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病房的窗口，可以看到左右各有一幢病房。許許多多的窗。可沒有一個是開著的。圍在“”字形之間的內院和用鋼筋水泥建造的三幢病房都已古舊而呈灰色。不見人影的內院的另一邊是條道路，不過給水泥砌成的高墻遮擋著，也見不到墻外的車和行人。圍墻的那邊，可以看到一幢木造的洋樓。洋樓是矩形的三層樓建築。在尖狀屋頂的斜面後方，露著灰色的天空。它看起來是私人住宅，可是窗口也是緊閉著。建築物上爬滿了常春藤，它綠色的葉子是讓人能感受到“生”的氣息的惟一的色彩。躺在床上的女人看起來是三十歲剛過的年齡。站在窗口邊，望著窗外的，是個三十五六歲的男人。真想從窗口走出外面，走過內院，越過墻，走到那邊的洋樓人家去。可是似乎又覺得如果真這麽試試，左右兩側建築物上的所有窗口都會變成槍眼，一齊噴出火花來。女人從病床下來，走到他身邊。這家病院是只有疑似癌癥的病人才會住進來的地方。不過女人的起居行動卻也別無異樣之處。這一刻，正是患部組織檢查的結果即將出來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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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很難再重新建立“你們男人”“我們女人”的敘述模式，因為“我們女人”自身碎裂了

 你們可能會註意到，除了《簡·愛》的對話，或者包括《簡·愛》的對話當中，我近年來很少單獨去處理性別議題，或者熱衷於出席性別研究或者是女性主義研究這樣的會議。我也很久沒有以性別為單一議題撰寫我的學術論文或者學術著作。原因是我難於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幾個面向，一個面向是我個人認為我最近一直在對自己說，是時候了，該再一次地站在性別的議題當中，用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去言說或者回應。但是我一再猶豫，一再延宕這個時間，是因為很多的原因，或者因為很多的層面。而這些原因就是說，也就是孫柏提出的這個問題和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所在。…

我們今天回到那個歷史的節點上，其實是為了讓大家重新獲得那個歷史的感知和體認。35年前還沒有人去討論《簡·愛》是不是一部女性主義著作。35年前，大家認為《簡·愛》就是哥特羅曼斯，這是一種評價。今天有更刻薄的評價，說那不就是瑪麗蘇的開山之作麽?還有人說那不就是“霸道總裁愛上我”嘛!嚴肅的說法：《簡·愛》是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主義小說，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盡管有這樣高的評價或者那樣低的評價，它在那之前完全沒有被從女性、女性的生命、女性的生命體驗、女性在特定的歷史結構當中所可能產生的表達方式來解讀。…

 摘編自戴錦華6月6日在雨楓書館·百盛館的講座，和孫柏談《那些膽敢握筆的女人——“閣樓上的瘋女人”與性別意識》，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為什麽會變成一個女性主義者…

前面說到了我努力保持一副自在、自如的心態，希望不致被誤解為安於平庸，無所作為。實際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拋開世俗功利，正是為了把全副身心投入於不懈的藝術追求。這種藝術追求，不關乎數量的積累，主要是渴求一種質的飛躍。對於已經產生一定影響的作家來說，我覺得，至關重要的是能夠不斷地突破自我，實現新的超越。這是一個關隘。我們可能都註意到了，作家獲取成功大體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飛沖天，暴得高名，以後再很少突破，呈靜態式發展；另一種是螺旋式攀升，精進不已，始終處於動態之中，呈現一種飛揚之勢。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後一種。因為他們總是給人一種全新感覺，總在展現新的創化，而不是像南宋詞人劉克莊慨嘆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實，即使是新帽子，年年端出來，“外甥打燈籠――照舊”，也沒有什麼看頭。…

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習慣，每天晚上八九點鐘睡下，早上很早就起來散步，許多文章的構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時夜半醒來，獲得了靈感，立刻開燈記錄下來。看雲、做夢，也是我實現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從天空雲朵的奇幻變化，想到了蕭紅的整個生命歷程。當我看到片雲當空不動時，就聯想到這個解事頗早的小女孩，沒其母愛，沒有夥伴，孤寂地坐在後花園裏，雙手支頤，憑空遐想；而當一抹流雲疾速地逸向遠方，我想這宛如一個青年女子沖出封建家庭的樊籠，逃婚出走，開始其流離顛沛的生涯；有時，兩片浮遊的雲朵疊合在一起，而後又各不相幹地飄走，我聯想到這有如兩顆叛逆的靈魂的契合，結伴跋涉，後來卻分道揚鑣，天各一方了；當發現一縷雲霞漸漸地溶入青空悄然泯滅，我便抑制不住悲懷，為天涯淪落的才女一縷香魂飄散在遙遠的淺水灣而深情悼惜。…

我還在另一篇散文裏，寫了原本落後的女真族以其沖決一切的蠻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跡般地戰勝了實力大大超過自己的強大軍事對手，直到把北宋的兩代君王俘獲到五國城下。與此同時，他們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後的蒙元、滿清一樣，在農耕文化與遊獵文化的撞擊與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禮，從而加速了發展進程。令人深思的是，人類的文化無一不包含著自我相關的價值、功能上的悖謬，有時演進的結果正好與原初的願望背反。金朝的結局也不例外。他們在充分享用“全盤漢化”的文明碩果的同時，逐漸喪失了本民族固有的優勢，新的文明最後作為一種異已力量反轉過來誘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為被征服者。誠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

汪曾祺的散文，“郁郁乎文哉！”卓然海內大家。他自謙地說：“我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好像無心插柳，緊接著的一句話卻是：“不過我以為寫任何形式的文學，都得把散文寫好。”① 可見他對於散文的重視，看似輕松平易，卻是苦心經營。他一生的創作，特別是早期和晚年的大量作品，體現著一些基本的美學風格，構成其文學的主要成就，也充分流露他天真瀟灑的性情。尤其是散文文體自由，行雲流水一樣的沖淡平和，自然流暢。即使悲憤為文，也是以含蓄節制的筆法點到為止，不傷基本的文脈。比較而言，早期的散文更個人化，而晚年的散文更註重思想，因此也更平實。他的散文內容之博雅，遍及人文地理、草木生靈、歷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風土、藝術文物……處處體現著他對世界的好奇，對民族、對人類深摯的感情和對生活的熱愛。體現著他獨特的憂傷、內在的歡樂、諧謔與幽默。他在談到小說創作時說：“小說當然是要講技巧，但是：修辭立其誠。”②…

二

他少年時代，即接受了儒家經典的熏陶。小學時期，祖父就為他講解《論語》，並且教他寫作小論文“義”，這是用以闡釋《論語》、掌握八股文的入門練習(14)，使他進入了中國文章學的正宗源頭，也形成了對於文體的獨特敏感。

 決定他基本人格修養的儒家思想，熔鑄在他文體意識的核心。至於其他的散文家則主要是形式的借鑒，比如莊子：“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於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15) 他理解的儒家，當然是審美化了的儒家。他一再援引《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座章》，認為“曾皙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至”(16)。理想的藝術人生與人生的藝術理想，在民族的原始思想中找到精神的依據。…

治左衛門來到阿靜家。

拜訪這個家庭是很愉快的。孀婦阿靜誠懇相待，姑娘松子也似懷有好感，母女對他是“小弟弟、小弟弟”地稱呼。日下部家早就把他們的大哥俊齋待如親戚，所以對俊齋的小弟弟這樣稱呼是感情自然的流露吧，治左衛門第二次來的時候，阿靜說：

“很冒昧，請你像我們家裏人一樣隨便吧！”

不論從哪方面說，治左衛門都是替她們全家報仇的重要人物。

治左衛門有治左衛門的原因。他是在兄弟間長大的，對只有女性的家庭感到新鮮，就是在客廳坐著也愉快。

松子小姐不時地送茶來。有時母親阿靜命令女兒。…

治左衛門很悠然，怎麼也看不出是個寫那樣激憤詩的青年。

“看來他還不熟悉江戶啊！”雄助心裏想。

他們兄弟三人是在赤貧中長大的。父親有村仁右衛門本來是藩中審閱公文的小官。嘉永二年（一八四九年），因罵某執政被革了職，之後，一家人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老父是個不會處世的硬漢。免職以後，為了生計，他打算當鐵匠鑄劍。這是個好主意，為練技術他先打菜刀。治左衛門還小，所以父親讓俊齋、雄助幫他打鐵。不管怎麼說鍛造房也是過於簡陋了，有一天竟被風刮走了，父親氣得說：“連風神也跟我作對！”之後，連一把菜刀也沒鍛出來就作罷了。

而後，一家隱居到都城藩旯枝村，開墾荒地，第二年收了些白薯，才沒致於餓死。…

前言末語

《櫻田門事變》是司馬遼太郎較為代表的一篇作品。一八六○年倒幕運動開始於櫻田門外，水戶、薩摩兩藩浪人刺殺了井伊大志。雖然暗殺這種政治行徑在歷史上幾乎沒有產生過積極的效果，但這次事變可以說是一個例外。如果肯定明治維新，就應肯定這次事變。…

五月十五日拂曉時分，天野八郎騎著馬準備下山巡視市街，從廣小路來到山下道根岸時，在本鄉切通道路附近聽到一聲炮聲，他立刻掉轉馬頭，奔回天王寺，此時炮聲已經響過七發，而抵達池端時，在穴稻荷一帶也開始展開小型槍戰。

官軍的第一線為薩摩、長州、肥後、因州、藝州、肥前、築後、大村、佐土原、館林。第二線為備前、伊予、尾州、阿波。第三線則為紀州、小田原等。這些兵士布陣綿密且廣，甚至遠到古河、忍、川越、關宿一帶都有駐軍防備，趁彰義隊不註意時，整個上野山已經十重二十重地被包圍住了。

這一天，雲層很低。

夜裏，天空下起雨，這雨隨著黎明的到來，反而愈下愈猛，實在不是作戰的好天氣。…

天野像是憤慨至極地繼續說道：“新君，幕臣如果不這般貪圖錢財，也不會敗給薩、長那些鄉巴佬了。前年的長州之役，八萬旗本大軍竟然以沒有分配到薪俸而遲遲未出陣。如果那時，幕軍能不計小我，奮勇出陣殺敵，相信也不致敗給長州，而幕府更不會淪為如今這種局面啊！都是金錢害事，所以在緊要開頭也救不了頹勢。難不成三河武士在三百年歷史的幕府裏混上一段時日，就會變成這副德性嗎？”

“天野先生，您這麽說太苛刻了。真正可惡的是澀澤啊！那家夥太狠了，竟然用金錢擴張勢力，大家才會趨之若鶩地投向他，不只是彰義隊，就連吉原也都靠他吃飯呢！這些年輕人也是在不知不覺中為金錢所使喚罷了。”

“不知不覺嗎？新君！”天野十足上州人的口氣，說到最後幾乎是用吼的。…

雖然暗殺是歷史畸形的產物，可是，我們卻也可以從它感受到，當時“歷史”的沸騰點究竟有多高。俄國革命黨計劃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時，在整個過程中，計畫曾更改了十一次，直到成功，總共長達十五年之久。對於他們的執拗，恐怕是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們，很難想像的吧！

在這本小說中，並未收錄以殺人著名的岡田以藏和河上彥齋，對於這兩位幕末時期典型的暗殺者，井上友一郎氏、海音寺潮五郎氏以及今東光氏都有詳細精彩的作品問世，我就不再多此一舉了。

寫完這本書時，不禁對暗殺者究竟能為歷史帶來多少貢獻，感到懷疑。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深怨如金色的話語、夜開始 

我們吃無言的蘋果 

我們工作，樂隨我們的星宿 

我們站在菩提樹的秋天裏如冥想的鷗鳥 

如南方來的燃燒的客人 

我們指著新的基督起誓：塵土合塵土 

飛鳥合流浪的鞋 

我們的心合水中的梯級 

我們指著世界對流沙起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