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

阿倫特認為，海德格爾的思想既是對人類沒有意義的生存的肯定（我們生活在一個讓我們對上帝或真理沒有任何把握的世界），也是試圖逃避它。面對人類與死亡的鬥爭，海德格爾聲稱，人類的基本經驗是疏離感，感覺無家可歸，焦慮，和普遍的對死亡的恐懼。唯有直面死亡，我們才能成為命運的主人，活出有意義的人生。只有明白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並且放棄對永恒的渴望，我們才能活在當下，真誠地存在。

正如海德格爾所理解的那樣，人們無法真誠地生活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被教堂、科學和現代工業的漫不經心、喋喋不休的嘮叨所分心。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將我們的死亡隱藏在一個沒有人情味的面具下，海德格爾稱之為“人們”(das Man)的“他們性”(they-ness)。如果我不加留意，我就不會意識到自己如何成為自我抹殺過程的同謀，而“他人”又是如何替我做出決定和回答，使我成為無思想的。

要抵制這種力量，就意味著要對我真實的自我發出召喚，來對抗我的焦慮，和反抗那些可能把我拖進“人們”淺水（ shallow waters of das Man）里的聯系。因此，“被拋擲”（throwness）的哲學家肯定了與“決斷”（resoluteness）相抗衡的餘地，幾乎沒有為懷疑、交流或表達內疚留下空間。眾所周知，海德格爾從未公開為自己的納粹主義道歉。對阿倫特來說，海德格爾的堅決態度是他對不確定性的敏感的征現。起初，這是一種引人注目的人類存在觀，它體現了一種反對來世虛假舒適的思考藝術，但這逐漸被一種不可抗拒的神秘主義所吸收，這種神秘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分心，它賦予人類了一種非理性的確定性，超越了所有的交談和反思。因此，盡管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和科學“不思考”，但我們的自然環境教會我們如何存在（how to let being and beings be）。阿倫特告誡說，潛在的浪漫主義激發了一種“以自然為導向的迷信”，使我們擺脫思考，進入沈默。

15年後，阿倫特在她頗具爭議的報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年)中再次談到了思考及其與邪惡的關係。當她將納粹黨衛軍軍官奧托·阿道夫·艾希曼的邪惡與無腦的細菌相提並論時，她似乎呼應了海德格爾的觀點。然而，阿倫特與雅斯貝爾斯有更多的共同點，她認為雅斯貝爾斯是唯一沒有放棄伊曼努爾·康德關於人類自由和尊嚴的理念的存在主義者。戰爭結束後不久，雅斯貝爾斯在給阿倫特的一封信中創造了“平庸”的概念來描述納粹的罪行。這位有著自由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在1945年大學重新開放後，有力地提出了關於德國有罪的問題，他也否認納粹罪行是表達了破壞一切法律的極端邪惡的形式。相反，雅斯貝爾斯將它們比作微小但具有災難性的細菌，是“能夠毀滅整個國家”的流行病。

海德格爾認為“人們”（das Man）是對真誠自我的抹除，而雅斯貝爾斯則反對異化的話語。他對真正的自我持懷疑態度，因為它意味著一種對生命的所有權，而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徒勞的和具有破壞性的。更大的問題不是抹殺自我，而是抹殺不確定性。雅斯貝爾斯相信，我只能對我所做的事情負責，因為我有自由選擇的能力，而這並不能被社會價值、強制力量或自然因果律所還原。考慮到世界的複雜運作方式，我也無法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換句話說，我選擇的理由並不是完全清楚的。用康德的話來說，它們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我們的生活沒有那麽偶然和脆弱，如果我們的行為的結果沒有超出我們的控制，那麽我們將不能體驗愛，自由，或目標，我們也不會知道對它們負責意味著什麽。

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不是我逐漸發現並意識到的，對自我的堅定承諾；而是一種自我體驗，同時也超越了自我。我之所以自由，是因為我不是無所不知的。我不能預見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未來，因為我自己經歷的生活深深地依賴於他人。

在“無思”（ thoughtlessness）狀態像流行病一樣傳播之前，人們積極地選擇不去思考，他們主動假裝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一旦無意識開始蔓延，人們就不再相信自己曾經有選擇。這種平庸，而非不真實，掩蓋了足以對抗人類生活的不確定性的主動選擇。因此，與海德格爾不同的是，雅斯貝爾斯的“無思”觀念並沒有消除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它抹殺了自由和責任的基礎——即不確定性（即我“既不知道也不創造”，而且我永遠也不會關注將要發生的世界，而只會關注可能存在的世界）。（文/Carmen Lea Dege 譯/劉夢玥 / 2020-09-21 10:44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