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們已經置身於後革命的時代。後革命的“後”，一方面是革命之後，表明革命及其話語已成為歷史；另一方面是對革命的反思，表明革命及其敘事的解構化或笑謔化態度已成時尚。其之所以能被當作調侃對象，是因為它不再占據意識形態的主導而成為了充分歷史化或者說資源化的事件。它已經不再處於國家輿論嚴格規約的核心地帶，但同時還沒有退出民間的集體記憶。在這後革命時代裏，革命及其故事是如何被講述的呢？這裏對從革命到後革命轉變的描述，著眼於在革命敘事中不斷地進行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分直至過度而導致的解構性反叛，就包含了這麼一種解釋的動機。

一

在2004年6月30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石慶濱的小說《你的領章呢》。說是在一個城郊名叫桃園的地方，有人別出心裁地“用竹片茅草修小屋，掛影影綽綽的竹簾，放古式八仙桌，擺梁山好漢那個時代的碗，找幾個穿宮衣戴首飾附庸風雅不倫不類的小姐”，開發成了一片“風雅風騷”的遊樂勝地。為了攔住那些前來撿破爛的附近村民，老板招了兩名輟學的兒童，有意給他們“頭戴八角帽，手持紅纓槍”，裝扮成紅軍兒童團的樣子，卻唯獨讓少了領口外沿的兩片領章。許多人問：“你的領章呢？”一個回答：“老板說，現在的軍人都不戴，改革了”；一個回答：“老板說，這就叫特色，中國特色”。這樣回答自然是為了達到逗樂的目的，而有一天，一個“不明身份”的人對兩個兒童說：“跟老板說，說領章放在革命歷史博物館裏更讓人發笑。”[1]1

象這樣笑謔性地挪用革命資源的事例卻並非小說中才有。很多情況下，小說對現實的反映論並非一種過時的教條。實際上在當前彌漫的消費文化活動中，這早讓人見怪不怪了。《南方都市報》曾報道順德有家名曰“人民公社食堂”的飯店，專賣一種“憶苦思甜”的飯。報上還專門配發了照片，飯廳正中掛著毛主席的巨幅頭像，墻壁上貼滿毛主席語錄，而紅色娘子軍打扮的女服務員，則一律佩戴著毛主席像章[2]。在上海一家藝術中心舉辦的紅色藝術展上，某外國佬竟一副戰爭年代的解放軍打扮，還憨態可掬地把毛主席像章掛在了胸前。而就在2007年年底，北京的一家“紅色主題”的飯店，還因將廁所命名為“解放區”而引發了不少爭議[3]。

革命之所以能被當作調侃對象，是因為它不再占據意識形態的主導而成為了充分歷史化或者說資源化的事件。就是說，它已經不再處於國家輿論嚴格規約的核心地帶，但同時還沒有退出民間的集體記憶。只有排除了前者，才有調侃的自由，只有具備了後者，才有調侃的市場。尤其對於後者而言，革命及其敘事只是一份懷舊的材料。即使它曾給一些人帶來過被形容為刻骨銘心的創傷，如今舊事重提卻也不足以造成撕裂傷口的劇痛；即使它曾給一些人帶來過被描述為千古流芳的榮耀，如今朝花夕拾卻也不足以孳生戀戀不舍的沈迷。革命及其敘事的確還存活在個人記憶裏，但其中的情感性因素卻被淘洗掉了，自己的故事成了可供大家共同閱讀與分享的集體故事，而無數這樣的個人相互影響與合作的結果，就形成了如今有關的集體記憶。在這種集體記憶裏，革命及其敘事已被剝離最初的神聖而成為可以任意調侃和戲說的對象，它並非引領我們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失敗走向勝利、從落後走向發達、從階級壓迫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走向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並最終實現平等、自由和富足的共產主義等等社會藍圖的火炬，而是成所謂毀壞傳統、迷戀暴力和睚眥必報的撒旦主義式的原罪。

這顯然不是隨時間流逝而自然形成的，而是1980年代以來政治輿論與思想文化界所共同推進的解構革命的敘事作用的結果。敘事與人們力求解釋和把握自然與社會發展過程的沖動密切相關。人類為此而創造和推演了大量的名詞/概念，給這個世界做好了命名/分類的工作，而敘事就是借助這些命名/分類，利用一系列假定和推理，企圖證明某一事件較之另外事件更具可能性，從而將人們設定在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裏。然而，既然命名/分類本質上屬於一種包容和排斥並舉的行為，只有將世界一分為二，以他者的被遺棄為代價，才能形成某一特定的類別，在此基礎上建構一種秩序。所以敘事從來都是一種暴力行為，而它的能否得到成功地貫徹，是需要一定量的強制作後盾的。

曾占據1949年以後意識形態主流的革命敘事，所承擔的是為新生政權確立和鞏固合法性的功能。“新中國”這一命名的產生，一方面用以標榜漫長的革命終有了驕人功績，其結果已如黃子平所指出，任何革命言說都在這規約下，面臨著把革命的起源、性質、承諾以及方向正典化，把革命的歷程、曲折、傳奇以及故事神話化的光榮任務[4]。毛澤東對革命的經典解說，即“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在這辭舊迎新的革命敘事之中，理所當然地成為人們告別黑暗走向光明的根源。另一方面，這種命名方式也造就了革命與反革命的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現代與傳統、進步與落後、人民與敵人、新中國與舊社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被納入革命與反革命的劃分之中。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搭建意義的橋梁，從來就是敘事所必須承擔的任務之一，而這二元對立的革命敘事所搭建的橋梁，就是唯有革命才能把古老的中華帝國從蒙昧黑暗的歷史中解救出來。當一切都被納入到革命敘事的盛宴之中的時候，無論歷史和現實都被重構了，“舊社會”不再是一種客觀的歷史，而成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他者，成了其對立的一面，落魄的一面，被壓制和被放逐的一面。

二

然而任何敘事都無法達到一勞永逸的目標，因為首先作為其前提的命名/分類活動所需的暴力並非總是超過人為不一致的程度。要解決這種命名/分類所產生的矛盾性，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指出的，卻只能通過更加準確的命名以及更加精確的分類，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並因此產生更多矛盾機會的活動來進行[5]。解決難題的同時又制造新的難題，決定了任何敘事都只能在並不牢靠的基礎上展開，因而它建構秩序的努力無時無刻不在面臨著被解構掉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