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解構沖動首先來自於革命的內部。當然，這個內部指的是曾經被劃分到革命陣營而隨後又被清除或者壓制的部分。革命敘事經歷了一個不斷進行命名/區分的歷程，追求純凈化是它在不斷的秩序建構活動中的力量源泉。共產主義想象魔力般地喚起了在那一時空中暢遊的幻象，而在這種幻象中，所經過的臨時站點的未能成其所是則成了不可救贖的原罪。所以唯有背離原點的不斷行進，從而把心懷不滿的當下狀況理順並納入到歷史的時間線索，才能擺脫焦躁不安的景況。然而革命者的步伐並不一致，不同的利益訴求，使得革命的領導者與各式各樣的同盟者的關系始終處於分流變化之中。

　當對革命的表述越來越多地跨越民族國家的目標而向純粹的階級鬥爭靠攏時，原來的革命隊伍的同路人，如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與之相關的知識分子等，自然也就成了革命敘事的棄物。

然而一旦這些棄物獲得了自我言說的權力，革命敘事所作的二元對立區分受質疑的命運就在所難免了。革命敘事，作為現代性敘事的一種，總是從革命信仰者的視角，把革命的起源、性質和目的納入到一個宏大的歷史規律之中，其中的革命英雄，都把自身與所屬的時代關聯起來，並將自己的活動理解為通達某一終極目標的途徑。而新時期伊始的無論傷痕還是反思，除聲淚俱下地控訴文革罪惡和揭露其造成的人性苦難之外，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並不懷疑革命敘事的基本邏輯。革命的遠大前景依然被當作空頭支票任意地揮霍著。但那些曾自以為最有資格革命的人，如今卻與各種暴行發生如此這般的聯系，所以除了被歸結到革命的對立面之外別無選擇，而新的敘事者則在理直氣壯地控訴與反思中獲得了革命者的身份認同。

任何時候，二元對立都是一種權力參與的演練，而革命身份的重新定義只證明了一種政治鑒別權的轉移。《內奸》這篇小說之所以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受到肯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對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打壓革命同路人做法的反思，而這種反思把此前不斷強調區分的革命敘事定性為極左路線的影響，恰恰順應了新的意識形態要求。小說按時間的順序分別講述了解放前後兩個階段的故事。解放前，小說的主人公田玉堂作為一個普通的小商人在看到家有萬貫的大地主少爺嚴赤變賣全部家產加入共產黨後，就不再像躲避土匪和日軍那樣躲避新四軍了。他還主動與之交善，不僅為他們提供了許多藥品，而且牽掛他們的生死安危。例如當1942年日軍圍剿新四軍的時候，他受黃司令員委托成功掩護了即將臨產的嚴赤的妻子楊曙並使母子二人平安無恙。解放後，他作為有功民主人士而當上縣蚊香廠的廠長，但文革開始後卻在一片砸爛聲中成了牛鬼蛇神。“什麼掛牌子，高帽子，陰陽頭，噴氣式之類，倒也平平，無啥可說”，但當有人誣告黃司令和嚴赤夫婦為內奸並要他作偽證時，他本著良心實話實說而招來一頓毒打。他於是憤慨地對拷打他的造反派說：“今後打起仗來，還有誰會掩護你們工作同志呢？”[13]

這是一個將自己引為革命同路人的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發問。在田玉堂看來，這種對待革命同路人的做法傷害了他與革命者間的合作關系。他作為一個商人，盡管不曾出於信仰而加入共產黨，但因為對這個組織的好感而參與了共產黨人的事業，也盡管從共產黨的奮鬥目標上來說，他並沒有得到什麼終極的承諾，但因為好心有好報的想法，他覺得自己有理由分享革命成功的果實。然而隨著革命區分的進一步純化，他以及那個曾變賣家產參加共產黨的地主少爺，卻被劃分到革命陣營之外。所以他開始懷疑甚至後悔自己當初的作為。但若以小說的全知全能視角來看，這種小說人物的懷疑與後悔卻並不代表小說作者對待革命歷史的態度，因為這篇小說所講述的仍一個革命幹部在文革中被誣為內奸終而昭雪平反的故事，在這裏革命的價值目標依然得到肯定，而它的特異之處在於把一個革命同路人作為了敘事的主角，說明原來那種對於革命陣營的嚴格劃分已經松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背叛了自己階級出身而加入共產黨的人重新成為革命者，相反只有那些執著於激進劃分的人，如今在教條主義的名目下成為革命的棄物。而一旦革命的陣營發生變化，革命的目標自然也隨之得到修正，過去因膨脹的共產主義想象而受到壓抑的現代民族國家信念因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裏的同路人的回歸而重新成為誘人的前景。

這個前景用新的意識形態的表述來說，就是“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全黨工作的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4]改革開放逐漸替代階級鬥爭而成為新的時代主題詞。然而，這一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畢竟與此前的革命敘事共享了太多的遺產，革命從根本說仍然是其合法性的由來。所以一旦完成被許紀霖稱作“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場路德式的新教革命”而達到“為告別烏托邦傳統和轉向世俗化社會主義提供理論上的合法性”的目的後，梁啟超所謂的“以覆古為解放”就成為世俗化社會主義道路所必然采用的方式[15]。然吊詭的是，在批判革命敘事中重新獲得話語自信的知識分子，這時卻以繼承啟蒙現代性的歷史遺產為己任，不再滿足於訴說文革傷痕而把反思的觸覺前探到文革前的近現代史中。矛頭的重要指向之一，就是有關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敘事：它的看似合乎邏輯的歷史展開方式是否出於正名的需要而存在對其他聲音有意識的修改與遮蔽？余華寫作於1986年年底的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無疑對這種尋根探底的沖動提供了一個絕妙的隱喻。

小說講述的是一次出行經歷。十八歲的敘述者獨自行走在山區的公路上，天色已暗，投宿無門。好不容易強搭上一部滿載蘋果的卡車，沒多遠又拋錨了。正在一籌莫展之際，附近的農戶開始出現，搶走了蘋果還打傷了我們的敘述者。然而，運蘋果的司機非但不為丟掉的蘋果操心，反而趁火打劫，把敘述者的紅色背包搶了就走。故事的末了，敘述者躺在動彈不得的汽車裏，想起了那個“晴朗溫和的中午”，父親準備了紅色的背包讓他出門。目的不明的遠行、偶然的邂逅、冷漠的自然以及人事風景，就這樣構成了小說的主線，“我不知道汽車要到什麼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麼地方對我們來說無關緊要，那就駛過去看吧。”這是敘事者的姿態，也是敘事本身的特征，而這麼一次沒有終點的遠行，無疑具有一種顛覆革命的歷史既定論含義。無論革命現實主義還是革命浪漫主義，小說敘事過程與歷史過程總是共同指向一種烏托邦的歸宿。但是余華的敘事者從父親手中接過紅色的背包踏上征途後，不僅哪裏都不曾到達，反倒坐上陌生人的汽車折了回來。在小說的末尾處，敘述時間與故事發生時間的倒置，暗示一切重又回到了父親交代其出門的原點，表面的線性敘事也因此更多了一層循環論的陰影。

這種循環論敘事的隱喻，隨即有關民國秘史與坊間奇情的操練中，得到了最為絢爛的落實。然而其解構革命敘事的目的與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之間形成的緊張關系，卻因1990年代後市場化的推廣以及消費主義理念的盛行而得到緩解13。所有對歷史發展多種可能性的探求，除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外，已不再構成對政治合法性的威脅反而成為告別革命的歷史依據。這是因為一方面，意識形態雖依舊把所來有自的根本歸結到遙遠的革命，但革命自身卻已成為虛化的背景；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在市場化進程中也越來越意識到，自己並不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文化英雄。面對市場化過程湧現的始料不及的矛盾，他們對當初的激進也產生了懷疑。這種懷疑為解構革命線性敘事的努力所支持：原來促進社會進步的途徑非但不是革命所專有，而且非革命的形式卻似乎更能節約社會成本。在這種情形下，解構革命的敘事已褪下激進外衣而與意識形態合謀，而革命敘事與解構敘事共享的策略，已被主張多元共存的後革命傾向所取代。在後革命語境中，掌握話語權的敘事在找到緩解矛盾的物質手段之前，率先把革命歷史及其敘事文本化、資源化和笑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