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族誌將自身界定為短暫性時，它並不將田野調查轉化為書寫，而是重新建立了一種持續發生的田野工作，並同時存在於多重場域與時間性之中。基於表演性（performativity）創造民族誌的介面，將引導我們探索多種書寫與文本的可能性，並尋求將文本的影響降至最低。

如今，創作者被視為一個「未被創造的形象」（uncreated figure），如同「無中生有」（ex nihilo）般誕生，而作品則被視為一種「存放之物」（creature-depository）。一種跨文本（transtextual）的民族誌，必須與猶太—基督教的「過程—文本」二元論相對立，而應被建構為詩的生產（poiesis）：一種開放的過程，包含多種創造性進程，且不具有封閉性。

這樣的民族誌不會像是在旅行中尋找工具以收集資金，而是它自身已構成一種藝術理論與批評，同時也是一種科學哲學。

總結而言，泰勒，我要強調三點：

1. 對書寫—文本的批判，將民族誌界定為一種時間性的蝕變（eclipse）。

2. 關於民族誌如何以及為何談論文化的問題，應當從時間的蝕變來探討。

3. 正如文本民族誌（textual ethnography）透過描述、報導與文件的建構曾經塑造出「他者」的概念，在跨文本民族誌（transtextual ethnography）中，倫理學已無法以相同方式處理問題，因為文本裝置本身便會引發自身的問題。

一些民族誌學者在我們以符號學意義來使用「文本」這一概念時，感到驚訝。當他們聽到「文本」時，似乎仍被困在一個經典的世界觀之中。

在此無法詳細討論「文本」概念的決定性發展，也無法列舉我對此的所有異議。我只想指出一個悖論：如果文本、文本性（textual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後現代人類學中改變了我們對文類（genre）的思考，這恰恰是因為文本的概念透過符號學的擴展，而超越了書寫的範疇。

你1986年的開創性論文《後現代民族誌》（Postmodern Ethnography）一直保持著不同的認識論立場。相較於將民族誌導向「文學作品」作為典範，你的論文試圖讓民族誌釋放自身，朝向它獨特的典範發展。

我並不試圖進行一種解構，以揭示哪些言說被刻意省略，從而造就你的論述。詮釋學與解構這兩種方法，恰恰是在1980年代的爭論中被推向極端，並在其過度消耗中達到了頂點。你的段落關於喚起的探討，如今，十年過後，仍然是一則預言，亦是一座尚未被探索的島嶼，位於後現代民族誌的群島之中。我只是想指出，民族誌的文本意識已經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與你所探索的方向不同，也與我在這裡所指向的不同。許多人會同意，民族誌的文本化已經墮入了「圖像化的行動主義」（picturesque activism）、劣質文學，或某種文類的書寫專制（dictatorship of the genre）。

這種「文類的專制」並非因為某些文類比其他文類更具對話性，而是因為當創新與傳統被置於文類的框架中時，壓制性的意識形態便會主宰它們。這種專制甚至比20世紀前幾十年的藝術前衛運動更具支配力：抽象派試圖消除再現，以對抗立體派（維持物象與背景的關係）與表現主義（扭曲這些對比）。我們必須提醒這些民族誌學者，在歐洲，透過形式所實現的革命，正是文化現代主義與其潛在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徵。

對我而言，喚起（evocation）是一種跨文本（transtextual）的民族誌。然而，若要談論它，必須先說明為何喚起是在與書寫的張力之中發展的。在我對民族誌的理解中，當我想到喚起時，已不再有一位「書寫民族誌學者」的存在。喚起無法被言說，也無法被書寫。例如，若我們試圖說「喚起喚起」（evoke evoking），就如同我們說「奔跑奔跑」（run running）或「說話說話」（talk talking）一樣，是在試圖控制喚起的效果。

這樣的語法結構使動詞失去了重心，就如傅柯（Foucault）所說，所有語言形式都構成了一個層次結構，環繞並位於動詞的邊緣。然而，情況甚至比這更極端（或許也更有趣）。「喚起」這個動詞無法真正界定其行動：「他喚起」（he evokes）這樣的表述，遠不如「他夢見」（he dreams）來得清晰。「夢見夢見」（dream dreaming）至少還能讓人想像，夢者夢見自己在夢見；但「喚起喚起」（evoke evoking）卻無法被支撐，因為我們無法想像某個喚起者在喚起他/她的喚起，這種語言遊戲變得毫無意義。

既然喚起無法被言說，也無法被書寫，這是因為它在話語（discourse）中沒有位置，在書寫（writing）中也無法被安置。當民族誌學者聽到「喚起」時，他們會想到書寫，會想到一種敞開於多重詮釋的文本，一種以詩意筆觸書寫的民族誌。但為何如此？喚起無法被書寫，因為它既不是一條規則，也不是規則的衍生物。

它不制定規則，語言中也不存在規則來構成喚起。一種修辭手法（trope）可以是喚起性的，但喚起本身並不是一種修辭手法。喚起不是一種文類（genre），也不是能夠形成文類的修辭形式。書寫的文類來自其他領域，並引發不同的效果。在民族誌中尋找喚起，並試圖透過選擇文類來捕捉它，就像一個戀物者（fetishist），試圖透過選擇俄羅斯靴子的皮革碎片或某種蘑菇來尋求性快感。

喚起的蝕變—— 阿卜杜勒·埃爾南德斯·聖胡安（Abdel Hernández San Juan）1997-1998年，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萊斯大學人類學系, 西班牙文翻譯為英文：蘇爾皮克·安傑利尼（Surpic Angelini）. The Eclipse of Evocation ByAbdel Hernandez San Juan, Anthropology Faculty at Rice University, Houston, Texas, EUA, 1997-1998, Translated from Spanish to English by Surpic Angelini.  Source: Evocation: A philosophical dialogue by Abdel hernandez San Juan and stephen a tyler, Rice University, anthropology faculty, September 1997-december 1998 Houston, tex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