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繼續閉起雙眼撥弄琴弦，盡管我不能放松自己的神經，因為我有預感“老警”馬上會喝令我停止。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卻發現一群外組的犯人圍住了我的鐵床，他們之中竟然還有牢頭朱召鈞，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要服滿他的十二年刑期。張國鈞肯定以為牢頭來這裏找他商議關於他接任的事宜，支起身子，伸出食指對朱召鈞做了一個上他那兒去的手勢。當他弄清楚朱召鈞來這裏是為了聽我玩小提琴，就轉向我命令道：“你可以到外面場上去，別在這裏影響其他犯人休息。”

雖然憤怒，我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只對他說了一句，“大年夜不必太認真吧。”沒想到他對我一聲冷笑，然後大吼：“馬上給我滾出去，不然看我砸了你的琴！”

“別這樣，有話好好說，”朱召鈞慌忙對他好言相勸。“別忘了今天是大年夜，是我們互相說吉利話，慶賀過去的一年平平安安，預祝新年風調雨順交好運的時刻。”

“老警”白了他一眼。人群散去。朱召鈞對我說我可以去他那裏坐坐，說完也走了。

我覺得憋得慌，同時又感到一種無名的恐懼，因為據我對“老警”的了解我知道如果我不向他道歉就會吃更多的苦頭，雖然我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麽事要向他道歉。我年輕氣盛，加上我自小的家教不允許我在惡行面前保持沈默，我自然就經常得罪他。我的組員們卻似乎並不喜歡我為他們打抱不平。他們簡直對“老警”孤立我的行為聽之任之，仿佛這完全不關他們的事。

我提著小提琴來到了空無一人的水泥場。除了我還有誰會頂著刺骨的寒風來這裏呢？我來到了唯一寒風刮不到的地方 ——報亭的後面。但是一轉身就發現這裏正是去年春節朱恒上吊的地方，當時從報架上卸下的屍體就躺在我現在站的地方，想到這裏我就離開了報亭，開始沿著高墻的墻根踱步。我想象俄國音樂家跌跌撞撞走在上海大街上的那個夏日，體會他出售他的小提琴時候的心情。接著我想起了我的提琴老師，他曾經去莫斯科音樂學院進修，因而以俄羅斯派自居，經常要我放慢節拍器練音階，練習曲，就因為這樣我沒有碰過許多按我學琴的年頭本該學會的曲子。在他離校之前，他終於教我練習“魔鬼的顫音”，一首200年前意大利作曲家塔爾梯尼所作， 難度相當大的小提琴奏鳴曲。據說是他夢見一個魔鬼拉琴，故取名為“魔鬼的顫音”。老師表揚我說我對顫音部分的技巧處理和樂曲的表現比他想象中要好。

當我轉過身，向相反方向走的時候，我覺得我滿腦都是小時候過年的愉快往事，取代了關於小提琴的回憶，就像剛從一家電影院出來就跨進了另一家電影院似的：我看到我跪在祖宗的靈位前磕頭，然後從奶奶手裏接過紅紙包好的壓歲錢；我看到和小朋友和表兄表弟們一起抽陀螺，放連響鞭炮，以及獨自上老城隍廟看一個經常在那裏吹笛子的江湖藝人。他吹的曲子旋律十分簡單，但是和路人們高聲的討價還價聲，小販們操著不同口音的吆喝聲混在一起，卻顯得非常動聽。這些，當然還要加上一個捏三國演義小面人，喜歡對小姑娘做鬼臉的小老頭怪裏怪氣的尖聲呼叫，形成了我小時候過年歡樂的象征，以至於多年以後，只要我拉起“魔鬼的顫音”，我的心就會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些老城隍廟的過年街景中去。

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又沿著大墻走了兩三個來回，終於心潮起伏，再也走不下去，必須馬上找地方拉“魔鬼的顫音”才能平息我此刻的心情，於是不問青紅皂白，見門就闖，竟一腳踏進了沒有大門的廁所。

就像預料的那樣，廁所裏蹲滿了披著黑棉囚衣的犯人，臉朝外，背向裏，乍一看，黑壓壓一片，且無一例外地都將雙手撐膝，托住下巴，眼睛微閉，臉部或呈沈思，或現痛苦，無一例外。這醜陋的一溜排開的黑色下蹲者們不禁令人聯想起碼頭邊駛過的漁船邊上蹲著的魚鷹。但是我沒有料到裏面的臭味會這樣沖，簡直就像惡浪迎面撲來，為了不至於被熏翻，我趕緊停住腳步，迅速改變正常的呼吸節奏和深度。

在這些入廁者中間我發現了我原來在三組的同組犯人“薄皮棺材”，和在二組的同組犯人鬥雞眼。不用說，他們兩人都吃壞了肚子，春節期間的顯著現象。沒辦法，雖然他們已經在那裏蹲了幾個鐘頭，他們糟糕的腸胃仍然拒絕為他們提供片刻的安寧。說是這麽說，可他們仍然興致不減地大聲交換年初一大夥房的夥食供應情報。

“我聽說明天還有一塊紮肉供應，”鬥雞眼說，講話的速度，力量以及臉上的表情顯然完全受制於他的腹部。否則，我相信他一定會眉飛色舞。

“你能 —— 確定嗎？”薄皮棺材問他，同樣，滿臉的痛苦使他平時說書先生般流利的口齒變成了鬥大的字不識一籮筐的大舌頭挑夫的吆喝。

“當然 —— 一大塊—— 紮肉，貨真 —— 價實，”鬥雞眼說。接著，他突然瞇起眼睛，冷不防來了一段人生哲理：“你說這 —— 倒底為什麽？一年到頭累得是烏龜不認得 野漢郎， 天天推 ——了小車奔命，好不容易盼到年頭兩天假，卻來這裏蹲掉三個半天。”

“這就叫做犯賤，”一個聲音說。

“也不能這麽說，”薄皮棺材插進來說。“年貨下肚，在這裏耗著，果然不登大雅之堂，可是你們想想不在這裏蹲著聊天，上哪裏去聊天呢？不也就是躺在鋪上，這兒的空氣不好，難道監房裏的空氣就好？蹲慣了，感覺也不錯。總之拉死我也不怨。”

“可不是。　”

見我提了小提琴走進來，他們打住。

“嗨，難道你要在這裏拉提琴？”鬥雞眼問我。 我沒有回答他。強烈的臭味使我不得不憋住呼吸。正想轉身離開卻聽到薄皮棺材說他也會拉小提琴，並要求我給他拉一首小夜曲。

“這裏味道是不太好，”他同情地看著我，說，“但是我告訴你，我們這裏大多數人中午就來了，時間一長就習慣這裏的氣味。”

兩個蹲在他邊上的犯人哼哼唧唧，附和著表示同意，而他則企圖擠出一個微笑給我看。我告訴他們我需要把手指活動開了才能拉曲子給他們聽。

“來吧，”薄皮棺材說。“我要在這裏蹲上一下午，不聽你拉完托山利小夜曲我是不會起身的。”

大便槽沿廁所的內墻修築，一長條小便池則靠外墻，中間留出僅一肩寬的走道。這裏唯一的一塊可以避免和進進出出的犯人們發生肢體磨擦的地方就是廁所裏面，靠近漏窗的墻角。而那恰恰就是去年夏天錢俊根偷我手套的地方，為這次偷竊行為他付出了性命的代價。一想到當時擡他去醫院的情景，整個頭部包在一塊被血染紅的白浴巾裏，就渾身直打哆嗦。但是，我安慰自己，還好我不是獨自在這裏。再說， 我想，要是去問老犯人，也許在這個被高墻圍住的每一平方米裏面都發生過類似的故事也說不定，實不必大驚小怪。想到這裏，我就開始調音。琴聲一響，廁所裏頓時安靜下來，一種對我有某種期待的靜默。這種期待在如廁者們的臉上也同樣能看出來。他們看著我的眼神表明他們暫時忘記了他們的腸胃。這無疑對我是一種鼓勵。可是當我一拉起音階，他們又開始大聲交談。薄皮棺材說得對，我已經習慣了這裏的臭氣。當我試著拉“魔鬼的顫音”的時候，我開始深呼吸運氣，全然沒有臭感。我閉上眼，想象自己在家裏的小房間的窗戶邊，而不是在勞改隊廁所裏角的漏窗邊拉琴。但是想象容易，手指動作卻難。我的手指根本不聽使喚，而且曲子也背不出，興許坐牢給坐忘了。折騰好一陣，終於弄出那麽一小段似乎有點意思，就想方設法往裏陶醉……

快到晚飯時間才離開廁所。走過大監房的時候，犯人們都對我看，出於好奇還是敬佩說不準，幾個交頭接耳的卻聽得真切。他們稱我是廁所提琴家。晚飯後我再次離組外出，來到水泥場上。風已經停了，氣溫明顯比下午升高。場上聚了一大堆犯人，在探照燈光和星空下，這些終日愁眉苦臉的人們都流露出愉快和滿足的表情，好像他們現在除了想找點小樂趣以外對生活別無他求。於是很自然地一見我就要求我拉上幾曲。

“換了任何其它時間和場合你都不會有今晚這麽多的聽眾，”朱召鈞拍著我的肩說。“你真該感謝今年大年夜。”

觀眾漸漸散去後，我就跟著牢頭來到雜務組他的鐵床前。他同時還邀了從前的中學音樂老師李衛國和從前的精神病醫生周祖德。他們都說雖然我沒有一首曲子能夠拉完，可是從我拉琴的姿勢上可以看出我曾經受過專門訓練。

“去年大年夜我們在朱恒那裏喝茶，”李衛國懷舊地說。

“你不是在暗指他會學朱恒樣玩樂器玩得走火入魔上吊吧？”周祖德開起了玩笑。可是朱召鈞卻當了真，說：“他不會走這一步。朱恒心裏有問題而他沒有。雖然我注意到他們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一玩起樂器，他們就完全忘記了自己在哪裏。”

牢頭說著說著就來了勁，不管已經夜深人靜，叫我們別急著走，因為一走就沒有機會再聚，他兩個月以後就要刑滿離開我們。

我常常把朱召鈞當成幹部的傳聲筒。雖然他嘴角的皺紋使他看上去很和善，我卻從沒有把他當作我的朋友。他四十出頭，高高的個子，輕微駝背。

“不久我就要跟你們說再見了，”他看著我們，說。

“你會回上海嗎？”周祖德問他。

“不瞞你說，我現在還不知道，”朱召鈞回答。“我是1961年春天離家的。第二年的春天老娘就過世了，三年以後我父親也隨她而去。所以現在只有我哥哥嫂嫂一家還住在老家房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