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離不開對過去、歷史的考察。西方史學理論在各種思潮、理論的交互作用下，於 20 世紀 80年代催生出以文化或曰記憶轉向為特征的新史學。

檔案也從未遊離於史學家的視野。檔案館「正以一個研究的對象而不僅僅是從事研究的場所出現在文化和歷史研究領域」。（2）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雅克·勒高夫分別通過「記憶之場」和記憶製度認識檔案，貢獻了檔案與記憶的經典性文本。據 2013 年美國特隆德·雅各布森等對檔案記憶文獻引文分析，「超過一半（55.6%）源自歷史學」。（3）西方史學的新動向也波及中國史學界，史學領域的記憶視點對國內檔案記憶觀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伴隨對國家、民族、社群、認同、權力等研究的升溫，當今的文化理論、認知理論、政治哲學理論、傳播理論、社會認同理論等多方面元素也持續導入。由此，通過多重外部視角的引入和檔案學自身理論的反思，在理論不斷積累的基礎上，最終在檔案學領域實現了檔案記憶觀這一新的理論綜合。

1.2 檔案記憶觀的發展階段

1.2.1 孕育期

20 世紀 50、60 年代，國內外檔案學界均出現檔案與記憶的公開表述。1950 年第一屆國際檔案大會上，法國國家檔案局局長夏爾·布萊邦指出「檔案是一個國家的記憶」。1961 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檔案史講義（初稿）》論及檔案起源時介紹了結繩、刻契的記憶作用。檔案記憶觀的真正孕育始於 80 年代，很大程度上歸因於社會學等外部因素的滋養。一方面，西方的社會記憶理論影響日盛。1982 年加拿大學者休·泰勒在呼籲重視檔案的文化遺產價值時，首次將檔案館與集體記憶聯系起來。（4）國內得益於80 年代社會學的恢復重建，陳智為教授在《檔案社會學概論》中闡述了檔案的記憶功能。這一時期，學界對於檔案與記憶的研究仍屬零星、外圍的認識，散見於有關論著，主要圍繞檔案的記憶功能這一原點展開，對後續的闡發起到重要的啟發和引領性作用。

1.2.2 形成期

20 世紀 90 年代，伴隨世界記憶工程的依次鋪開，相關研究漸趨活躍，檔案記憶觀逐步形成，並通過一系列國際性研討，引發了對該議題的廣泛專注。1994 年在英國倫敦召開「記憶：檔案的問題」會議；1996 年，第 13 屆國際檔案大會上多項報告以記憶為主題；2000 年澳大利亞檔案工作者協會年會主題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會的記憶」；2000年、2001 年，美國密歇根大學連續兩年舉辦「檔案、記錄與社會記憶」系列研討會；2004 年，第 15 屆國際檔案大會以「檔案、記憶與知識」為主題，聚焦檔案作為人類記憶庫的功能。檔案記憶研究成為國際檔案學界的前沿熱點。國內，1997 年馮惠玲教授博士論文《擁有新記憶——電子文件管理研究》引人矚目；2001 年，中國首屆檔案學博士論壇以「21 世紀的社會記憶」為主題。這一時期國內研究主要以學術譯介、借鑒和功能闡釋為主。檔案記憶觀作為西學東漸的結果，在檔案學術園地取得獨有的一席之地。

［2］ 【美】弗朗西斯·布勞因. 檔案工作者、中介和社會記憶的創建［J］.曉牧，李音，譯.中國檔案，2001（9）：48-51.

［3］ Jacobsen T，Punzalan RL，Hedstrom ML. Invoking「C 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 ［J］. Archival Science，2013（2）：217-251.

［4］ Taylor HA. The Collective Memory：Archives and Li原braries as Heritage ［J］. Archivaria，1983 （15）：118-130.

［5］ 【加】特裏·庫克.四個範式：歐洲檔案學的觀念和戰略的變化——1840 年以來西方檔案觀念與戰略的變化［J］.李音，譯.檔案學研究.2011（3）：81-87.

（作者丁華東單位：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 上海 200444 / 張 燕單位：東華大學檔案館 上海 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