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夠聽見並看到女士用悅耳的聲調請求他把麵包遞給她，但是上嘴唇卻不祥地顫抖著；同樣，我能夠聽見並看到蘭斯基對法語不加理會，堅定地繼續喝他的湯；最後，隨著一聲鞭抽般淩厲的“Pardon，monsieur”女士會猛然徑直把手伸過他的盤子，抓起麵包籃，然後縮回手，道聲“Merci！”，充滿了十足的挖苦，使得蘭斯基毛茸茸的耳朵帶上了天竺葵的顏色。“畜生！無賴！民粹分子！”事後她會在自己的房間里抽泣著說——她的房間已經不在我們隔壁了，但還是在同一層樓上。 

如果她正在因為氣喘，十來步一停地費力地慢慢上樓（因為我們聖彼得堡宅子里的小小的液壓升降機會經常而且相當無禮地拒絕運作）的時候，蘭斯基恰巧腳步輕捷地走下來，女士就會堅稱他狠狠地撞了她，推了她，把她撞倒在地，我們已經能夠看見他踐踏她倒在地上的身子。她越來越經常地離開餐桌，她本來要錯過的甜食會跟在她後面策略性地給送上去。她會從偏遠的房間里給我母親寫一封十六頁的信，母親急忙上樓時，會發現她誇張地往箱子里收拾東西。後來，有一天，沒有人阻止她繼續收拾行李。 

她回到了瑞士。第一世界大戰爆發，後來是俄國革命二十年代初期，那時我們的通信早已完全停止，由於流亡生活中的偶然行動，我碰巧和大學里的一個朋友去了洛桑，因此我想，如果女士還活著的話，不妨去看望一下她。 

她還活著。更矮胖，頭髮很白，幾乎完全聾了，她以猛烈爆發的深情歡迎我。現在代替那幅西庸城堡的畫的，是一幅俗艷的三駕馬車圖。她熱情地談到她在俄國的生活，仿佛那是她自己失去了的祖國。確實，我在附近發現，有相當多這樣年老的瑞士女家庭教師聚居於此。她們聚集在一起，在爭相回憶中不斷感到激動，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環境中建立起自己小小的孤島。女士的知心朋友是現在乾癟得和木乃伊一樣的戈萊小姐，我母親原來的女家庭教師，八十五歲了，仍舊整潔和憂郁；在母親結婚以後很久她仍一直在我們家里，只比女士早兩年回到瑞士，當兩個人都在我們家生活的時候，她們彼此連話都不說。人總是在自己的過去中更無拘束，這就部分地解釋了那些可悲的女子對一個遙遠的、而且坦率地說頗為不像話的國家在逝去後的愛，她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這個國家，而且在這個國家中也從來沒有感到十分滿意過。

由於女士耳朵聽不見，不可能進行談話，我和朋友決定第二天給她帶來我們猜想她買不起的那裝置。一開始她沒有把那笨拙的東西調節好，但等到剛一調好，她立刻轉向我，淚光閃爍的眼睛里充滿了驚奇和快樂。她發誓說她能夠聽見我說的每一個字、每一聲低語，她不可能聽見，因為我心存疑慮，根本沒有說話。如果我說了話，我會告訴她感謝我的朋友，是他花錢買的這個裝置。那麽她聽見的是不是寂靜，她過去曾談到過的那阿爾卑斯山的寂靜？在過去的歲月中，她一直在對自己撒謊；現在，她在對我撒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