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也就不難認識共同體內有效身份認同的第二個條件，即主權國家及其社會的民主政治空間。有效的身份認同取決於在國內是否存在一個提出、討論和協商集體身份的公眾空間。只有在這樣的空間中，公民們才能決定他們的共同體應當具有怎樣的社會政治結構(或體制)和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對於共同體的公民性認同來說，國際和國內這兩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從構建性身份的價值取向來說，文化批評在國際間的自我肯定必須以共同體的自我構建和完善為目的，否則自我肯定只能是盲目的夜郎自大。

 確認“我”在國家文化或民族文化中的身份必須確定一個能使“我”作為某個集體主體的一部分，並充分起作用的共同體歸屬：“我們”。沒有這個“我們”，“我”無法對這世界的一般是非和我的群體的重要性作出恰當的判斷。如果我說什麽是我的國家文化或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因為沒有它我不能認識我作為一個具體的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我無法就具體的事件確定我的立場，我不知道什麽構成“好”，什麽意味著“自我實現”。這個身份幫助我形成構建意義的視界。這樣的視界當然不能一勞永逸地形成。我必須不斷深入確定它，擴展它。因此，能動的民族文化或國家文化認同也包含著對認同對象和認同問題本身的不斷認識。

 能動的集體身份“構建認同”與被動的初級“接受認同”所包含的自我實現標準是不同的。前者的自我實現標準是積極自由的參與者的自我實現，而後者的自我實現標準是消極被動的隨眾趨同。民族或國家文化認同從被動型向主動型的轉化必然包含著改變文化自我實現的標準。它關系到這樣一些新問題：什麽樣的民族或國家存在才是成功的？它的什麽樣國際、國內作用才是有價值的？它應當如何確定它的目的性？構建認同不再簡單地使我認為我的行為應該與我的自然群體的其他成員保持一致，或者使我覺得我應當為追求自我群體的“純真性”而排斥“非我”的因素。構建認同不認為，只有當一致性得到保證時，群體的存在才是成功有效的，它更不同意民族國家將其民族代表的權威淩駕於共同體成員的解釋和理解之上。與構建認同相比，接受認同所堅持的民族文化歸屬感實際上是斯華茲(RobertoSchwarz)所說的“減法民族性”。〔注4〕這種認同把民族文化當作某種烏托邦整體，把國家或民族及其文化想象為具有某種理想的“純真性”。在它看來，破壞和威脅這種整體的力量來自外部，只要能清除來自外界的“汙染”，排除外界對它的歪曲和壓制，就會出現真正的本土文化，共同體便會呈現出真正民族性，民族國家就能形成既純又真的本質，具有一種神話般的純潔性和統一性。減法民族主義常常被用來掩蓋共同體內部的歧異、矛盾和沖突，因而當國家和國民個體(文化主權權威和文化共同體成員)在共同體身份問題上發生矛盾和沖突時必然成為國家強權的意識形態工具。

 消極認同論的民族文化觀還具有一種“泛文化主義”傾向。“泛文化主義”指的是脫離政治社會結構條件來泛泛而談文化，這種對文化的非政治化和非社會化必然導致文化議題的瑣屑化、經驗化。“文化”因此淪為一種情調和一種生活方式，它不再是與社會結構、政治體制有關的認識和價值的中介力量。我們可以看到，非政治的泛文化情調充斥在目前一些對所謂“茶文化”、“筷子文化”、“竹文化”、“豆腐文化”的自戀情緒之中，助長了文化共同體身份認同中的初級因素認同傾向。泛文化主義消解了文化討論應有的共同體價值評估和構建作用，把純文化的“自我肯定”和包括政治社會體制在內的共同體“自我完善”割離開來。

從歷史角度來看，在目前中國的環境中，初級因素集體身份認同是一種倒退性的集體身份認同。對於當今面臨嚴峻的政治和社會群體建設任務的中國國民來說，迫切的課題已經不是如何表明他們的共同體的存在，而是如何努力形成一種關於這一共同體的“好”的存在的共識。因此，文化討論的共同體身份認同的任務不是經驗論證，而是價值探索。近代中國人以建立現代新型國家社會來構建集體身份的努力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

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改革都可以看成是中國人民這一不間斷努力過程中的一個個環節。中國不就是“中國”這個身份的內容，這個身份的內容必須來自它作為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特定性質，如民主自由的中國，社會主義的中國，等等。

 與價值理想相聯系的身份構建雖然充滿挫折，充滿沖突，但也因此而具有可貴的精神活力。如今，初級因素集體身份認同從共有社會變革事業和理想的“我們”倒退到僅靠血緣親情(炎黃子孫)維持的“我們”，進取的身份構建被某種神話般的象征性秩序所代替。這種神話般的秩序把現今的集體身份描繪為由不變的、也不可變的過去所預先決定。它不再把中國政治社會的改革當作實現民族或國家身份的動力和途徑，不再把集體身份看成是某種價值的確認和實現，而把這種集體身份等同為一些綿延不斷、歷久不衰的原始初級因素(漢語、黃土地、共同祖先，等等)的總和。這種初級因素身份認同看起來似乎是相對於政治和社會性身份認同的“文化轉向”，但它卻並不是非政治、非社會性的“純文化”現象。它本身就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與文化討論的政治社會條件有關的問題：為什麽它偏偏會出現在中國目前這個群體價值和理想共識崩潰、人際間關系空前物質化的時刻？這種身份認同表明了中國怎樣的普遍思想環境和知識分子處境？它為什麽同時也能成為國家官方民族話語的一部分？它顯示了目前我們這個群體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所面臨的什麽樣的危機？

 三、民族身份認同和公民性

 人類文化學家施萊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曾指出，有必要將“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區分開來，而這種區分的條件就是把民族和民族文化認同放到民族國家這一政治社會體制範圍中去認識：“民族主義可以說是一種獨特的教條，但民族主義這個概念卻包含著一種由追求集體利益所動員起來(至少部分動員起來)的共同體意識。民族認同可以成為(身份)參照點，但並不淪為民族主義。”施萊辛格還指出：“民族國家的政治疆域一旦形成，民族認同盡管仍然可能伴隨著某種神話文化機制，但民族國家有關的歸屬感和對民族神話的盲目迷戀畢竟是不同的了。”〔注5〕關於民族國家作為現代人的基本民族文化空間，約翰.托林遜(J.Tomlinson)曾作過這樣的闡述：“‘民族身份’是人們體驗文化歸屬的不同形式中的一種，但它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意義。民族國家是(現今)世界所區分的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單元，這個事實意味著在民族身份的構建中常常包括大量的、有意識的‘文化構建’。”〔注6〕民族國家使一個人的民族或民族文化歸屬感有了具體的疆域感，使他和某個實實在在的政治社會生存世界聯系在一起。在現代國家中，這種歸屬和認同所包含的群體成員，它的有效身份(能起作用的身份)，只能是具體的民族國家共同體中的“公民”。民族認同不能不同時也是一種公民性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