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訪學結束的第二年，即1997年，朝戈金投入鐘敬文先生門下繼續深造。這次求學經歷是促使朝戈金做出第三次學術轉向的第三個關捩點。在北京師範大學，朝戈金系統地學習民俗學理論與方法，且以它充實和調整已有的知識框架，同時廣泛參照國際民俗學與史詩學晚近的相關理論成果，對中國史詩學和民俗學界的書面研究範式進行反思。在攻讀博士期間，他開始將一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對與口頭詩學相關的國際民俗學理論的譯介上，先後翻譯了托馬斯·杜波依斯的《民族誌詩學》和約翰·邁爾斯·弗里的《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等。

而最為有學術貢獻的譯作是《口頭詩學：帕里—洛德理論》，《美洲民俗學學刊》評價該著作是口頭詩學領域中參考書的典範，是這一領域後續著述的指南。鐘敬文先生稱這一著作能夠對中國民俗學界大有裨益，將給民俗學研究帶來一個新的學術視野。2000年，朝戈金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口傳史詩詩學：冉皮勒〈江格爾〉程式句法研究》的撰寫。這部著作是朝戈金在學術上不斷追求自我突破的結果，標識著他的學術重心正式由書面文學轉向口頭傳統與民俗學。同時，對希望躋身國際學術前列的民間文學、民俗學乃至中國學術來說，他將國際史詩學和民俗學理論與本土口頭傳統結合的新嘗試又無疑具有不可忽視的示範意義。

二、朝戈金對口頭詩學的本土化實踐

口頭詩學肇始於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成形於其弟子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60年代後，約翰·邁爾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格雷格里·納吉(Gregory Nagy)、卡爾·賴歇爾(Karl Reichl)等一批學者完成了國際口頭詩學學科的建構。中國口頭詩學起步較晚，較早把與這一國際理論相關的著作引介到國內的是王靖獻的《鐘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譯者的主要目的是把它推介給古典文學和比較文學領域的學者，遺憾的是，這部譯著沒有在中國學界產生影響，回應者寥寥無幾，當時的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界也沒有關注到它。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沒有中國學者提出「程式」、「典型場景」、「故事範型」等一系列口頭詩學的術語，但是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民間文學的口承性，馬學良是這一方面較早的醒覺者，他對《苗族史詩》的演述人如何即興演述史詩和史詩的口頭傳承規律做出了較為質樸的概括。不過，當時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主流話語是書面範式，馬學良和其他一些學者對民間文學口承性的片斷式理論概括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直至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以及其他學者的大力引介，口頭詩學才逐漸為中國學界所關注。

陳寅恪曾說過：「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如果僅僅是把口頭詩學輸入國內，那麽朝戈金也就不能成為中國乃至國際口頭詩學的領軍人物。如果不立足本民族文學而空談口頭詩學，就有可能使得自身的研究成為國外理論的例證與注腳。反之，則能夠發現許多用原來的理論和方法不能看到的新東西，而且能夠看得更全面、深入和透徹。朝戈金引介口頭詩學的價值和貢獻固不待言。重要的是他能夠立足「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能夠對口頭詩學理論進行吸納、轉化和本土化，創造性地解決本民族的問題，乃至「中國問題」。1997年，朝戈金師從鐘敬文先生專攻民俗學，將口頭詩學和民俗學有機地結合起來，重新審視本民族的史詩傳統，發現本民族史詩傳統中固有的但是在此之前沒有得到充分注意和全面研究的可能性，運用「口頭程式理論」對史詩文本進行精密的句法研究，用民俗學的眼光關注史詩演述過程，重新審視長期以來用書面文學理論研究史詩帶來的諸多囿限。

（原題：口頭傳統詩性智慧的探索者——朝戈金的口頭詩學研究；作者：馮文開 廖明君 ；中國民俗學網 2019-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