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一節

我常常發現，當我將昔日自己的某個珍愛事物賦予我小說中的人物後，它就會在我把它如此唐突地放置其中的人造世界中日益憔悴。盡管它仍在我腦際逗留，但它特具的溫暖、懷舊時產生的感染力都已經消失了，用不了多久，它就和我的小說而不是我過去的自己有了更密切的認同，在過去的我身上，它似乎曾是這樣安全，不會受到藝術家的侵擾。在我的記憶中，房屋像在昔日的無聲電影里那樣悄無聲息地坍塌。我曾把我的法國女家庭教師借給了我的一部作品中的一個男孩，她的肖像現在既然已經淹沒在了，對一個和我自己的童年完全沒有關係的童年的描述之中，便迅速褪去顏色。內心中的我反抗著小說家的我，下面是我為挽救對這位可憐的女士，僅剩的記憶所做的拼死努力。 

那時我們在國外已經待了大約一年了。在博略和阿巴集亞度過了一九〇四年的夏季，又在威斯巴登住了幾個月以後，我們在一九〇五年初動身回俄國。我記不得是哪個月了。一條線索是，在威斯巴登的時候，我被帶到了那兒的俄國教堂——我第一次進教堂——那可能是在大齋節期間（在禮拜進行的時候我問母親，牧師和執事在說些什麽；她用英語輕聲回答說，他們在說我們大家應該彼此相愛，但是我理解為，她的意思是那兩個穿著閃亮的錐形禮炮的絢麗人物互相在說，他們永遠是好朋友）。從法蘭克福出發，我們在一場暴風雪中到達柏林，第二天早晨乘上了從巴黎隆隆開來的北歐快車。十二個小時後列車到達了俄國邊境。在冬天的環境下，調換車廂和火車頭的儀式帶上了奇特的新的意義。激動的rodina即“祖國”感，第一次有機地和令人感到慰藉的腳下嘎吱作響的雪、穿過雪地的深深的腳印、火車頭煙囪的紅色光澤以及紅色煤水車上，在一層隨車而行的雪的覆蓋下，高高堆起的白樺圓木交織在了一起。我還沒有滿六歲，但是在國外的那一年，那充滿了困難的決定和大量希望的一年，使一個俄國小男孩接觸到了成年人的談話。他自己也難免受到一個母親的思鄉和一個父親的愛國情愫的影響。其結果是，就是那次回俄國，我第一次意識到的回國，現在，六十年以後的今天，我感到對我來說似乎是一場預演——不是永遠不會實現的衣錦還鄉的預演，面是在我漫長的流亡生涯中的不斷出現的還鄉夢的預演。

一九〇五年夏天在維拉，我對鱗翅目昆蟲的興趣還沒有形成。村里小學的校長帶我們到外面進行教學遠足（“你們聽見的是磨長柄大鐮刀的聲音”；“那邊那塊地下一季要休耕”；“啊，只不過是一隻小鳥——沒有特別的名字”；“如果那個農夫喝醉了，那是因為他很窮”）。秋天以各種顏色的落葉鋪滿了庭園，羅賓遜小姐給我們展示了那出色的技巧——前一年秋天，那個大使的兒子，她小小的世界里的一個熟悉人物，非常喜歡它——如何在地上挑選後在一張大紙上擺放，能夠構成幾乎是完整的光譜的楓葉（缺少藍色——太遺憾了），綠色逐漸變成檸檬黃，檸檬黃變成橘黃，如此等等，到紅色到紫色，紫褐色，再帶點紅色，回到檸檬黃到綠色（已經很難找到綠色了，只有葉子的一個部分，最後一道勇敢的葉邊）。初霜襲擊了紫菀，但我們仍沒有搬到城里去。 

女士是一個大個子女人，非常肥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我六歲、弟弟五歲的時候，她大搖大擺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那就是她。我是這樣清楚地看到她濃密的黑髮，高高梳起，開始隱隱發白；她嚴厲的前額上的三條皺紋；她突出的眉毛；黑鏡框夾鼻眼鏡後面冷冰冰的眼睛；那隱約可見的髭鬚；那滿是斑點的皮膚，在她發怒的時候，一陣紅暈會莊嚴地擴展到堆在綴滿飾邊的如山般的上衣外的第三個、也是最肥大的下巴的區域。現在她坐了下來，或者不如說她開始應付坐下來這個任務，下領的一團軟肉哆嗦著，邊上有三個扣子的肥大的臀部小心翼翼地往下放低；然後在最後一刻，把巨大的軀體交給了柳條扶手椅，椅子純粹出於恐懼，發出了一陣如槍炮齊鳴般的劈啪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