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性別，對於女性意味著什麽？

這里，我想分享一點我自己的“個人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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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上而言，我認同西渡此文的觀點，他將女性詩歌與詩歌區分為兩個不同內涵的概念，在此基礎上，他比較客觀地呈現了一個事實：“從世界範圍看，無論古今，女詩人寫的也大多是女性詩歌”；女性詩歌“缺少一個絕對的視野，缺少一點無我的精神，也缺少一點抽象的能力”；“女性詩歌的讀者數量並不能彌補女性詩歌在質量上和價值上的某種損耗”。

但我對西渡此文總體性的認同並不代表我完全認同其中某些結論性的觀點，比如：“女詩人把世界想象成男性的；男詩人則既可以把世界想象成男性的，也可以把世界想象成女性的，還可以把世界想象成無性別的”；“女性詩歌不過是女性與世界的權力關系的又一個證明。那麽，女詩人得以寫出一種普遍詩歌的前提，就是這一權力關系的瓦解。”這些觀點顯然存在進一步探討的余地，不過我此文的目的並非探討這些結論，而是想在西渡所呈現的事實基礎上反身追問一個問題：女性，如何創作詩歌而不只是創作女性詩歌？…

三

對立波詩歌的閱讀，也引發了我自己對現代漢語詩歌的一種思考。…

二

立波的詩，具有明顯的敘事性特征，他常常以現實中的某個事件、人物或者場景為起點，遵循時間秩序，開始如實敘事。在敘事過程中，他運用獨特的修辭對現實——哪怕是一些微小的細節——進行必要的變形、偏移，搭建一個通道，轉向他常在的另一個時空：他的內心世界、他的回憶或者他對死亡的參照。也就是說，現實只是一個必要的起點，他的敘述一定別有所指，這時候，他所貫徹的恰如海德格爾所謂的“語言是存在的家”。他用修辭糾正現實的平庸和虛假，還原存在的本然形式。在他的修辭之下，很多事物都呈現出深長的意味與形式。比如月光，是“月亮透明的骨灰盒里，滾出舞蹈著 的銀骨針”；比如鳥鳴，是“圓潤的鳥鳴聲，端上一面破碎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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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蔣立波的詩，我首先遭遇的是一段從未具體成型的記憶。這份記憶指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個人與歷史忽然發生緊密的交集，又很快決絕地分割，身在其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永遠的失落，青春期無法彌補的裂痕，但我們未必能分辨，這種失落和裂痕究竟意味著什麽，它構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無法被命名的部分”。立波的詩讓我看到，一個時代或者某個悲劇性事件，會有如此強大的滯留力，當時間裹挾著我們從青年向老年奔赴的時候，我們會越來越頻繁的向後張望，流連，惆悵。

這是一種囚徒困境，而現實又在不斷加劇這一困境。它是立波反復書寫的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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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睜開眼睛，望著陰暗的空間，我想到今天聽見人談起的這個朋友的痔瘡和虱子的事。兩年前他穿著翻領襯衫的姿態在黑暗中出現了。這兩年間一個人的大量犧牲和工作成績折磨著我。我拿我自己的生活跟他的相比。我終於不能忍受這寂寞，我要出去走走。我翻身站起來，無意間一腳踏滅了蚊香，發出了聲音，把睡在對面帆布床上的他驚醒了。

“你做什麽？還沒有睡？”他含糊地問道。

“我悶得很，”我煩躁地回答。

“你太空閑了，”他夢囈似地說了這一句，以後就沒有聲音了。我再說話也聽不見他的回答。…

三年大饑荒，餓殍遍野。連朝廷都忙著躬身反省，文人卻得了機會替聖上排憂解難。那名堂大義凜然得不行，叫做《膽劍篇》。在《韓非子》里作為權謀典型提及的勾踐，略去卑躬屈膝的牽馬嘗糞，在《膽劍篇》里成了臥薪嘗膽的英雄。仿佛那場大饑荒，不過是懸掛在萬民頭頂上的一顆微不足道的苦膽，只消品嘗過後，前面就有酒足飯飽的美好前景。

不過，《蔡文姬》也罷，《膽劍篇》也罷，還不算最無聊。《李自成》一出，兩作失色。按照三突出原則寫就的《李自成》，完滿解釋了農民起義是歷史動力的造反有理。與這種歷史敘事相應的，無疑是《艷陽天》或者《金光大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一層層的拔高之下，李自成終成高大全。這部歷史小說由此成為那個年代留下的笑談之一。不提不好笑，多談卻嫌太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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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經由一個清純可愛的少女世界，達成了尋找童年的努力。一個民族的童年記憶，通常隱藏在該民族的神話里。從女媧起筆，乃無心插柳之舉，但一部可疑的歷史卻因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以往的歷史敘事連同敘事內容，得以重新審視。這與其說是歷史批判的深刻，不如說是審美觀照的天然成果。一部由權力崇拜和等級觀念合成的歷史，最經受不起的，就是審美的觀照。美是無用的，正因為無用，才使有用的權謀事功、道德理念顯得極其可疑。以無見有，從大荒無稽反觀逐鹿天下，再悲壯也只不過是喜劇。所以情種賈寶玉會嘲笑文死諫、武死戰的荒唐。…

在《水滸傳》里，與劉備相類的忠義角色由宋江扮演，與孔明相類的智囊人物叫做吳用。孔明是儒生造型，吳用是道士打扮。至於那群英雄好漢，魚龍混雜，身世各異，心思也不盡相同，雖然都號稱是以義氣相聚的。事實上，其中真正能夠稱得上英雄者，惟林沖、魯智深。除惡懲兇，不及婦孺無辜。武松殺嫂尚且情有可原，血濺鴛鴦樓過於血腥。至於李逵的排頭砍去外加將小衙內腦袋一劈兩半，更不像英雄行徑。此處依然是個男人世界，只是更加粗鄙；婦女也更不被當人看，一不小心，就會被一刀揮作兩段。

《水滸傳》提供了一個以招安作結的造反版本，與叫化子朱元璋的改朝換代，正好遙相對照。從此，王朝更叠除了宮廷政變、諸侯發難、豪強逐鹿以及外族入侵，又多了一層江湖造反因素。就正史而言，這個因素後來構成了二十四史之後的第二十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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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間悲情版、《孔雀東南飛》

與史書承繼孔儒觀念相反，漢代樂府詩歌，依然殘存著《詩經》痕跡。比如著名史詩《孔雀東南飛》。相比於《詩經·國風》里展示的清純浪漫，《孔雀東南飛》無疑哀婉沈郁。仿佛男女雙方突然長大了，從而不得不面對情的凝重和愛的艱辛。當年春意盎然的吟唱，變成了傷心淒惻的悲嘆。相比於同時代的史著，這首史詩提供的乃是無論在《春秋》抑或在《史記》、《漢書》里都找不到的審美內涵。這樣的敘事方式，與後來的《西廂記》、《牡丹亭》一脈相承，同樣也是《紅樓夢》敘事的一個先導。這種歷史敘事的意義在於，在男人主宰的歷史上，畫出一道以女人為主角的人文風景。男人的世界是爭奪江山，女人的天地是情愛的歌詠或哀挽。…

小引

不同於中國《山海經》神話故事或《尚書》里殘存的史官輯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將歷史敘事直接訴諸人神共舞的想像。那場因情愛而起的戰爭，猶如兒戲，但雙方的浴血奮戰卻毫不含糊，驚天地泣鬼神。即便天上諸神都為人間的廝殺而反目較勁，饒有意味的是，《伊里亞特》作者荷馬卻並沒有是非立場。阿喀琉斯是英雄，死於英雄劍下的赫克托耳，也同樣是英雄。史詩的敘事維度，不僅高於交戰的雙方，而且還超然於不甘寂寞的諸神之上。一場場酷烈的廝殺，非但沒有影響史詩作者的敘事立場，反而將超然物外的敘事視角，襯托得格外醒目。…

福柯認為，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不同的話語模式。第一種認知型是文藝復興後期（16世紀）的“相似性”話語：“正是相似性才主要地引導著文本的注解和闡釋；正是相似性才組織著符號的運作，使人類知曉許多可見和不可見的事物，並引導著表象事物的藝術。”⑨比如，繪畫是對空間的相似性模仿。“探尋意義，也就是闡明相似性。探尋符號的規律，也就是去發現相似性的事物。……事物的性質，它們的共存，它們借以聯系在一起和交流的方式只是它們的相似性。”⑩福柯強調相似論形成了符號系統的三元結構：能指、所指和“關聯”（相似）。其中，相似性最為重要，它既是標記指稱的內容，又是其符號形式。第二種認知型是17和18世紀的表征型話語。那時人們開始尋找如何在能指與所指之間建立新的關聯，而相似被證明是虛幻的，於是一種表征的（representation，又作再現、表象等）話語確立起來…

這種區分有合理之處在於對視覺文化的理解定位在更大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但問題在於，這種視角的宏觀往往會忽略，甚至遮蔽視覺文化自身的歷史演變及其形態變化。所以，運用這種方法就必須注意從大到小的諸多中介環節及其相關性。前蘇聯美學家巴赫金(Mikhail Bahktin)曾經對文學研究，提出一個不同層次的結構性關係的方法論模式，對視覺文化的研究很有啟發性。他認為：

文學史所關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學環境中文學作品的具體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識形態環境中的文學環境，最後是無處不在的根源性的社會經濟背景中的意識形態環境。因此，文學史家的工作應該是考察文學與其他意識形態史和社會經濟史之間連貫的交互關係。⑥…

如今我們已經深切地感受到視覺文化的到來，用海德格爾的描述來說，這是一個“世界圖像時代”。海德格爾寫道：“從本質上看來，世界圖像並非意指一幅關於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世界圖像並非從一個以前的中世紀的世界圖像演變為一個現代的世界圖像；毋寧說，根本上世界成為圖像，這樣一回事情標誌著現代之本質。”①…

在敘事研究中，時間是一個重要指標。［12］從影像的角度來看，它是由許多設定的場景組成，是生活的戲劇化再現。簡言之，這些通過剪輯的鏡頭組合表現出電影時間的流逝。這種時間很少會和我們經歷的時間步調完全匹配。除了場面調度鏡頭之外，大多數經過剪輯的鏡頭段落都操縱真實的時間。一旦從一個鏡頭切換到另一個鏡頭，就有機會改變真實的時間歷程。對於導演而言，改變時間是因為要創造一個戲劇性的故事，在這個故事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只有對推進故事發展有用的時間會被保留下來，其他將會被拋棄。導——14演可以加快時間、減慢時間、停止時間，或者攪亂時間，甚至可以使時間回到過去或者進入未來。

如在《新中國教育紀事》第一集《大眾教育》（2008年）中，全景鏡頭是1949年12月23—31日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在短短2秒鐘的靜幀畫面中，字幕出現：…

更出人意料的是，在這些地塊之間的小路上，看到了野花開放！先是零星的二月藍，四片藍中透紫的花瓣構成規整的十字形。然後看到紫堇成片開放。一叢叢深裂的掌狀葉青翠嬌嫩，捧出了一串串自下而上漸次開放的花朵植物學上把這種花束叫做總狀花序。這些地上的草本的花，差不多讓我把高樹上的李花與杏花都忘記了。太陽把空氣和腳下的土壤曬得暖烘供的，我坐下來，很安心地和這些花草泥土待在一起，嗅到了被花香掩住的更綿長持久的草味與泥土味。要不是手機叫喚起來，我會在暖陽下坐很長時間。如果說花香叫人興奮，青草與泥土的味道卻叫人安心。但是，朋友們已經超過我到了目的地賞杏花了，催我趕緊。…

2月28日，最後一次拍了玉蘭，已經收拾好相機，要十幾天後歸來時再用了。這時卻接到一個朋友電話，相邀第二天去郊外“賞杏花”。因為朋友有個開公司的朋友承包了那里的一個山頭，搞農業開發，去了不只有花可賞，還有酒、肉和田野里剛出苗的野菜伺候。

預約了下午三點左右在成南高速收費站會合後一起前往，無奈想象中郊野的花樹使人迫不及待，吃過午飯就自己先去了。從東北方向的成南高速出城，去二十多公里外的青白江區的福洪鄉杏花村。剛下高速，就看到杏花節的路線指引，看到“與春天第一次約會”的大招貼。“與春天第一次約會”？至少於我而言，杏花不是這一年的第一番花信，但花消息總能激蕩人心。所以，邊開車邊聽了幾遍《春之聲》圓舞曲，心情也像是灑上了晴朗日子的明亮陽光。車出了平原，駛人紅砂壤的丘陵地帶，那曲子也道路一般回旋，地貌一樣起伏，輕盈悠揚。還想再聽下去，卻見有花樹赫然出現在紅砂壤的丘崗之上。…

在蜿蜒的山路上仰望一樹樹和香樟比高的玉蘭花真是夢一般的情境。坐在還有些枯黃的草地上仰望天空，從繁花的縫隙中看見天上出了太陽，雲彩慢慢散開，天空不再是與玉蘭花色相近的蛋青色，而泛出一點點的藍，雖然很淺，但確實是藍色了。這是成都春天的天空的顏色。這是大地回暖時天空的顏色，這是草木泛青、花朵次第開放的季節天空該有的顏色。那些被大樹高擎著的白色花朵也帶上了淡淡的藍色。但是，手中的相機只會讓我安坐片時，因為擔心難得的陽光又會被陰雲掩去。而當我凝神屏氣，在鏡頭里註目那些花朵，它們更美了，像是一朵朵將要向著那淡藍的天空飛升，順著傾瀉下來的明亮光線向天空飛升。而我無法把這些美輪美奐的花朵的實體留在塵世，只是在一聲聲快門中，留住一朵朵虛幻的光影。

就是這樣，極致的美帶來一種悵然若失的傷感。…

兩層六只厚厚的肉質花瓣，是象牙般的，玉石般的瑩潤的白。欲要放出光來，卻又收斂了，於是，那厚厚的花瓣就像是含著光，又像是隨時要放出光，卻又偏偏不放。就這樣叫人矚目，叫人沈靜。

公園中正在搭建形狀各異的架子，用各種鮮艷的材料包裹出種種人物、山水和器物的造型，為春節期間燈會作準備。

再看到玉蘭，是2月12日，城西的杜甫草堂門前，高可兩三米，是栽在盆中待開放了從別處移過來的，花朵碩大飽滿。和塔子山所見比較，也是一樣瑩潤的白的，不一樣的卻是白中暈出絲絲片片的紅，花瓣也未盡情綻開，露出里面的雄蕊與雌蕊。植物書上把這樣的花描述為杯形花，我想如果捧在手里，這花的流線形肯定很適合人類手掌的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