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從來沒有發現，她平穩的語聲具有多麽大的影響力。但她後來所聲稱的卻不是那麽回事。“啊！”她嘆息道，“eons'aimait——我們不是相互熱愛嗎！在城堡里那些逝去了的美好時光！我們有一次埋在櫟樹下的那個死去的小蠟人！〔不是——是一個塞滿了羊毛的黑臉醜娃。〕還有那次你和謝爾蓋跑了，丟下我一個人在樹林深處跌跌絆絆哀叫！〔誇大其詞。〕Ah，la fessée que je vous ai flanquée——啊，我給了你的屁股怎樣一頓好打呀！〔她有一次確實想用巴掌扇我，不過以後再也沒有試圖這樣做過。〕因為她對我無禮，你就用小拳頭打你的姑姑，那位大公夫人。〔不記得了。〕你低聲告訴我你孩子氣的煩惱時的樣子！〔壓根沒有過！〕還有我房間里的那個角落，你就愛蜷縮在那里，因為你感到那兒是這樣溫暖和安全！”…

非常美，非常荒涼。但是我怎麽會在這個立體夢境中？我是怎樣到那兒的？不知怎的，那兩輛雪橇已經悄悄離去，留下了一個沒有護照的間諜，穿著他的新英格蘭雪靴和風雪大衣站在那條發藍的白色道路上。我耳朵中的振動已經不再是雪橇遠去的鈴聲，而只是我年邁的血流發出的嗡嗡聲。萬籟倶寂，一切都被月亮這面幻想的後視鏡迷醉、征服。然而雪是真實的，當我彎身捧起一把雪的時候，六十年的歲月在我的手指間碎成了閃光的霜塵。 …

第五章第一節

我常常發現，當我將昔日自己的某個珍愛事物賦予我小說中的人物後，它就會在我把它如此唐突地放置其中的人造世界中日益憔悴。盡管它仍在我腦際逗留，但它特具的溫暖、懷舊時產生的感染力都已經消失了，用不了多久，它就和我的小說而不是我過去的自己有了更密切的認同，在過去的我身上，它似乎曾是這樣安全，不會受到藝術家的侵擾。在我的記憶中，房屋像在昔日的無聲電影里那樣悄無聲息地坍塌。我曾把我的法國女家庭教師借給了我的一部作品中的一個男孩，她的肖像現在既然已經淹沒在了，對一個和我自己的童年完全沒有關係的童年的描述之中，便迅速褪去顏色。內心中的我反抗著小說家的我，下面是我為挽救對這位可憐的女士，僅剩的記憶所做的拼死努力。 …

後來，大約從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二年，著名的“印象派”（當時的一個術語）畫家亞列米奇接手教我；這是一個沒有幽默感也沒個樣子的人，他主張一種“粗獷”的風格，塗抹大片的暗色塊，深棕色和黃褐色，我必須用這些手段在大張灰紙上臨摹我們用橡皮泥塑造的、放置在有各種褶皺和陰影效果的天鵝絨背景前有“戲劇效果”的位置上的人形。這是至少三種不同而又近似的藝術的沈悶的結合，最後我反抗了。 …

言語不多、留著鬍子、彎腰曲背的老派紳士卡明斯先生，在一九〇七或是一九〇八年時教我畫畫，他曾經也是我母親的繪畫老師。他在一八九〇年代早期作為倫敦《畫報》的駐外通訊記者和插圖畫家來到俄國。據說婚姻的不幸給他的生活蒙上了陰影。他的憂郁溫柔的舉止彌補了才氣的不足。他總穿一件粗呢厚大衣，除非天氣非常暖和，才會換成用洛登縮絨呢做的棕綠色羊毛斗篷。 

他使用放在背心口袋里一塊特別的橡皮的樣子很讓我著迷，他抓緊紙，擦完後用手指的背面輕輕撣去“gutticles of the…

母親的閨房里有一扇凸肚窗，可以方便地眺望莫斯卡亞街朝瑪利亞廣場方向的一段。嘴唇緊貼著遮住窗玻璃的薄紗窗簾，我會逐漸透過紗簾嚐到玻璃寒冷的滋味。幾年以後，在革命爆發的時候，我從這扇凸肚窗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戰斗，並且第一次看見了死人：他被放在擔架上擡走，從他垂著的一條腿上，一個鞋子破爛的同志不顧擡擔架的人的推打，不斷使勁想把靴子拽下來——而這一切都是在相當快的小跑中進行的。但是在伯恩斯先生給我上課的時代沒有什麽東西可看，只有黑暗模糊的街道和它逐漸遠去的一排高懸的街燈，雪花在街燈周圍以優雅的、幾乎是故意放慢的動作一陣又一陣落下，似乎是在顯示這戲法是怎麽變的，變起來又是多麽簡單。從另一個角度，你可以在煤氣燈較為明亮的微帶紫色的光圈中看到更多的雪片紛紛落下，這時，我站立其中的、包圍起來的突出的小空間就仿佛像個氣球，慢慢地向上飄去，越飄越高。最後，沿街滑行的幻影雪橇中會有一輛停下來，戴著狐皮無檐帽的伯恩斯先生會笨拙而匆忙地向我們的大門走來。…

外面越來越暗的天色，似乎是伯恩斯先生爭取趕到我們家的努力的無用的副產品。不久，貼身男僕會來放下寬大的藍色遮簾，拉上窗子的印花窗簾。上課房間里的落地大擺鐘發出的滴答聲逐漸帶上了沈悶的、令人煩躁的聲調。短褲的襠部太緊，黑襪子上的羅紋毛糙地磨著我彎起的腿的柔嫩的內側，這些會和我一再拖延不去解決的隱約的內急混在一起。幾乎過了一個小時，而還是沒有伯恩斯先生的蹤影。弟弟會到自己的房間去，在鋼琴上彈個練習曲，然後一而再地投入到我厭惡的一些曲調中去——《浮士德》中對假花的教導，或者弗拉基米爾·連斯基的哀訴。我會離開孩子們住的樓上，慢慢順樓梯欄桿滑到父母房間所在的二樓。這個時間他們往往不在家，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中，這地方以一種奇特的目的決定論的方式影響著我幼小的感官，仿佛在黑暗中這些熟悉事物的積聚正在竭盡全力構成清楚和永久的形象，經過反復的顯示最終留在了我的心里。 …

英語的祈禱文和表現了一個曬得黑黑的希臘天主教聖徒的那小小的雕像形成了一種天真的聯想，回想起來我感到很愉快；在雕像上方墻的高處，在什麽東西（是在床和門之間的那個竹簾子嗎？）的影子在溫暖的燭光下波動的地方，掛著一幅放在鏡框里的透明水彩畫，畫著一條昏暗的小路蜿蜒穿過茂密得令人感到神秘怪異的歐洲山毛櫸林，那兒唯一的林下植物是旋花屬植物，唯一的聲音是自己心臟的怦怦跳動。在母親曾給我讀過的一個英國童話故事中，一個小男孩從床上下來，走進了一幅畫里，沿著一條寂靜的樹木之間的七彩小路騎著他的木馬。當我睡意蒙眬、在爽身粉帶來的舒適中跪在自己的枕頭上，半坐在小腿上很快地做著祈禱的時候，我想像著爬進掛在我床上方的畫里、投入到著魔的山毛櫸林中去的動作——在一個該去的時候我還當真到那里去過。 …

接著我跟隨母親穿過廣闊的大廳去睡覺，在大廳中間的樓梯不斷向上延伸，在樓梯的上平臺和黃昏淡綠色的天空之間，只有溫室般的玻璃窗。你會落在後面，在大廳光滑的石頭地板上拖著腳步，打個出溜，使得在你腰間的那隻溫柔的手，溺愛地推著你不情願的軀體前進。在到樓梯跟前的時候，我的習慣是扭動身子，從樓梯頭的柱子和第一根欄桿柱之間的扶手下面鑽到梯級上。隨著每一個新夏季的到來，鑽的過程變得越來越困難；現在，就連我的幽靈都會被卡住的。 …

還有那些又大又平整的、光亮的圖畫書。我特別喜歡那穿著藍上衣紅褲子的黑臉玩偶高利沃，他的眼睛是用內衣紐扣做的，還有他只有區區五個木頭玩偶構成的女眷。其中兩個通過非法手段用美國國旗給自己裁制了連衣裙（佩格取用了具有母性特點的條紋部分，莎拉·簡取用了漂亮的有星星的部分），一旦給自己中性的關節穿上了衣服，她們就具有了某種溫柔的女性氣質。雙胞胎（梅格和韋格）和小矮人依舊一絲不掛，而其結果是沒有性別。 

我們看到他們深夜偷偷出門打雪仗，直到遠處的鐘聲（“但是聽吧！”押韻的正文說明道）打發他們回到兒童室的玩具盒中。一個無禮的、一揭蓋就跳起來的玩偶躥了出來，嚇著了我那可愛的莎拉，而我非常討厭那個畫面，因為它使我想起了那些兒童聚會，聚會上這個或那個令我著迷的優雅的小姑娘偶然夾痛了手指或弄傷了膝蓋以後，馬上就會漲成一個臉色發紫的小妖怪，只看得見皺紋和號啕著的大嘴。…

內德頗像園丁的下手伊萬（他在一九一八年成了地方蘇維埃的一員），緩慢而費力地走過窗口。在書里的後面幾頁出現了較長的字；在那本棕色的墨跡斑斑的書的最後，以成年人的句子展現出了一個合乎情理的故事（“有一天，特德對安說：讓我們……”），這是小讀者的最終勝利和獎賞。想到有朝一日我也可能達到這樣的熟練程度，我感到激動不已。這魅力一直保持下來，每當我見到一本語法書，就會立刻翻到最後一頁，去享受被禁止看的一眼，看一看辛勤學子的未來，看一看那期望中的樂土，在那兒，詞語終於用來表達它們要表達的意思了。 …

我所屬於的那類俄國家庭——現在已經滅絕了的一類——除了其他的優點之外，還有著對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舒適產品的傳統偏愛。皮爾斯牌肥皂，乾的時候像瀝青那麽黑，用濕手指拿著對著亮光，就像黃水晶一樣，是早晨洗澡時用的。英國的折疊式浴盆，在拉出它的橡膠出水口後，盆里滿是泡沬的水傾入汙水桶，因而越來越輕的時候，實在是令人感到愉快。“我們無法改進乳膏，因此我們改進了軟管。”英國的牙膏這樣說。早餐時，從倫敦進口的金黃糖漿，會一圈圈閃亮地纏繞在轉動的勺子上，足夠的糖漿從勺子上滑到俄國的黃油面包上面。各種各樣雅致醇美的東西從涅夫斯基大道的英國商店里源源不斷地來到：水果蛋糕，嗅鹽，紙牌，拼圖玩具，條紋便式上衣，白如滑石的網球。 …

在一九〇四年夏天我們和伊萬·德·彼得森姑父家，一起在亞得里亞海濱租住的別墅里（別墅的名字不是“海神”就是“太陽神”——我仍能在阿巴集亞的老照片里認出它那有雉堞的、奶白色的塔樓），我當時五歲，午飯後在自己的小床上出神，常常翻身俯臥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充滿愛意地、無望地、以在藝術上極為細致的方式，用食指在枕頭上畫一直通到我們維拉宅門前的馬車道，右邊的石臺階，左邊的有雕刻圖案裝飾的長椅背，在忍冬樹叢後伸出的兩旁長著小櫟樹的小徑，在車道泛紅色的塵土中閃閃發亮的一隻新脫落的馬蹄鐵，一件值得收藏的東西（比我過去在海灘上發現的那些生銹的東西要大得多也亮得多），而這種精細的程度是很難和構成，這難以解釋的對思念中“家”（從一九〇三年九月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過）的形象的那些少得可憐的歲月協調的。對這個回憶的回憶是六十年以後的事了，但是遠沒有前者那樣非同尋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