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聯誼會，會費最高，禮儀最粗俗。我感到這是有損人格的心理折磨。創作造成的緊張和精力的消耗常常迫使我，哎，去吞下一片能讓我做一兩個小時可怕噩夢的強效藥，甚至接受午睡這種可笑的解脫，一個骨痩如柴的老糊塗可能就是這樣踉蹌走向最近的安樂死處所；但是我就是無法習慣夜夜對理性、人性和創造力的背叛。無論多麽累，我對與意識離別的痛苦都存在著難以形容的反感。我討厭睡眠之神索莫納斯，那個把我捆綁在斷頭臺上的戴著黑色面具的劊子手；而如果說在歲月的進程中，隨著更為徹底更為可笑的解體的臨近——我承認，如今在晚上，這大大分散了我對睡眠的例行恐懼——我已經如此習慣了就寢時的煎熬，在那把熟悉的斧頭從它雙層底的絲絨襯里的大盒子里被拿出來的時候，幾乎還有點得意。可是最初我並沒有這樣的安慰或保護：除了女士臥室里那蘊藏著光輝的枝形吊燈上的一盞象徵性的燈之外，我什麽也沒有，根據家庭醫生的旨意（我向你致敬，索科洛夫醫生！），女士臥室的門保持微微開啟狀態。那條垂直的閃爍著的微光（孩子的眼淚能夠將它變成耀眼的同情之光）是我能夠緊緊抓住的東西，因為，在絕對黑暗之中，我的頭會發暈，神志在拙劣模仿的死亡挣扎中消融。 

星期六晚上曾經或應該有令人高興的期待，因為那是女士——一個屬於正統衛生學派、認為我們toquades anglaises只是感冒的根源——縱容自己進行一週一次洗澡這個充滿危險的奢侈享受的夜晚，因而使我的微光可以延續較長的時間。可是後來更不易覺察的折磨開始了。

我們這時搬進了城里的住宅，在聖彼得堡莫斯卡亞街（現赫爾岑街）四十七號，這是一幢用芬蘭花崗石建造的意大利風格的建築，是祖父在一八八五年前後建成，三樓（頂層）上方有畫著花卉的壁畫，二樓有一扇凸肚窗。小孩們住在三樓。在一九〇八年，就是要在這里描寫的那年，我仍舊和弟弟住在同一間兒童室里。分配給女士用的浴室在一條之字形走廊的一頭，離我的床大約有心跳二十下的距離，我處於既怕她過早地從浴室回到她在我們兒童室隔壁的亮著燈的臥室，又羨慕弟弟在隔開我們的日本式屏風後面的均勻的微帶呼哧聲的呼吸的狀態，從來也沒有能夠很好利用這多出來的時間趕快入睡，而黑暗中透過裂縫的一線光亮，仍然顯示出虛無中我的那一點自己。最終它們會出現，那無情的腳步緩慢沈重地沿走廊過來，使得某件偷偷和我一起守夜的纖巧的玻璃物品在架子上驚恐地震動起來。 

現在她已經走進了她的房間。光線一陣快速的明暗交替告訴我，床頭櫃上的蠟燭已經接過了天花板上的一簇燈泡的任務，在兩下哢嗒聲後亮度自然地然後是超自然地二度上升，最後哢嗒幾聲完全熄滅。我的那一條光仍然存在，但已變得陳舊暗淡，只要女士一翻身，床吱嘎一陣響，都會搖曳閃爍。我現在仍然能夠聽見她。一會兒是像發“Suchard”音的清脆的沙沙聲；一會兒是水果刀裁開La Revuedes Deux Mondes的書頁的嚓嚓聲。開始了一段減弱期：她正在讀布爾熱的文章。他身後不會有一個字流傳下來。劫數難逃。我處於強烈的苦惱之中，拼命想誘得睡眠的到來，幾秒鐘睜開一次眼睛，看看那變暗了的一絲光線，想像著天堂是一個不眠的鄰人在永恒的蠟燭的光照下讀一本無窮盡的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