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節前不久，媽媽帶來了我的小提琴。這是把德國名琴，出自19世紀中葉德雷斯頓的一個提琴制作大師之手，它的原主人同樣有來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位宮廷演奏家，十月革命後不久流亡到上海。沒人知道他何以能在一個將古典音樂大師當成茶館裏拉小曲的江湖藝人的城市裏活這麽長久。二十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夏天，我的三叔公在一家當鋪見到他的時候，他身穿各色補丁的大衣，腳蹬露出腳趾的靴子。他臉色蒼白，發須蓬亂，一看便知如果他曾經填飽過肚子，那至少也是兩天前的事。他抱著他的小提琴，想當五十大洋。店主粗粗看了看貨，不耐煩地對老頭做手勢表示他只能出五塊大洋。通過手勢我的三叔公對這個俄國老頭說他感興趣，因此就成交。怕他兜裏裝著五十大洋回家的路上遭遇不測，三叔公一路護送。到了那裏三叔公才得知這個饑餓的俄國佬曾經是冬宮管弦樂隊的副首席。

三叔公不會拉小提琴，他的子孫當中也沒有一對古典音樂感興趣。因此臨終前，他將這把小提琴遞給我，斷斷續續地說，“我知道你喜愛音樂，但是只要喜歡就好，千萬別當飯吃，否則你將來會後悔。到現在我仍然記得那個俄國琴師大夏天穿著破大衣在大街上東倒西歪的模樣。那天 ——下午我送他回 —— 到他那裏的時候，他還， 他還要我讓他最後再摸一摸他的小提琴。他把琴貼在臉上，手不停地發抖，哭得像個孩子……”

然而這個俄國琴師的故事卻打動了我，夢想將來成為一個演奏家。幾年後我進入了一個音樂學校，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我的夢早已成了泡影。自從我和勞改隊孫政委的女兒分開以後我就沒有再想過小提琴。但是有一天早晨經過碼頭邊上，卻被懸掛在電線桿上的高音喇叭裏送出的一段琴聲震住了。我停下裝滿石塊的推車，雙眼微閉，直到最後一個和音飄向遠處，消失在寒空中。我頓悟：原來常年不斷的恐怖和饑餓折磨所能摧毀的只是一個人的尊嚴，我想這玩意兒在我身上早就沒了蹤影，卻扼殺不了他對音樂的癡情。如果一個人真有什麽愛好，那麽這種愛好在任何情形下都會陪伴他。於是我趁媽媽來探我的時候叫她下次把小提琴帶來。“這麽名貴的琴帶來這裏？”顯然她舍不得，眼神很明確提醒我千萬別意氣用事，使文化大革命以來兩次幸免於難的家珍毀於一旦。而我同樣以堅定的眼神讓她確信：我會好好保護它。

我開導她說：“你最舍不得的是我。我都進來了，還怕多一把琴，而且，最危險的地方難道不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放心，人在琴在。”於是她春節前真的把我的小提琴帶來了。

對於大多數政治犯來說， 監房裏的形勢自從李明初被執行了最高革命人道主義後變得越發緊張了。我們每個人的眼睛裏都充滿著迷茫，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煩躁不安，無所適從，同時卻又膽戰心驚，聽到寒風吹刮門簾的聲音都會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又不約而同地背對著那個方向，連面對厄運召喚的勇氣都沒有。換了過去，類似現象會激發我們當中不乏風趣的犯人們的靈感，編成笑料，可是現在，死一般的肅靜，就像進入了一個無底黑洞。

由於陳指導員按照偉大領袖的最新指示把犯人分成左、中、右，並且強調說相當一部分反革命犯都屬於“右”，死刑一下子就成了不僅看得見而且是摸得著的東西。無人能預料誰會是下一個，因為我們都是“右”的候選人，當然朱召均和另外幾個被政府看重的政治犯不在此列。有可能我們中有一個人被選中作為明年的最高革命人道主義的對象，或者存起來，放到後年，後後年。

好的幹部如張指導員和王指導員把犯人當人對待；壞的幹部如楊管教員和聶管教員他們專門以羞辱和虐待犯人自娛。多數的幹部則處於好壞之間，這些幹部無事一般不會來找麻煩，一旦來了，那就意味著你最好識相， 否則……經過一年多的改造，對於以上幾種類型的幹部我都習慣了。我已經修煉成了一種喜怒不形於色的心態，不管我面對的是一個好幹部還是不幸落入了一個壞幹部的手中，我的臉上都是一副以誠惶誠恐作底外加麻木調配的傻相。但是我受不了陳指導員，因為他剝奪了我所有的權利，把我變成了從前的警察張國均的犯人，也就是說，變成了犯人的犯人。一天晚上張國鈞對我厲聲宣布：“如果你不想在晚上思想改造期間拉出來批鬥，就必須每星期向我匯報兩次思想。” 這個我們背後稱為“老警”的犯人喜歡學幹部的樣雙手交叉於胸前，對著政治犯們吼叫。我們都怕他，連牢頭朱召鈞在他面前說話也不敢造次。

我懷疑我能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下去。我可以忍他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也行，但是一想到以後的刑期裏我將在他的淫威下茍活我實在受不了。 我甚至開始羨慕用裝瘋賣傻的辦法成功地避開旋渦的吳德棟：他經常無端端爆發出一陣大笑。這樣做誰都會，問題是已經有了先例，再出現類似的，其真實性必然會受到質疑。再說，做人做到要靠裝瘋賣傻……活著還有什麽意思？

沒人幫得了我。組長高顯根見我就避。我曾向張指導員提出換組。他的回答令我失望。他說張國鈞馬上就要成為新的牢頭，這樣一來，不管調到哪裏不都在他的眼皮底下嗎？我應該做的事，張指導員說，是盡量跟“老警”處好關系，這樣他就不會專門找我麻煩。也許張指導員說得對。因此我開始以友好，甚至討好的口氣跟“老警”說話，不這樣也不行，我再也受不了他每天給的小鞋。我甚至向他暗示我會老老實實地接受他的管教，並且保證絕無虛言。可是不知是不是故意，他忽略了我的誠意。唯一的一次例外是當我提著媽媽帶來的食物和小提琴走進監房的時候，有那麽一刻我發現他的眼睛直勾勾盯著我手裏的食物。我後悔沒有抓住機會在他的瓷碗裏撂兩個雞蛋，或塞一小包炒米粉到他的枕頭下面。

轉眼到了春節。大年夜下午我們沒去采石工地。吃過中飯我爬上了我的上鋪，背靠在墻上，撥弄起小提琴。張國鈞就在我的邊上的一張鐵床的上鋪，忙著在他的小本子上寫東西，寫完後也靠墻而坐。他的另一邊的上鋪坐著從前的銅匠潘火根，一個相貌和善，身材矮壯的常熟鄉下漢子，因強奸婦女來此服他的八年徒刑， 剛剛見過來探監的老婆，她帶進來的一堆乳白色的蒸糕搞得他手忙腳亂。他先把蒸糕放進了一只布袋，接著一邊比劃一邊自言自語說老鼠可能咬破袋子，將蒸糕一塊塊地拖走；接著他下床把試著蒸糕放進一只裝炒米粉的木箱，但是卻發現木箱裏面沒有足夠的空間存放蒸糕，只能捧著它們再次爬上床鋪。他苦著臉，滿頭大汗。突然，他狠狠地拍了一下他新刮的腦袋，面露喜色，對自己喊道：“我怎麽就忘記了我的旅行袋呢？”

於是又跳下床，一貓腰就趴在水泥地上，伸出雙手在床底下亂摸，終於拉出一只被塵土覆蓋得幾乎辯不出原來顏色的旅行袋。但是，還沒有把蒸糕全部放進去，他就自言自語說他不能就這樣把旅行袋塞床底下去，因為旅行袋沒有鎖。像我們每個人一樣，他從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得出教訓：如果把蒸糕放進一只沒有鎖的口袋裏，一個晚上準保全光。不用看就能感覺到四周的那些賊眼正在他的雙手和口袋之間不停地飄忽，轉悠。

“你可以把包放在腦袋底下當枕頭麽？” 張國鈞冷不防對他說。

潘火根擡起頭，看著“老警”，然後用力地點頭，一邊說著感激的話，一邊把旅行袋放在他的枕頭上。這件事做好以後，他迅速地從他的蒸糕中拿出一小塊，遞給了張國鈞。但是卻給後者推開了。犯人之間互遞食物違反監規。這樣，銅匠就朝天躺下，把他的扁後腦枕在他的旅行袋上。組裏恢覆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