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生產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現象，和它比較起來，一切其他文化現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這並非說那些第二性的現象都是直接從生產那個主幹上枝生出來的，乃是說它們雖然各有獨立的根源，但它們的形成和發展卻受著最占優勢的這個因子的巨大影響。例如宗教觀念，的確不是從經濟條件產生出來的，但我們還是可以從最占優勢的那個生產狀態中去追溯統轄整個民族的宗教形式的來源卡斐（Kaffir）人對於精靈的信仰，自有它獨立的根苗，但是那特殊的信仰形式，例如祖先靈魂作有分等有序次的排列，卻顯然是他們實際生活上分等有序的體制的反映，而那分等有序的體制卻就是那時最占優勢的那個有著好戰和集權傾向的畜產事業的產物。在沒有建立社會固定組織之可能的漂泊無定的狩獵民族中，雖則也可以找到他們對於精靈的顯然信仰，卻不能從他們中間找出對於靈魂的級次觀念。

然而生產事業在文化上的意義，決沒有明白過比它在家族史上所具有的。人類家族的各種奇異形式，社會學還為它設想出種種更奇異的假設，如果我們把它和生產形式聯系起來考察，就立刻會變得易於理解。

在最低的生活階段中，人類每用狩獵（最廣義的）和采集植物來維持他們的生活和這個最原始的生產形式同時出現的，就是最原始形式的分工——基於生理原則的兩性間的分工。當男子負責去獲取動物類的食物時，對於果食草根的采集，就成為女子的專責。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經濟生活的重心，差不多總偏在男子方面，因而原始形式的家族，統具有父權的性質。不論原始人對於血統關系有什麽見解，即使沒有人承認他和他的子孫有血統關系，事實上，他在妻子們和兒女們中間，總居於主人和領主的地位。3

從這最低的階段中，生產的進展可以有兩種方向，它的將來，可以是側重女性方面的生產，也可以是側重男性方面的生產。可是這兩個分枝之中的那一枝將變成為生產的主幹，則第一須看那民族群所賴以生活的自然條件。假使那地的季節和氣候特別適宜並有利於有用的植物的貯藏和保護，那麽，女性的生產事業就會發達起來，而植物的采集，也會慢慢讓位給植物的栽培。

在原始式的農耕民族間，種植工作，往往是由婦女負責的，因而經濟重心也就傾於婦女這一方面。所以我們很可以在一切以農耕為生存主業的原始社會中，找到有母權形式或有母權遺跡的家族。在那種社會中，婦女以一個主要給養者和土地主管者的資格，取得了家庭中心的地位。

然而真正婦女握有主權的母權制度，只有在不受外敵侵襲的社會集群中，才能偶然建立起來。在其他的情境之下，男子就會以保護人的資格，來恢復他那因不作給養者而失去的主權，因而就有一種介在父權和母權之間的妥協制度，流行於大半的農業民族中間。

然而也有更多的民族經過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那些生活在不宜於農業地點的狩獵部落，是不會象上述的民族以耕耘謀生的，他們注意馴服野獸，做畜牧工作。這種從狩獵生活逐漸演進的職業，似乎無論什麽地方都一樣，向來都是男子的專業。本來就在男性方面的經濟優勢，因此又加強了一些。這種關系所造成的結果，往往就從畜牧民族都生活在父權家族形式下的這個事實中表現出來。

而這畜牧社會里的男子支配地位，因受著和他們的生產方式聯關的另一條件的影響，還有著增高的趨勢。因為畜牧民族總是要不斷地發展軍備，而且常常要有集權式的軍事組織。這種趨勢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一種絕對的父權形式的造成，在這形式下，婦女就成為毫無權利的奴隸而屈服在丈夫而兼主人的專制權威下了。但是這兩種主要的發展方向——母權的和父權的——決不會始終並行不悖的。畜牧民族的進取和好戰的性格，時常會慫恿他們向較和平的農業民族進攻，而他們在軍事上的卓越的能力和組織，又往往會給他們以最後的勝利。

被征服的農民雖則還留下活命，但他們的財產卻已經全部被奪。以後他就只為對那侵占土地的外來主人服役而不再為自己的利益耕種了。許多文明國家我們很能夠證明，他們是從這畜牧群和農業群強制的結合中產生出來的。他們的家庭形式中，就帶有這事實的明顯證據。戰勝者在某一時期內，用強制和習慣的壓力，強迫被征服的母權社會改用父權制，所以現代的文明國家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著父權家族的遺跡。4

而這種生產形式對宗教、家族以及其他文化生活部門所操持的決定的影響，同樣也能影響到藝術。這個斷語，到此地為止，還只能用在我們已經引用的事例上，以後的繼續研究，將要給我們以證明這斷語的左證，而從這些證據中，我們就可以看出藝術的同樣原始形式，是和各地帶各種族間的同樣原始生產方式相對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