譯註：如果一個人被畏懼壓倒，通過沒入於眾人或匿名的“人們”來保護自己，正如人們通常所做的那樣，他就進入了“不真誠的”生存狀態】和雅斯貝爾斯的“受制約的生活”（life in a…

編者按：在疫情期間，許多學者重新展現出了對存在主義哲學的興趣和重視，阿爾伯特·加繆的《鼠疫》一書，也成為了支撐許多讀者度過艱難時光的精神支柱。然而，對於存在主義者而言，人們所厭惡和恐懼的不確定性，卻是建構未來和為人類提供自由的關鍵。同時，雖然存在主義思想為人們在思考焦慮、偶然性和死亡方面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見，但我們也必須具體地去思考當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本文原載《波士頓書評》8月24日刊，原標題為《2020年的存在主義轉向》（2020's Existentialist Turn）。…

重塑道德和文化

“巫術化”文化的受眾當然是形形式式的社會群體，包括激進的學生、炒股者、受人指使到處抗議者、對很多社會事物想不通而自殺或者訴諸於暴力、受邪教組織的錄用而不能自拔等等。這些群體既是主要受眾，也是支持者，同時他們也是“巫術化”文化最大的犧牲品。 …

說精英階層“巫術化”了，其實指兩種精英，即精英和反精英（反精英的也是精英）。回到“氣功大師”的案例。沒有精英們的需求，就不會產生相應的“氣功大師”。但是，反精英的精英何嘗不是這樣呢？諸多今天嘲笑這些“氣功大師”的，不是也多次“面見”（或者專門拜訪或者“不期而遇”）這些“氣功大師”嗎？反精英者也有著同樣思路、同樣的目標。 

每當這樣的事情發生，總會有另一類精英來批判倒了霉的精英。不過，結果總是一樣，即用一種心靈雞湯來替換另一種心靈雞湯，並且兩者之間根本不會有本質性的區別。實際上，在沒有科學精神而文化被普遍“巫術化”的情況下，這樣的事情一直會循環往復地進行下去。1980年代以來一代又一代的“氣功大師”的湧現就是經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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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人物何嘗不是這樣呢？在政治領域，從理論上講，黨政官員應當是唯物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實際上則不然。因為吏治制度的不完善，人們對升遷難以預測。一些幹部官員比老百姓更需要“巫術”，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於不同類型的“巫術”活動。早些年發生的“法輪功”運動里面，有多少是黨政官員、科學家、工程師呢！ 

知識領域的巫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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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除了文化啟蒙之外，還有商業文化的啟蒙。很多學者發現，商業的發展，對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權的愚昧時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業使人變得理性，因為商業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可以量化的經濟分析。人們無需求助於神和上帝，就可以算計和預測經濟活動。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發生了商業革命。但中國的商業革命不但沒有使人變得理性，反而使人變得瘋狂。 

商業一旦產生，就拋掉了所有的道德和價值，GDP主義和貨幣主義橫行，就以貨幣來衡量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靈魂。金錢至上貨幣崇拜的現象，本身就與精神領域的供給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實際上，一些宗教領域本身的高度商業化更能說明這個問題。）沒有多少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盡管具有一個越來越巨大的經濟體，但文化則是虛空的。…

例如，上世紀80、90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識界太窮，不能集中精力來做學問。現在，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條件的改善是否有助於知識的生產？一個荒唐的現實是，錢越多，知識界就越腐敗。從前錢不多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專心做些學問；現在錢太多了，大家就轉向用各種方法搶錢。這麽一來，學問自然要荒廢了。 

實際上，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知識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為了爭名氣或爭金錢，紛紛加入搶流量的隊伍。一些學校甚至公然用流量來衡量學者的業績。知識階層一味地庸俗化，只是為了取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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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況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發生過，例如美國、德國等後發展中國家早期也學英國、日本學美歐、韓國學日本等。問題是，這些國家很快走過了學習階段，進入原創性階段。但在中國，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對原創性的東西缺乏興趣，更缺乏能力，結果既處處受制於人，也始終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產品。直到這兩年中美發生貿易戰，很多人才發現自己和美國的差異還是那麽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難以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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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貧困的產物，因為文化的貧困導致人們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沒有興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國歷史上的所有烏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產物。這和西方理性主義時代的近代烏托邦有天壤之別。包括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在內的所謂烏托邦，其實都建立在有限的社會實驗之上，只是到了可復制（或者推廣）階段，才出現烏托邦的概念。沒有現實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這些“無產文化”已經變成根深蒂固的“文化”，變成了思維和行為方式。這種文化已經沒有了傳統底層文化的樸素與善良，所呈現的是精致的惡。這里要強調的是，衡量文化中產的標準絕非教育水平，並不是說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關聯，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無產文化環境主導下，出現了一種情況，即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行為。…

文化貧窮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質中產群體，在文化上仍然是“無產”，甚至是“流氓無產”。即使是最富裕的群體，也很難說在文化上已經逃避了“無產”的格局。問題在於，在“文化無產”的格局下，中國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從數量型經濟增長，轉型成為質量型經濟增長？物質中產如何通過深度文化消費，來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費？如何通過培養文化中產來培養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所有這些都關乎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甚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