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瑪斯在討論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向“憲法愛國主義”的轉化時，提倡“改變民族身份認同的形式”，這一改變要將“用強權政治來表現自己的民族生活方式”轉化為“普遍確認的民主和人權”。哈貝瑪斯指出，文化民族性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中的公民意識這個意義上的民族性。”文化身份必須包括“大眾在……特定歷史時刻對他們認為值得保存的東西的政治認同。”由於公民是一種憲法規定的身份，這種公民意識的文化民族性認同是一種“憲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不同，憲法愛國主義的“政治身份認同和以民族歷史為中心的、屬於過去的背景保持距離，”因而避免流於濫情表露、意氣用事。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應當實現一種能把分散的現代個體團結為共同群體的憲法愛國主義，而不是某種具有所謂純真一體性或者甚至排外情緒的民族主義。〔注10〕

第三，“公民性”共同體特性的核心是“參與”，而與此相關聯的共同體人際關系倫理則是“團結”。“參與”對於認識群體認同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表述了形成和確立集體身份的基本條件。由於“參與”是“當一位公民”和“是一位公民”的基本內容，“公民性”也就成為一種積極協商不同的身份要求和設計的過程。“公民性”之所以有價值，也是因為它開啟了以民主的方式來提出、商討和改善集體身份的可能。公民性因此也是集體身份所體現的團結的基礎。對“團結”這種共同體聯系的性質，南希.弗雷澤(N.Fraser)曾作過這樣的解釋：團結的要旨不是“情感”(手足之情、血緣親情，等等)，也不是“權利”(同一制度所規定和允許的“權利”)，而是表現為共同奉行的規範和從事的實踐，即在群體中或社會中大家都以某種共有的“價值規範”來行事。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的獨立性、自足性不應理解為是對集體團結性的背叛(例如，將對中國傳統的批判與“西化”等同起來)，而應當理解為“群體的一員”在群體內所起的構建作用。但這個群體本身必須達到了一定的水準，群體的政治社會制度必須能保證和保護每個個體與其他個體就道德和政治問題平等地對話和協商。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的獨立性才能成為奠定平等、相互尊重和團結關系的一個基本條件。弗雷澤指出，作為“政治倫理”，“團結”優於“親情”，團結的倫理不承認任何群體成員的特權，它強調“尊重”(不等於“愛”或“同情”)，反對濫情和私情，它允許一切過去處於邊緣的、沒有發言權的人們或群體與其它人們和群體一起參與構建共同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活動。〔注11〕

 共同體身份構建和認同不是抽象的，它一定呈現為行動和顯現於話語，並體現為特定的人際倫理。我們可以從廣義上把一切與這種身份構建和認同有關的活動和話語看成是文化性的，而且，既然這些活動、話語和價值必然是作為公民的社會成員在公眾領域中的活動、話語和價值，那麽，它們的政治性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從根本上說，每個人作為文化主體的有效性取決於他作為政治主體的有效性。能動文化主體是和能動政治主體聯系在一起的。

 注釋：

 〔注1〕HannaF.Pitkin，WittgensteinandJustic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2)，p.208.

 〔注2〕CliffordGeertz，"TheIntegrativeResolution：PrimordialSentimentsandCivilPoliticsintheNewStates，"in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pp.258.

 〔注3〕詳細討論可參見RonaldWardhaugh，AnIntroductiontoSociolinguistics(NY：BasilBlackwell，1987)第九章"LanguageandCulture".

 〔注4〕詳細討論參見WilliamRoweandVivianSchelling，MemoryandModernity(London：Verso，1991)，pp.165-66.

 〔注5〕PhilipSchlesinger，"OnNationalIdentity：SomeConceptionsandMisconceptionsCriticized，"SocialScienceInformation，vol.26，no.2(1987)：219-64，p.253.

 〔注6〕JohnTomlinson，CulturalImperialism(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1)，p.69.

 〔注7〕HannahArendt，TheOriginsofTotaritarianism(NewYour：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3)，pp.296-97.

 〔注8〕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政治概念還是民族文化概念的討論，可參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注9〕HannahArendt，"OnHumanityinDarkTimes，"inMeninDarkTimes(NewYork：Harcourt，Brace&World，1968)，p.13.

 〔注10〕JurgenHabermas，TheNewConservatism：CulturalCriticismandtheHistorians'Debate，ed.andtrans.ShierryWeber(Cambridge，MA：MITPress，1989)，pp.255ff.

 〔注11〕NancyFraser，"TowardaDiscourseEthicofSolidarity，"PraxisInternational，vol.5，no.4(Jan.1986)：425-429，p.428.（愛思想網站 2015-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