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著崇高的敬意對赫拉克利特之英名刮目相看。別的哲學家派別拒絕感官的證據是因為它們顯示了多與變。他拒絕感官的證據則是因為它們顯示了事物，仿佛事物擁有持續與統一似的。但赫拉克利特對感官也不公平。感官既不以愛利亞學派所認為的方式、也不以他所認為的方式說謊，——它們根本不說謊。只是在我們對它們的證據進行加工時，才在其中塞進了謊言，例如統一的謊言，物性、實體、持續的謊言……“理性”是我們竄改感官證據的根源。只要感官顯示生成、流逝、變化、它們就沒有說謊……但赫拉克利特在這一點上始終是對的：存在（Sein）是一個空洞的虛構。“假像”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只是笥編造出來的……

您問我，哲學家都有些什麽特性？……譬如：他們缺乏歷史感，他們仇恨生成觀念，他們的埃及主義（A’gypti Bcismns）。當他們把一件事物非歷史化，sub specieaeterni…

——這個一切自欺者中的最聰明的人，他自己也領悟這個道理了嗎？他在他勇敢赴死的智慧中，終於向自己說出這個道理了嗎？……蘇格拉底但求一死：——並非雅典人、而是他自己給自己下毒的，他向雅典人強索毒鴆……他輕輕對自己說：“蘇格拉底不是醫生，在這裏死亡才是醫生……蘇格拉底本身只是一個久病者……”

我業已說明，蘇格拉底靠什麽魅惑人們：他似乎是一個醫生、一個拯救者。還有沒有必要指出他對“絕對理性”的信仰中所包含的錯誤呢？——哲學家和道德家以為，他們與頹廢作戰，便是擺脫了頹廢，這乃是一種自欺。擺脫頹廢是他們力不能及的：他們所選擇的救援手段本身也僅是頹廢的一種表現——他們改變頹廢的表現，卻沒有消除頹廢本身。蘇格拉底是一個誤會；整個勸善的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個誤會……耀眼的白晝，絕對理性，清醒、冷靜、審慎、自覺、排斥本能、反對本能的生活，本身僅是一種疾病，另一種疾病——全然不是通往“德行”、“健康”、幸福的復歸之路……必須克服本能——這是頹廢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便與本能相等。

倘若一個不得不理性變成暴君，如蘇格拉底所為，那麽必是因為有不小的危險，別的什麽東西已成為暴君。這時，理性被設想為救星，無論蘇格拉底還是他的“病人們”都不能隨心所欲地成為有理性的，——這是de rigueur①，這是他們的狐注一擲。整個希臘思想都狂熱地訴諸理性，這表明了一種困境：人們已陷於危險，只有一個選擇：或者毀滅，或者——成為荒謬的有理性的人……自柏拉圖以來的希臘哲學家的道德主義是有病理學根源的；他們對辯證法的重視也是如此。“理性＝美德＝幸福”僅僅意味著：人們必須仿效蘇格拉底，制造一個永恒的白晝——理性的白晝——以對抗黑暗的欲望。無論如何必須理智、清醒、明白，向本能和無意識讓步會導致崩潰……

①法文：嚴格規定的。

 …

但是，蘇格拉底猜到了更多的東西。他看透了他的高貴的雅典人；他明白，他的病例、他的病例的特質已經不是例外。到處都在悄悄醞釀著同樣的衰退，古老的雅典氣數已盡。——而蘇格拉底知道，全世界都需要他，——他的方法，他的治療，他的自我保存的個人技巧……本能到處陷入混亂之中；人們到處距縱欲近在咫尺：monstrum in animo…

我已經說明，蘇格拉底何以令人反感；現在要更多地談談他的魅惑手法。——其中之一是他發現了一種新的競技，他是雅典貴族圈子的第一個擊劍大師。他撩撥希臘人的競技沖動，以此魅惑他們，——他給青年男子與少年之間的角鬥帶來一個變種。蘇格拉底也是一個大色情狂。

蘇格拉底的諷喻可是一種叛亂的表現？可是一種賤民怨恨的表現？他可像一個受壓迫者那樣，在三段論的刺擊中品味他自己的殘忍？他可是在向受他魅惑的高貴者復仇？——辯證法家手持一件無情的工具；他可以靠它成為暴君；他用自己的勝利來出別人的醜。辯證法家聽任他的對手證明自己不是白癡，他使對手激怒，又使對手絕望。辯證法家扣留他的對手的理智。——怎麽？在蘇格拉底身上，辯證法只是一種復仇的方式？

一個人只有在別無辦法之時，才選擇辯證法。他知道，運用辯證法會引起人們對他的不信任，辯證法缺乏說服力。沒有什麽東西比一個辯證法家的影響更容易消除了，每一次講演大會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辯證法只是一個黔驢技窮的人手中的權宜之計。在使用辯證法之前、一個人必須先強行獲得他的權利。所以，猶太人是辯證法家，列那狐（Reinecke Fuchs）是辯證法家：怎麽？蘇格拉底也是辯證法家？

由於蘇格拉底，希臘人的趣味轉而熱衷於辯證法，這究竟意味著什麽？首先是一種高貴的趣味籍此而被戰勝了；賤民憑藉辯證法佔了上風。在蘇格拉底之前，辯證法是被好社會拒斥的，它被視為歪門邪道，它使人出醜。人們告誡青年人提防它，人們也不信任它炫耀理由的整個姿態。就像老實人一樣，真貨色並不這樣炫耀自己的理由。拼命炫耀理由是不體面的。凡必須先加證明的東西都沒有多少價值。無論何處，只要優良風俗仍有威信，只要人們不是“申述理由”而是發號施令，辯證法家在那裏就是一種丑角，人們嘲笑他，並不認真看待他。——蘇格拉底是一個使人認真看待自己的丑角，這究竟意味著什麽？

不僅業已承認的本能的放蕩和混亂，表明了蘇格拉底的頹廢，而且，邏輯的重孕以及使他聞名的那種佝僂病人的惡毒也表明了這一點。我們也不要忘掉那種聽覺的幻覺，例如“蘇格拉底的惡魔”，它被人們從宗教意義上加以解釋。他身上的一切都是誇張的、滑稽的、漫畫化的，同時一切又都是隱匿的、機密的、躲躲閃閃的。——我想弄明白，蘇格拉底的那個等式，世上最稀奇古怪的等式，“理性＝美德＝幸福”，究竟出自何種特異體質，這一等式是同古希臘人的全部本能背道而馳的。

蘇格拉底就其出身而言屬於最底層民眾：蘇格拉底是賤民。大家知道，甚至還看到，他有多麽醜陋。然而，醜陋本身是個異議，在希臘人中近乎是個反證。蘇格拉底究竟是希臘人嗎？醜陋常意是通過雜交並且因雜交而受阻礙的發展的標記。在另一種情況下，它表現為正在衰落的發展。犯罪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典型的罪犯是醜陋的：monstrum in fronte，monstrum in animo①。但罪犯是一個頹廢者。蘇格拉底是一個典型的罪犯嗎？——至少那位著名的觀相家的判斷與此並不相悖，蘇格拉底的朋友們聽起來是很不入耳的。一個善於看相的異邦人路過雅典，當面對蘇格拉底說，他興許是個怪物，——他心中隱藏著一切惡習和情欲。而蘇格拉底只是答道：“您了解我，先生！”

①拉丁文：容貌的兇兆，靈魂的兇兆。

正是在博學的和鄙陋的偏見都強烈反對這些偉大智者的場合，我心中首次浮現這個不敬的想法：他們是衰敗的典型。我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看作衰落的征兆，希臘解體的工具，偽希臘人、反希臘人（見1872年出版的《悲劇的誕生》）。所謂consensus sapientium…

在一切時代，最智慧的人對生命都作了相同的判斷：它毫無用處……無論何時何地，從他們嘴裏聽到的總是同一種聲調，——一種充滿懷疑、充滿憂傷、充滿對生命的厭倦的聲調。連蘇格拉底在臨死時也說：“活著——就意味著長久生病：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列比亞斯（Asklepios）一隻公雞。”連蘇格拉底似乎也厭倦了生命。——這表明什麽？這指點人們走向何處？—從前人們會說（哦，人們確實說了，而且理直氣壯，我們的悲觀主義者帶的頭！）：“這裏無論如何有點東西是真的！consensus sapi－entium①證明了真理。”——我們今天還要這樣說嗎？我們可以這樣嗎？“這裏無論如何有點東西患了病的。”——我們這樣回答。這些歷代最智慧的人，人們應當開始就近觀察他們！也許他們全都不再站得穩？都遲暮了？都搖搖欲墜了？都頹廢了？也許智慧之出現在世上，就像一隻聞到腐屍氣息而興奮的烏鴉？……

①拉丁文：智者的一致。

綜上所述，施特勞斯與二德（德裏達、德勒茲）都拒絕對文本進行表面化的閱讀，而旨在通過對文本的細致閱讀而作出深層的洞察。然而，施特勞斯的眼睛，“看”文本內秘傳的真理；德裏達的眼睛，卻“看”文本內隱藏的矛盾；德勒茲的眼睛，則“看”文本內蘊涵的怪物。



當施特勞斯主義閱讀捍衛古典文本的“真理性”，德勒茲主義閱讀則恰恰旨在讓古典文本擺脫各種“教條性的真理”而呈現新的面目。對於前者，永遠只有一個柏拉圖（那就是施特勞斯主義“視野”裏的柏拉圖），而對於後者，則柏拉圖可以有面目離奇的double，可以有自己生出來的怪胎。



在施特勞斯這裏，古典“自然正當”已經能解決所有現代的乃至後現代的問題；是以在施特勞斯主義者眼裏，“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溫故”就是要“知故”，知道它真理性的微言大義。但對於一個德勒茲主義者（以及，儒者）而言，溫故不是為了知道真理，也不是為了使之瓦解。 …

盡管它們共同強調（1）對於一個文本，並沒有最終或正確的閱讀，（2）旨在破除文本的形而上學式的封閉（closure），（3）闡釋總是產生新的溢出，（4）都拒絕從外在標準或價值入手分析文本，而是以內在的（immanent）方式進行；然而兩種閱讀所指向的目的地不同，用最粗簡的話來說，德勒茲主義閱讀致力於在文本中產生出全新；而德裏達主義閱讀則在於解構該文本本身（揭示文本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揭示它的各種內在矛盾、其統一連貫性只是表象、揭示它只是一個修辭性的構造物，等等）。 …

當被問到哈耶克自由主義對非西方文明或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意義時，代之以像許多當代中國學者那樣款款而談，鄧正來的回答卻是：

關於哈耶克的自由主義與非西方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在發表的論文中確實沒有做過討論，其間的主要原因是哈耶克本人不曾在這個方面做過任何系統的努力。而哈耶克之所以沒有做這樣的努力，實是因為哈耶克認為對不同文明進行比較研究乃是極具雄心的構想，非一般學者所能企及。他在贊譽研究不同文明的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時就做過這樣的解釋。不過，根據我對哈耶克論著的研讀，我發現哈耶克在討論其他問題的時候偶爾也論涉到了自由主義與非西方社會的關系問題，我想在這裏具體闡發一下他的這些觀點。 …

德勒茲形容自己對哲學文本的閱讀，是在幫助原作者生下恐怖的小孩： 

這個孩子將是他自己的後代，但卻是怪物般的。是他自己的孩子很重要，因為作者必須是在說我讓他說的東西。但這個孩子也註定是怪物般的，因為他從各種位移、滑動、脫節、隱秘的噴射中產生出來。對此我非常享受。 

這種嚴格忠實於作者（孩子是他自己的）的閱讀，被德勒茲稱為“聖母懷胎”（Immaculate…

此處關鍵同樣在於：倘若並非這種思想上的“延異”（借用德裏達的術語），並非在“重溫鄧正來”時產生出全新的“形成”（所謂的把鄧正來“激進化”），那麼，又何必去閱讀吳冠軍論鄧正來的那些文章，直接閱讀鄧正來自己的作品，不更直截了當？今天一些鄧門弟子對我的不滿，不正是和國內“哈耶克主義者”對鄧正來的不滿（把哈氏思想經院化）結構性地一致？

五、思想研究，像聖母一樣懷孕

 …

然而能夠在國內學界真正“熱”起來的，卻總是各種真理式的宣稱——就這類基礎主義閱讀而言，施特勞斯的微言大義論，不正是當年“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消滅各種“修正主義”的熱情之再續？由於能指永遠無法完善地表征出所指，因此每一種以達致完美表征的闡釋，註定是一個先天的失敗。然而，這不必導致我們對自身的沮喪感與無能感。對於德勒茲來說，這種先天性失敗，恰恰使得我們可以以否定性的方式——什麼是它不能做到的——來界定闡釋：它永遠無法成為總體。而對於什麼是它能做的，則是一個先天性的無窮：文本在各種既有闡釋之外的虛擬向度，結構性地使得重新閱讀與重新闡釋成為一個創造性的行動。

是以，如果說鄧正來的哈耶克研究，“背叛”了“哈耶克”而弄出來一個“鄧正來式的哈耶克”，我的反應便是：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