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檔案記憶與權力、認同

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西方學者對詹金遜、謝倫伯格以來恪守的「客觀、中立、公正」的傳統檔案定位提出質疑，從德里達、福柯等對檔案的批判性思考中獲得啟示，引入權力這一分析維度。瓊·施瓦茨和特里·庫克指出，檔案與社會「關係的核心在於權力」，而集體記憶和國家認同的權力在傳統檔案視角下是缺位的。（13）美國蘭德爾·吉默森的《檔案館權力：記憶、責任和社會公平》（2009 年）書名開宗明義指出了主題。除了體現權力，「檔案也為我們所有人的身份提供基礎」。…

1.2.3 成熟期

2004 年第 15 屆國際檔案大會後，檔案記憶觀熱度不減，理論構建逐步走向成熟。特里·庫克明確提出證據、記憶、認同、社區等四大範式，強調證據與記憶為「檔案這枚硬幣的兩面」。（5）2012 年第 17屆國際檔案大會以「信任與檔案」「身份認同與檔案」為分主題；2015 年北京數字記憶國際論壇以「數字記憶：構建、認同與傳承」為主題；2016 年第 18 屆國際檔案大會繼續關注檔案與集體身份、記憶尤其是共享記憶。國內，檔案記憶觀作為一種新的研究範式獲得學界和業界的積極回應。以檔案記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多次舉辦；4…

記憶離不開對過去、歷史的考察。西方史學理論在各種思潮、理論的交互作用下，於 20 世紀 80年代催生出以文化或曰記憶轉向為特征的新史學。

檔案也從未遊離於史學家的視野。檔案館「正以一個研究的對象而不僅僅是從事研究的場所出現在文化和歷史研究領域」。（2）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雅克·勒高夫分別通過「記憶之場」和記憶製度認識檔案，貢獻了檔案與記憶的經典性文本。據 2013 年美國特隆德·雅各布森等對檔案記憶文獻引文分析，「超過一半（55.6%）源自歷史學」。（3）西方史學的新動向也波及中國史學界，史學領域的記憶視點對國內檔案記憶觀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摘 要：檔案記憶觀的主要理論來源包括後現代主義、社會記憶理論、新史學理論；檔案記憶觀歷經孕育期、形成期，正向成熟期發展。國內外研究主題從實證研究和規範研究兩個層面展開，成果豐富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意義探尋中深化理論向度，在比較框架中拓展研究題域，在研究方法中注重社會調查。…

數字方法和計算方法的異同並不容易說清楚，不同口徑的界定會導致不同結論。在數字人文語境中或許帶有宏觀與微觀、泛指與專指之別，有時互有包含交叉，一些目前主要不是計算的數字方法，隨著技術發展也可能逐步融進計算手段。就目前來說，數字方法在含義上比計算方法具有更寬泛的包容和所指，針對各類資源所做的數字化采集、加工、組織、分析、呈現都在此列，但不一定是計算方法。數字記憶和目前理論上被納入數字人文領域的數字出版、電子文學、數字重建、互動遊戲等，都有相當部分並未采用嚴格的計算方法，而是較多地將人文研究的闡釋和敘事性與數字媒介的特征結合起來，應用多種不同的數字方法。…

很多數字記憶項目是上述多種形態的混合體。比如“北京記憶”數字資源平臺，針對不同的記憶對象和記憶場景分別采用多種方式呈現，包括數字敘事、數字重建、地理信息系統、可視化、3D建模、數據建模、VR/AR、動漫遊戲等，同時對原生和再生的數字資源進行存儲和整合。如此多種數字人文形態的合成並用，自然使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產生多面重合。

綜合上述四個方面，數字記憶在使用數字方法處理多樣化的數字資源，實現記憶資源的整合、知識呈現與發掘等方面，與數字人文所追求的提高人文研究效率和深度、變革知識生產方式、帶動人類文化認知進階的深層目的和實現路徑具有明顯的吻合度。

 2 現實中的部分不重合…

案例之一，芬蘭國家集體記憶平臺“CuhureSampo”把因戰爭分散的記憶資源匯集整合，劃分為67類，以此再現19世紀芬蘭的國家集體記憶。在對這些紛繁復雜的資源進行管理時，“CuhureSampo”利用包含80萬個地理信息的芬蘭地理信息注冊表、芬蘭1865-2007年縣域時空本體、人物和機構本體，以及其他一些國際本體，如“藝術家聯合名錄”(ULAN)等，來定義和解釋資源中有關位置、時間、人物和機構的概念及其關係；利用農業、林業、藝術、攝影等領域本體為不同類型的資源進行本體建模，根據本體模型使用18種元數據模型、204個基本屬性對所有資源進行著錄。最終以270萬個三元組的形式將13.4萬個記憶資源以及28.5萬個相關文化要素(人物、位置、機構、時間等)存入“CuhureSampo”知識庫，支持“CuhureSampo”門戶在前端各類應用，包括地圖可視化、深度檢索、時間軸、傳記瀏覽，等等。[11]…

數字記憶大多以記憶主體為核心，圍繞個體或社會群體，涉及大量與人文學術及社會文化現象相關的議題，這就使得二者在所涉範疇上有了重合基礎。例如，在全球頗有影響的“威尼斯時光機”項目，旨在利用千年歷史檔案呈現自公元900年至2000年城市建築與文化的宏大發展史，“這些龐大的歷史資料可能涵蓋了100億個事件”“詳細記錄了歷史上威尼斯城市生活的所有細節”[9]，包括政治、經濟、金融、貿易、醫療、稅務、地理、建築、航海、市民居住網絡與生活等。項目主持人弗雷德里克·卡普蘭(Frederic…

提到OUP是因為這一本《話語權的世紀角力》也是他們家出版的書籍，這一兩年逛書店，我覺得台灣好像有越來越多出版物都來自OUP(隨便舉例: 《紅心戀歌：20世紀兩場革命中的跨國愛情體驗》)，會引入一定代表有人會買，而且會讀的人一定都很有內涵，那為什麼那麼少人分享讀後感呢?! (murmur一下，有蠻多評鑑都是給一顆星，然後留下一句什麼錯字很多、翻譯不好…唉，有中文翻譯版已經很幸福了，就別那麼嚴苛了嘛，你看看香港，以後想看這種書都沒得看了。)

(4)

本書探討的對象為”思想產業”，隨著網路的普及，大眾獲得資訊的管道變多，使得思想產業蓬勃發展。什麼是思想產業呢?…

數字記憶與數字人文具有很大的交集，在對象和方法上多有重合，一些項目同時具有雙重屬性，比如倫敦國王學院數字人文系目前承擔的亞洲人權委員會的“數字檔案：後種族滅絕的盧旺達記憶重建”[4]，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中國戰‘疫’。記憶庫”、上海圖書館的“上海年華”、中國盲文圖書館的“視障人士記憶”等。同時，數字記憶出於特定功能需要的某些構建方法目前並未被數字人文包含、認可，可視為二者不重合部分。隨著二者的發展成熟，其重合面將會逐漸擴大，當數字人文及其方法體系的包容度更大更清晰，數字記憶的方法體系更科學規範時，數字人文很可能在總體上成為數字記憶的上位概念，數字記憶成為數字人文的一種特色類型或一個支脈被包容於其下。

1基本面的重合…

內容提要：“數字人文”和“數字記憶”同為數字技術與人文現象的相遇，文章從分析二者的內涵、架構和方法論特征出發，試圖厘清二者關係，尋找共同發展道路。二者重合的基本面主要表現在領域對象的人文屬性、數字資源的多樣性、數字方法的近似性，以及成果形式的復合性等方面，體現了二者在深層目的和實現路徑上的吻合。現階段的不重合主要表現在數字方法應用規範性、拓展性、工具化程度，以及數字資源呈現理念與方式上的差異。在二者同向推進的過程中，數字人文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同步擴大包容性，超越人文計算格局，以數字方法代替計算方法作為方法論基礎；數字記憶需要加強理論構建和方法論研究，促進敘事的數字化轉型，通過故事數據化、數據故事化等方法提升科學性、規範性和功能度，加強與數字人文的對話交流，共同構建更加開放、寬闊的數字人文譜系。

0…

Wei Kan 評語

自網路將社會原子化開始，便造就了後真相時代。假訊息流竄、知識缺乏恐慌症、價值體系崩解等，使得人們基於安全感驅使，開始尋求「永恆」的慰藉。有人說理性是人類最強大的力量，但當環境造成感官機能失調時，個人與群體又會做何回應呢？歷史上的每一次危機，總會有人善加開採，轉為獲取資本的礦井。

因為好奇如何探討「話語權」而讀了這本書。從話語權的經濟價值構成思想產業，是一個有趣的概念。雖然作者僅著重在政治科學的領域，但藉此思考其他領域的思想產業，也是有幫助的。…

【各界讚譽】

這是針對理念思想在美國政策制定中的處境一份引人入勝的調查。作者對知識分子的時髦態度感到不耐，但他從不輕易出手。本書並未提供他所謂的「對學院的標準起訴書」，也沒有充斥對學院的誹謗。相反地，書中毫不留情地審視了思想產業的問題，發出了改革的真誠呼求。──姬兒˙黎波爾（Jill Lepore）／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 

本書是一本寓教於樂的深刻讀物。在這個假新聞和事實兩極化的年代，知識分子如何能成功地「對金錢說真話」？我們公共話語權的命運，乃至我們民主本身的命運，都取決於這個答案。…

► 作者其實並不讚賞思想領袖的存在，甚至處處擔心思想領袖淪為壞心人士的棋子，大力強調公共知識分子在政策監督上的存在價值。與其說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是兩條路線，不如說領導者仍須以知識分子做為主心骨，思想領袖適時鞭策碰撞，避免古板專斷，提醒知識分子世界的需求和聲音。如同一個生態圈，知識分子總會面臨定期的失寵衰退，如何與社會、創作者、閱聽人互利共生，才是永續關鍵。

►「有機知識分子」走向歷史舞臺，時髦話題早已變成「知識分子的退場」：高校日益與世隔絕，學術思考日益狹窄，在在導致知識分子對公共議題的失語與「被迫」輕視。那些曾經作為知識分子從事有意義研究後盾的研究機構，也已被新的贊助人重塑。來自政府機構和慈善單位的資金幾乎耗盡，智庫需要從公司、政界精英處開源。他們在乎的是為自己贊成的觀點提供政治方面的支持。或者更赤裸地說，他們想要「獲得回報」。結果智庫越來越劍走偏鋒.....…

【精華看點】

► 我們正處於外交政策上「思想產業」的微妙時間點，這是屬於「思想領袖」的最佳時期，卻也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寒冬時刻。「公共知識分子」，意指專家、學者等能夠對廣泛的公共政策問題發表意見的傳統社會評論家、政治學者、社會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也是批評者，批評兜售糟糕政策的政府，但是當公共知識分子失去社會信譽時，他們極容易被政客或騙子藉民粹輿論擊垮，畢竟專業人士與普羅大眾的連結薄弱。相較來說，「意見領袖」更為小清新，如果說知識分子說的是文謅謅的之乎者也，思想領袖便是文言文的轉譯者，運用其獨特視角解釋世界，並傳播給一般民眾。兩者都從事知識創造，但風格迥異。知識守門人功能衰弱，以思想領袖為首的新貴大幅增長，得以挑戰傳統權威，加上民主化加持，人們普遍看好相對更為親近的思想領袖。…

【本書結構】

［第一章］

為什麼應該關注理念市場？理念十分重要，否則專家就不會將寫作視為第一要務。一個可運作的理念市場對於「動態民主」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章］

探討塑造新理念市場的三大系統性力量，亦即對既有權威之信任感的減弱、受眾在政治上的兩極分化以及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提升了富豪的能力。三種趨勢結合起來，增加了各界對知識分子的需求，但對思想領袖來說尤其有益。…

書籍《話語權的世纪角力》內容簡介

作者：丹尼爾·德雷兹納（Daniel W. Drezner）

范譯：翁尚均

中文版出版者：台北麥田出版

出版：2020年8月





知識「經紀」時代，思想「營利」傾銷

理解大眾意見領袖與公共知識分子「話語權角力戰」的第一本書！…

今天, 這個單一認同的轉變力量, 正是網絡虛擬社區作為現實替代性補償的代價。它既是網絡暴力和現實暴力的來源, 也是網絡民主和現實民主失敗的表征。

按照詹姆遜的表述：” 在我們的社會, 政治已經被成功地與個人分離, 政治是作為一種缺陷而存在的。” 這里的政治可以理解為民主政治。在《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一書中, 詹姆遜寫道：烏托邦” 在社會層面上, 這意味著我們的想象力是受我們的生產方式 (可能還要加上其所保存的過去一切世代的遺留物) 所製約的。也就是說, 烏托邦最多達到一個消極的目的, 即讓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所受的精神和意識形態的禁錮” 。作為新媒體的社交媒體在這個意義上正是現實世界消極面的鏡像。詹姆遜闡述道：

烏托邦想象之所以繁榮, 是因為它在烏托邦空想開墾過的土地上勞作, 也就是試圖構想一種與此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

2016年9月23日, 證監會核準了新華網股份有限公司首發申請, 成為第二支上市的重量級新聞生產的” 國家隊” 。在新華網的贏利結構中, 網絡廣告業務、信息服務業務收入曾占70%以上。但至2014年度, 網絡廣告業務的收入增速卻在下滑, 從58.67%的增長率下降至20.06%—這一年正是微信崛起之時。與此同時, 則是其信息服務業務營業收入大幅上升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