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從瑞士來到我們家的那個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的冬天，是我童年唯一在鄉間度過的冬季。那是罷工、騷亂和警察煽動的大屠殺的一年，想來父親希望他的家人遠離城市，待在我們安靜的鄉間宅第，他猜測，那兒農民對他的好感可能使動亂的危險緩和下來，而他的猜測是對的。那也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下的雪和女士預料的、可能在遙遠昏暗的古俄羅斯帝國看到的一樣多。她在小小的錫韋爾斯基站下車，從那兒再乘雪橇旅行六英里才能到維拉，我沒有到車站去迎接她；但是現在我這樣做了，我試圖想像她在那難以置信的、不合時宜的旅行的最後一程中的所見和感受。我知道，她的俄語詞匯由一個短詞構成，和多年後她帶回瑞士去的是同一個單詞。她這個意思是“在哪兒”的字發音，可以按語音標成“giddy-e”里的e一樣），而這已經不簡單了。由她發出來的這個字，像是某隻離群的孤鳥的嘶啞叫聲，它聚集了如此巨大的疑問的力量，能夠滿足她所有的需要。“Giddy-eh？Giddy-eh？”她會這樣哀叫，不僅是為了弄明白自己在什麽地方，也是為了表示最大的痛苦：她是個陌生人這樣一個事實。她擱淺在此，身無分文，衰弱多病，正在尋找一個她最終能夠得到理解的福地。 

我可以通過另一個人想像，她剛剛下火車站在月臺中間，我的精神使者徒勞地向她伸出了一隻她看不見的胳膊。（“我在那兒，所有的人都拋棄了我。”她後來這樣抱怨道，即使說得不十分正確，但是也很生動。）候車室的門隨著一陣嚴寒的夜晚特有的顫栗的嗚咽聲打開了；一團熱空氣沖出室外，濃得幾乎和機車噴出的蒸汽一樣；這時，我們的馬車夫扎哈接手了——這是一個穿著毛朝外的羊皮襖的高大結實的漢子，他塞在大紅色腰帶里的大手套伸到外面。我聽見雪在他的氈靴下被踩得嘎吱響，此時他正圍著雪橇費勁地走來走去，忙著對付行李、叮噹響的挽具，最後是他自己的鼻子，他用拇指和食指熟練地一擰一晃就使鼻子鬆快了。“Mad Mazelya”，她的幫手是這樣稱呼她的，懷著極度的疑慮小心翼翼地爬進雪橇，怕得要命地緊抓著他，生怕雪橇在她龐大的軀體坐穩之前就開動了。最後她終於嘟噥著安頓了下來，並把拳頭塞進了不夠大的長毛絨手筒里。在車夫濕嘰嘰的嘴唇發出咂的一聲後，那兩匹黑馬佐伊卡和津卡繃緊後腿，倒動蹄子，再一繃腿，於是女士的軀體往後一仰，隨著沈重的雪橇被猛地拉出了自己鋼鐵、毛皮和肉體的世界，進入一個沒有摩擦力的介質，它輕輕掠過一條幽靈般的道路，看上去和路面幾乎沒有什麽接觸。

有一刻兒時間，由於車站廣場盡頭一盞孤燈的突然照射，一個嚴重誇大了的影子，同樣攏著一個手筒，在雪橇旁全速行進，爬上了一道雪崗子後消失了，只剩下女士被她後來懷著敬畏和熱情提到的“lesteppe”所吞沒。在那里，在無盡的昏暗之中，遠處村莊閃爍不定的燈光在她的眼里似乎是狼群的黃眼睛。她冷，她凍僵了，一直凍僵到“腦子的中心”——因為她如果不緊跟最乏味的格言，就會和最狂熱的誇張一起翺翔。她不時回頭，看看裝著她的箱子和帽子盒的第二輛雪橇是不是跟在後面——總是保持著同樣的距離，就像探險者描述過的極地海域中友好的船隻的幻景一樣。還有，不要讓我漏掉了月亮——因為肯定會有一個月亮，一輪明凈得難以想像的滿月，和俄國酷烈的嚴冬十分般配。它出來了，駛離了一片斑駁的小雲塊，將它們染上了一層朦朧的光輝；而隨著它逐漸升高，它給雪橇滑板留在路上的印痕塗上了光澤，路面上每一個閃光的雪團都因增大了的陰影而顯得更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