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身去巴瑟爾和柏林之前，我碰巧在寒冷的、霧蒙蒙的黑夜里在湖邊散步。在一處地方，一盞微弱的孤燈沖淡了黑暗，將霧變成了可見的霏霏細雨。“Il Pleut Toujours En Suisse”原是一句隨口說出的評論，過去曾使女士流淚。在下方，一道寬闊的微波，幾乎是波浪了，以及隱約發白的什麽東西吸引了我的目光。來到波浪拍岸的水邊時，我看到了這樣的景象——一隻年老的天鵝，一隻巨大、笨拙、像渡渡鳥的動物，在做著可笑的努力，想使自己能夠跳上一條停泊著的船里。它做不到。它翅膀沈重、虛弱地撲打著，碰在搖擺著的、水花四濺的船上發出滑溜溜的聲音，光線落到之處是黑黢黢的波浪黏稠的閃爍——一時間，這一切似乎都充滿了那種奇特的意義，它在夢中有時候和一根手指聯系在一起，它壓在嘴唇上使之不要出聲、然後又指著做夢的人在猛地驚醒之前沒有時間看清楚的一個什麽東西。但是盡管我不久就忘記了那個淒涼的晚上，奇怪的是，在兩年後當我得知女士已經去世的消息時，首先出現在我腦子里的，正是那個晚上，那個混合的形象：顫栗、天鵝和波浪。 

她一生都在感受苦難；這種苦難是她天生的特性；只有它的起伏、它多變的深度給了她在運動著和生活著的印象。使我不安的是，只有苦難感而沒有別的，是不足以造就一個永久的靈魂的。我的孤僻的大塊頭女士在人世間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要永恒就不可能了。我是否真正把她從虛構中搶救了出來？就在我聽到的節奏開始衰退和消逝之前，我發現自己在琢磨，不知道在我認識她的那些年里，是不是一直完全忽略了她身上的一些什麽東西，比她的幾層下巴或者她的習性或甚至她的法語更為本真得多的她——也許是類似於在對她的最後一瞥中看到的什麽東西，類似於她那為了使我離去時為自己的仁慈行為感到高興而使用的洋溢著喜氣的欺騙，或者類似於那隻天鵝，它的痛苦遠比一個彎身的舞蹈演員的蒼白的手臂更為接近藝術的真實；總之，是只有在我具有安全感的童年時代，最為摯愛的人和物已經灰飛煙滅、或者心臟中彈之後，我才能夠領悟賞識的什麽東西。

女士的故事還有個附錄。當我最初寫它的時候，我不知道有些人令人驚奇地存活了下來。例如，在一九六〇年，我在倫敦的表兄弟彼得·德·彼得森告訴我，他們的英國保姆，一九〇四年在阿巴集亞的時候我感到似乎就很老了，這時已經九十多歲了，身體很健康；我也不知道我父親的兩個妹妹的女家庭教師布維爾小姐（後來是康拉德太太）在我父親去世後，又活了幾乎半個世紀。她於一八八九年來到他們家里，待了六年，是一系列女家庭教師中的最後一位。彼得的父親伊萬·德·彼得森在一八九五年畫了一幅漂亮的小小的紀念畫，表現了在巴托沃生活中的各種事件，上面有裝飾著蔓葉花飾的我父親的親筆題詞：

A celle qui atou jourssusefairea imeret quinesauraja maisse faire oublier。在上面簽名的還有四個納博科夫家的年輕男子和他們的姐妹中的三個，納塔麗婭、伊麗莎白和娜傑日達，還有納塔麗婭的丈夫、他們小小的兒子米蒂克、兩個表姐妹，以及俄國男家庭教師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帝霍茨基。六十五年之後，在日內瓦，我妹妹葉蓮娜發現了康拉德太太，現在已經生活在她的第十個十年里了。這位年事極高的老太太跳過了一代人，天真地把葉蓮娜當成了我們的母親，一個那時十八歲的姑娘，在那些遙遠的日子里常常和戈萊小姐一起乘車從維拉到巴托沃去，久遠歲月的長長的光芒找到了這樣多巧妙的方式照射到了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