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加入組織，成為組織成員，被放置在一個“正確政治”的環境之中，相互監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開會、談體會、說空話、機械重覆，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效果，但其實是發揮著重要作用。1952年，東德共產黨發起一個百萬人寫信的運動，要求東德人給在西德的親朋好友寫信，告訴他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黨印發了一本題為“在統一與和平鬥爭中，你的信是啟蒙利器”的小冊子，為寫信提供指導，這次運動是由群眾活動協調組織“國家陣線”發起的。寫信的人未必真能寫出什麽打動收信人的作品來，對於他們，做寫信這件事，比做這件事有什麽效果更重要，因為這表示寫信人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是一個愛黨愛國的公民。寫信因此成為一種集體性的效忠行動。當一個不情願寫信的人看到別人個個都在寫信時，他知道自己不寫是不行的，這件事對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會讓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更積極地與他人保持一致。中國的許多“無效”運動，如大煉鋼鐵、“除四害”、“大躍進”，並不純粹是一種浪費，而是對管制民心、統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體活動。

組織感和組織行動，包括適應和積極參與那些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實效的集體活動，不只用於成人，而且也用於兒童和青少年。事實上，只有那些從小在這種組織環境中培養教育起來的人，成年後才會更適應於完全組織化的社會環境。宣傳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前宣傳，而前宣傳正是從幼年起就在學校教育中貫徹執行的。學校的教科書都是按黨的要求編寫的，老師也是這麽教的，孩子從小就學會什麽是該說的，他們在班上爭先進，當班幹部，依照的也都是這樣的標準。

 1959年，東德學校給家長去信，要求他們支持子女參加少年先鋒隊組織：“你的孩子開始受教育，這是他人生的重要階段，接受系統的準備，預備為社會主義群體服務。孩子的群眾組織，台爾曼少先隊是對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幫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參加少先隊，那是對孩子成功發展的最大幫助”。12學校把這樣的事告知家長，征求家長同意，家長當然不會不同意。

 參加青年團(在東德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是青少年政治成長的下一步，20世紀50年代，東德有35%的適齡者是青年團員，到了60年代，幾乎所有的適齡者都是青年團員了。少先隊和青年團的不斷擴大，乃至共產黨組織本身的不斷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種由“同伴壓力”維持的牢籠式管制環境之中，牢籠越大，鎖鏈越長。在這樣的組織牢籠中，組織內的人覺得自己比在籠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籠子裏甚至成為一種“優秀”和“榮譽”的身份標志。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黨叫幹啥就幹啥，黨叫咋想就咋想”成為一件光榮的，比組織外人“先進”的行為，也是一件能夠引起許多組織外人羨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組織所起的作用是把群眾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級圈子，迫使那些內部的人更加順從，而同時誘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順從。即使在這種“光榮”誘惑已經失效的情況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團和入黨，入了會有好處，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顯的好處，總比不入要強，因為不入差不多肯定會有害處。別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處都沒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選擇。

 德國政治學家諾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　Neamann)以研究群眾的“沈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理論著稱，她觀察群眾的“公眾輿論”形成，發現有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沈默升級效應”，而這種“沈默升級效應”在青年團和共產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在群體中，尤其在組織化的團體中，人有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說出來，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說的也就是“危險”的看法，因為人們躲避它，以後還會就此消失，無影無蹤。

 在群體中要是有誰不小心說了不該說的，別人就會側目相視，生怕危害連累到自己，說的人馬上就能感覺到別人的不快，並避免再犯。美國政治學者庫倫(TimurKuran)又稱之為“謹慎升級效應”，他指出，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會隱藏自己原來的真實想法，自我審查不該說的話，而且還會當眾說出與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話來，他們在說“正確”想法時，會變本加厲，比原先沒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堅持、更過分。15這種現象在黨內更是十分普遍。原德國共產黨人雷昂哈特(WolfgangLeonhard)曾是東德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後來逃到西方。他曾經寫道：“我常常看到，有些東德官員越是對黨有疑惑，在同西方訪客交談時就越是做出立場堅定的樣子，堅決捍衛黨的路線。跟這些人談話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們是150%的斯大林分子。”層層疊疊的“組織”為無數的加入者制造了一個相互鉗制的人際關系牢籠，在這樣的人際關系中，每個人都必須時刻謹言慎行，並在需要的時候隨時以謊言加碼的方式對自己的言行做“謹慎升級”。

 互相監督維持“沈默”的必要

 在相互監督的組織化環境裏，每個人都必須有好的表現，不光自己要有正確行為，而且還要揭發別人的不正確行為，告密和打小報告於是成為一種以揭發別人不正確行為來證明自己正確行為的正確行為。為了生存，每個人都必須學會謹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為說正確的話乃是最根本的正確行為。

 在納粹德國，正確行為是以對猶太人的態度為標準的。在東德，則以對黨的忠誠服從為標準。東德的國家安全部(Stasi)的線報網要比納粹嚴密得多。納粹新聞主管人施特萊徹(JuliusStreicher)在他發行的周刊《襲擊者》(DerSturmer)上，刊登過大約6500名在1935年至1939年反猶不力者的名單，有的是對猶太人太客氣(相當於立場不堅定)，有的是與猶太人有生意往來，這些名單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東德告密者的規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與“國安部”有某種聯系，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鄰居揭發鄰居的網絡。不要說是公開表示不滿，就是私下裏說的話，也會有人檢舉揭發，成為罪證。一直到1989年政權垮台前不久，東德還呈現出一片全體擁護黨的景象。據1989年春“國安部”的統計，全東德只有2500名活動分子和60個“死硬”異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