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越來越暗的天色，似乎是伯恩斯先生爭取趕到我們家的努力的無用的副產品。不久，貼身男僕會來放下寬大的藍色遮簾，拉上窗子的印花窗簾。上課房間里的落地大擺鐘發出的滴答聲逐漸帶上了沈悶的、令人煩躁的聲調。短褲的襠部太緊，黑襪子上的羅紋毛糙地磨著我彎起的腿的柔嫩的內側，這些會和我一再拖延不去解決的隱約的內急混在一起。幾乎過了一個小時，而還是沒有伯恩斯先生的蹤影。弟弟會到自己的房間去，在鋼琴上彈個練習曲，然後一而再地投入到我厭惡的一些曲調中去——《浮士德》中對假花的教導，或者弗拉基米爾·連斯基的哀訴。我會離開孩子們住的樓上，慢慢順樓梯欄桿滑到父母房間所在的二樓。這個時間他們往往不在家，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中，這地方以一種奇特的目的決定論的方式影響著我幼小的感官，仿佛在黑暗中這些熟悉事物的積聚正在竭盡全力構成清楚和永久的形象，經過反復的顯示最終留在了我的心里。 

隆冬一個嚴寒的下午，深棕色的昏暗襲入室內，逐漸變成令人壓抑的黑色。黑暗中，這兒或那兒，一個銅拐角、玻璃或光滑的紅木的表面反射出街上零星的燈光，街心高高的街燈的球形燈罩內已經發出了微弱的亮光。薄霧般的影子在天花板上移動。在寂靜之中，一片菊花瓣落在大理石桌面上的乾澀的聲音使人神經一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