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宗教鬥爭中，有上百條重要的、根深蒂固的教規需要清除和重新確立。天曉得有多少人可以誇口完全承認了這派或那派的論據。若是數量問題，那這個數量對我們可能不構成威脅。可是，其他人向何處去? 他們投到哪派麾下?

改革派用的藥和其他劣藥，或服用不當的藥一樣沒有效果。他們的藥本想凈化我們的體渣，但它引起的衝突使體液變得興奮和活躍，不惟如此，那藥還會留在我們體內。那藥軟弱無力，非但未能凈化我們，反使我們更加虛弱，以致無法把它排除出去，得長期忍受它給我們體內帶來的痛苦。 

然而，偶然性總是淩駕於我們的原則之上，會向我們指出迫切要做的事，因此，法律就要網開一面。

當我們抵制強行而入的改革，不讓它發展壯大時，那種以克制和合法手段對付那些咨行無忌、無法無天、為達目的不揮手段的改革者的做法，是一種危險的屈從和軟弱。相信背信棄義者，無疑於引狼入室。”

一個運轉正常的國家，其通常的法規不可能防止這些意外，它們首先需要一支由執法人員組成的隊伍，還需要絕對的遵守和服從。合法的手段是一種冷靜、呆板和受束縛的做法，面對卑鄙而瘋狂的做法，會無可奈何。

至今仍有人指責屋大維和小卡圖園，說這兩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分別在蘇拉和凱撒發動的內戰中，寧願讓祖國蒙受各種極端行為，也不肯損害法律而拯救國家。事實上，在這忍無可忍的最後時刻，與其固守法律，聽憑暴力興風作浪，為非作歹，倒不如靈活機動，暫不遵奉法律。這樣做也許更明智。既然法律無法再做想做的事，那就干脆讓官們做能做的事。

這並非史無前例。阿格西勞斯二世就命令法律沈睡一天一夜，亞歷山大一世則將日曆的某一天作了變動，還有個人把六月變成第二個五月。就連一貫恪守法律的斯巴達人，遇到實際情況，也作靈活處理。例如，法律明文禁止同一個人連任海軍司令，可是國家事務又需要來山得繼續擔任此職，於是斯巴達人便任命二個叫阿拉庫斯的人為海軍司令，而讓來山得做海軍總監。

還有一例亦可證明斯巴達人的精明：他們往雅典派去一名使者，要雅典統帥伯里克利改變一項法令，伯里克利對他說，法令一旦刻在書板上，就不能再抹去，那使者機智地勸他只須把書板翻個身，因為法律不禁止這樣做。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稱贊菲洛皮門固生來是個指揮者，不僅善於依據法律指揮部隊，而且在國家事務需要之時，還會巧妙地擺布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