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裏怎麽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黨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黨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的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麽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按照東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會，人數超過3個人，就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例如1983年，萊比錫教會人士得到通知，有3個人以上手持蠟燭的公共集會都必須得到批準。任何群體行為都受到嚴密監控。1988年萊比錫有150人在教堂做過禮拜後，步行上街，國家安全警察嚴陣以待，事後的報告是，“參加者沒有帶旗幟、象征物品或其他明顯標志……沒有影響公共安全和秩序，幾乎沒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國家安全部門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為了“正確目的”舉行的群眾集會也會引起國家安全部門的恐慌。1983年，一個來自魏瑪的團體要在東柏林舉行一次反對北約的抗議集會。即便這一集會的目的與國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確，但卻具有“自發”、“獨立”的性質。集會那天，有大約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Poppe)的參加者說：“國家對於獨立組織的集會害怕成這個樣子，無論集會的內容是什麽都不行。”這令人想起了一些災難後的自發紀念集會，僅僅因為不是官方組織的，就遭到了取締和禁止的命運。

 沒有人確切知道極權宣傳到底有多少效果，從極權對任何公開異見和群體聚合的恐懼來看，就連宣傳當局對自己經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沒有信心的。強行禁止，逮捕不規行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維護宣傳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爾說，任何有效宣傳後面，一定得有利劍的支撐，東德國家安全部誓言要當好黨的“盾和劍”。人們有公開的“正確行為”是因為深知不正確行為的嚴重後果，幾乎沒有人是不害怕政府的“盾和劍”的。對1936年德國工人狀況，有人這麽說：“稍微需要一點勇氣的事情，他們也是不會去做的。”東德民主人士、政治異見者紐伯特(EhrhartNeubert)問道：“在那時候的東德，誰會承認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數人，而且是在私下會承認。……這個制度就是靠恐懼來維持的。”

 生活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許多人並不“感覺”到恐懼，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恐懼已經麻痹，已經習慣於恐怖生活，或者已經失去了對恐懼的感覺，而且也是因為極權經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懼，並不總是在“濫用”恐懼。“合理的恐懼”可以讓人的恐懼顯得不那麽恐懼。而且，除了很少數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錯誤，遇到麻煩，會覺得自己理虧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該“明知故犯”或“雞蛋碰石頭”。他們看到別人觸犯禁忌，遇到麻煩，吃到苦頭，就會慶幸自己幸虧沒有那麽做，也會責怪遇到麻煩的人自討苦吃。

一般人渴望過“太平日子”，不喜歡“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喜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壞事(被逮捕、懲罰)發生時，總是先責怪“不識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統治權力，無端多事，不自量力。這種普遍的“責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極權統治精心培植、鼓勵和利用的一種大眾心理。

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沈默和順從成為交換安全無事的代價，每個人都變得能夠接受統治權力的“合理要求”：別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閑事，他倒黴是因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樣，就自然能平安無事。

 在一個大多數人都是這麽“聰明”和“理性”的社會裏，即便出現一些異見思想，極權統治也總能找到有效控制的辦法。有人以為，政治異見思想一旦出現，就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其實並非如此，格拉德威爾(MalclomGladwell)對此有過論述。

 他認為，一般來說，很難精確預測哪些異議特別具有傳染力，特別容易擴散，這就像很難預測哪種流行病菌會在哪一年流行一樣。一方面，總是會有不止一種異議在悄悄傳播，直到某一種突然越過了“臨界點”，一下子傳染開來，連時時防守者也覺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種異議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無須把異議從每一個人頭腦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夠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這就像撲滅流感並不需要人人打預防針或接受治療，只要有足夠多的人不傳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開談論或討論的歷史事件，只要大多數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說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遠無法預料，什麽時候、在哪裏、會因為什麽事情、又一下子會出現了多大面積的民眾異見。但是無論何時出現這樣的情況，撲殺的辦法是一樣的，那就是，讓足夠多的人對傳播異見心懷恐懼，讓足夠多的人至少在公開行為中保持順從和沈默。當大多數人不再公開表示某種異見時，異議的傳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讓大多數人對某事保持沈默，是讓異見從公共話語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們接受了極權統治的“合理懲罰”和“合理暴力”邏輯，他們會覺得極權並不是那麽極權，甚至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與混混沌沌、無知無覺地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一種“清醒”的生活狀態，自以為自己的沈默和服從不是出於恐懼，不是由於自己“膽小”、“懦弱”，而是因為自己“識大體”、“不死板”、“聰明”。用這類的說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可以讓人比較體面地面對自己的沈默和順從。這些人並不是從來未曾想過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經過思量後決定還是不做為妙。想做而最後決定不做，看起來是一時的自我約束作用，其實會對他們今後的行為有長遠的定向作用。因為，想做而決定不做的事情，以後就連想也不想了。

 人並不是一下子從不沈默變成沈默的，也不是一下子從不順從變成順從的，人是一步一步變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變得更容易一些。察覺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順從是一件令人沮喪、沒有尊嚴、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數人也就選擇幹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說它，就這樣，通往徹底沈默和順從的路也就越走越順暢無阻。一個人一旦走上這條不歸之路，他就已經喪失了保存思想自覺的意志，也喪失了表達自覺思想的能力。 選編自徐賁著《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中央編譯出版社（愛思想網站 2016-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