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蕭峰混雜迷亂的身世和尷尬慘烈的命運，抹去了塗在蕭峰式的孤獨而自由的抗爭者身上的光環，折射出了一種沈潛在現代性歷史進程中的無意識焦慮。在這個意義上，蕭峰作為一個歷史的無意識鏡像，喻示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沖動和這種沖動不斷遭到拆解的現實境遇。

如果說對英雄形象的敘事，是來自於對現實困境的體認的話，那麽，這種敘事並不能真正解決這一困境，而是帶來想象性的解決辦法。因此，蕭峰形象就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充滿歷史意義的“英雄幻象”。他並不能完美連綴來自現實的矛盾和裂縫，卻又有著這種矛盾和裂縫所帶來的印痕和創傷。如果說在大眾文化想象和現代審美虛構的層面上看，蕭峰是一個充滿魅力的英雄的話，那麽，一旦回歸建構這種英雄幻覺的深層歷史，蕭峰的英雄面目，連同其形成過程，又都成為暴露一種歷史無意識焦慮的鏡像。蕭峰的神話，由此會異變為一則充滿了分裂和異質、能引起一連串的性質截然不同的意義和信息的歷史寓言。

一、凝聚了激情的理想英雄

蕭峰現象首先是一種娛樂文化的想象物，但是，促成這一想象的文化壓力卻來自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性進程的歷史命運。這尤其可以在那種以武功為核心的狂歡化與詩意化的武俠敘事中見出。武功的內涵應該被看作是對自身身體潛力的一種狂想，也就是歷史文化壓力下的一種民族的“幻想狂癥”。按弗羅依德的說法“幻覺的形成，那種我們認為是精神疾病的產物，事實上是康覆的嘗試、重建的過程。”[1]而這種對身體力量的重建過程，作為一種政治寓言，也就成了對民族“病體”的療救過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了蕭峰形象的又一層文化意蘊：蕭峰——及其別的武俠人物、時代新人等文學形象，凝聚著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想象，具有一種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性。

十九世紀末，西方的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歷史由此就把這個古老的、看似強大的民族推上了一種既悲壯又荒誕的境地：一方用鋼鐵的力量沖來，一方用血肉的盾牌迎上。“鴉片戰爭”的炮火擊碎了中國文化自我完滿而自足的想象，使一直沈浸在“作為世界中心的古典性榮耀”[2]中的民族突然面對了一個異常強大的“他者”。那個“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並吞八荒”的老大“帝國”轉瞬間成了“東亞病夫”。在此後的文學作品中，一個“病體中國”的形象就反覆出現了。我們於黃遵憲、秋瑾、粱啟超等人哀嘆國家零落、衰敗的詩歌之中可以讀到這種對中國的痛苦感受。

於是，療救“民族自我”的欲望隨即產生，並強有力地投射到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化想象之中。馬克思講，任何時代都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否則，它就要創造一個這樣的人物出來。[3]文學所承當的正是這種創造英雄的使命。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們面對民族危亡，渴望一種歷史性的力量來扭轉局面，正如聞一多《一句話》（1925年）詩裏所強烈表露的那樣，“等火山忍不住了緘默，不要發抖，伸舌頭，頓腳，等到晴天裏一聲霹靂，爆一聲：‘咱們的中國！’”正是在這種振臂一呼風雷響的民族渴望中，以傳統的俠義精神行天下的武林英雄便趁機登上了歷史舞台。

因此，本世紀初至三、四十年代，武俠文學的興盛，可以看作是上述文化想象作用下的結果。此時，“新小說家們以‘鼓吹武德，振興俠風’為己任”，[4]希望用俠義精神來振興民志。姜俠魂在《江湖廿四俠傳》的《出版序言》中說：

俠魂不敏，鑒於吾國國勢民情日就衰弱，曾於民國初年，以文藝之力鼓吹武俠，冀作精神教育之輔助。[5]

而文公直在其《碧血丹心》三部曲自序中則將話說得更加明確：

論者嘗慨嘆為每下愈況，喪失我雄毅之國民性。……志欲昌明忠俠，挽頹唐之文藝，救民族之危亡；且正當世對武俠之謬解，更為民族英雄吐怨氣，遂有《碧血丹心》說部之作。[6]

於是，大批武俠作品向正處在民族危機中的中國讀者湧來。據魏紹昌編輯的《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的不完全統計，當時的武俠小說作者就已經有一百七十多人，作品有六百八十多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成為出版的中心城市。[7]燕子李三、大刀王五、霍元甲、方玉琴、楊露禪、玉嬌龍、方世玉……這些在科技時代裏仍以身負武功的形態的走進我們視野的武俠英雄，便同時在民間傳說和文人創作中流傳——他們有的鼓吹以武強身，煥發民志；有的與洋人較量技擊，渲染抗爭的精神；有的仍行俠江湖，希冀著滌除現實的腐朽；有的則直接參與“革命”，從事振興國家的活動……總之，在他們身上總是寄寓著一種民族強健與覆興的渴望。

由此延伸，我們便會認識到蕭峰這個“邊緣文化”的形象同“五四”以來“新文學”作品中的體現民族覆興欲望的各種抗爭者形象一脈相承。這樣，這個形象就在傳奇英雄層面上顯示了一種文化蘊涵。換言之，蕭峰身上凝聚了這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建構理想自我主體的巨大激情。所謂“千古文人俠客夢”，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命運中看來，便顯得別有意味。

二、充滿焦慮的小人物

然而，蕭峰的英雄色彩只不過是文本修辭術所取得的一種效果、是扣合讀者對身體潛能的狂想而提供的一個幻景而已。就武俠文學而言，這樣的幻景形式有著格外的意義。因為它可以有效地掩蓋現實處境的嚴峻而向世人召示出一種理想化的、和諧的世界的可能性。一個武俠英雄主人公的苦難經歷就成了一個“儀式化”的過程：它的存在並不證實讀者和現實媾和的艱難與卓絕，反而是用故事的動蕩、慘烈、節外生枝等形式，來凸現那種毫無信心面對現實矛盾、從而希望與世界永遠其樂融融的庸俗要求的神聖性、合理性。這種英雄敘事也就不向讀者提供對現實的任何“批判”，而是帶給他們一種“這個世界終將容納我們”的安慰。而蕭峰的故事正是在這裏止步了：它一方面提供了一種英雄幻景，一方面又拒絕向讀者提供安慰，總是讓主人公處於焦慮之中。於是，蕭峰的形象變得半明半昧起來。

在第24節裏，蕭峰和康敏之間有一段對話，表面看來是蕭峰的充滿正義性、合乎道德規範性的話語有力地擊碎了充滿占有欲望和本能情愛欲望的話語。然而細品蕭峰的話語行為，我們卻讀出了一種蘊涵於其中的“辯解”意味。在這裏，就仿佛有了一場弗羅依德意義上的“本我”與“超我”的聲音的對峙和較量：

蕭峰道：“不錯，就算你是皇帝，也不見得有什麽了不起？我從來不以為自己天下無敵，剛才……剛才那個人，武功就比我高。”（馬夫人只是喃喃咒罵）：“你說在無錫城外首此見到我，哼，洛陽城裏的百花會中，你就沒見到我麽？”……“你明明見到我的，可就是視而不見，眼光在我臉上掠過，居然沒停留片刻……”蕭峰漸明端倪，道：“是了，我記起來了，那日芍藥花旁，好象確有幾個女子，那時我只管顧著喝酒，沒功夫去瞧什麽牡丹芍藥、男人女人。倘若是前輩的女流英俠，我當然會上前拜見。但你是我嫂子，我沒瞧見你，又有什麽大不了的失禮？……”馬夫人惡狠狠地道：“你難道沒生眼睛珠子麽？……”蕭峰嘆了口氣，說道：“我從小不喜歡跟女人在一起玩，年長之後，更沒功夫去看女人了，又不是單單的不看你。比你再美貌百倍的女子，我起初也沒去留意，到得後來可又太遲了。”[8]

在這裏，蕭峰面對康敏的“詰問”竟然絲毫沒有顯出那種義正詞嚴的威勢來，反而顯的在聽到康敏的話語時產生了“震驚”。他越是要不斷地對康敏進行“質問”，就越顯得這種“震驚”的當量很大；而他越是在“質問”，就越被康敏挖出心事，使他不斷地用大聲“斥責”、“呼喝”等形式來“打斷”康敏那種有力的“詰問”。

最有意思的是，蕭峰身世之謎的揭破也是在康敏的一力謀劃下促成的。而蕭峰不僅被蒙在鼓裏，而且，他的那些看似忠心不二的丐幫兄弟，包括蕭峰為之自傷身體贖罪的陳長老，竟然都入了康敏的算中，起來反對蕭峰。而且，這個精明老練的江湖領袖又在“尋兇”過程中被康敏再“玩兒一把”。最後康敏臨死還要挾了蕭峰，使他大違心願地將康敏抱在懷中，並不得不去“吻”她那充滿血汙的臉——我們此時就不能不去追問，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為什麽在這個“反道德”的、因而也就是沒有“話語權”與“合法性”的女子那裏碰得頭破血流？這本身已經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到底是一種什麽東西賦予了康敏如此震懾人心的力量，並使得蕭峰在她死後仍逃脫不了這種力量的沖擊和捉弄？

在《天龍八部》中，康敏是借著一封信來展開她的陰謀的。依拉康所論，信，在其比喻意義上指的就是一種“既在又不在那個地方”的語言力量。它具有一種結構化的權力，為人物（主體）設計或說準備著他（她）在文化秩序中的位置。那麽，作為凝聚著一種文化秩序的象征性符碼，“信”的意義就決非尋常了。一封信，“如果置放在歷史進程中，就屬於歷史鏈條上的一個環節，這個環節能承上啟下地發揮自身的作用。所以，信的權力只有當其是歷史的權力的顯現，或這種權力的寓言式顯現時，才有充足的存在理由的。”[9]由此看來，康敏手中的這封信同樣也是非同小可的——它所記載的正是一種蕭峰的身世之謎，指向的是以宗法意識為背景的整個道德規範和禮制體系。康敏正是因為對“信”中的這種強大的文化力量的利用，才富有意味的將蕭峰玩乎於掌股之間。這就可以使我們象拉康似的認識到，蕭峰，這個“無所不能”的英雄，其出場角色同樣也是被一種象征文化秩序的語言力量所規定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