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為著說明被這一情動范疇所認定的活動之范圍，讓我們舉些例子：想想醫護人員、空服人員、快餐食品工人以及性工作者——所有這一切都是被強烈地社會性別化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活動都生產情動。將這些活動認定為情動勞動的形式，不僅突出了其產品所共享的共通品質，也突出了這一事實：在所有這些活動中，都同時牽涉到身體和心靈；類似地，理性和激情，智能和感情也一起被運用。



如同我先前所說，就這些勞動形式而言，情動視角要求我們將跨越兩種分野之間的，亦即跨越心靈與身體之間，和跨越理性和激情之間的關係作為一種問題提出。



再者，對這樣的、從概念上集合一系列生產活動之勞動范疇的認定，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用的——例如廓清這一勞動范疇和其他東西的區別，以及闡明這一范疇之中的各種分野和層級。最後，對情動勞動范疇的認定使得人們可以更進一步：將它與各種其他的、其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質性的東西的勞動形式一起加以考量，也就是說，將情動的生產與符碼、信息、理念、意象等此類東西的生產一起加以考量。…

（註：巴魯赫·德·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荷蘭人，近代西方哲學的三大理性主義者之一，與笛卡爾和萊布尼茨齊名。他的主要著作有《笛卡爾哲學原理》《神學政治論》《倫理學》《知性改進論》等。）

斯賓諾莎其次也提出在行動的力量和被感染/影響的力量之間的一種對應關係。這同樣適用於心靈和身體：心靈之思考的力量對應於其對外在理念的接受性（receptivity）；身體之行動的力量對應於其對其他身體的感受性…

專題導言

20世紀70年代以來，長期被社會學忽視的情感開始納入其研究范疇，即社會學的「情感轉向」。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及服務型經濟的興起大大推動了「情感轉向」的研究進程，人類情感在商業化過程中日漸同工作、勞動及就業相勾連，情感勞動服務成為新興職業的核心內容。本專題聚焦情感勞動中的「勞動」面向，借由情感研究投射勞動關係的權力與控制。

專題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1-4）對情感勞動進行概念溯源與辨析，霍克希爾德提出的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也譯作情緒勞動）概念為後續研究開辟了新的探究方向。但與此同時，此概念在中國語境下存在同其它概念（affective…

關於「吃」、「喝」、「摸」、「看」這四種感官的情動，許多學者在不同的領域中探討了它們對情感和社會行為的影響。以下是一些相關領域和學者的研究：

吃與喝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巴特在他的符號學研究中探討了食物的文化意義。他認為「吃」不僅僅是生理行為，而是一種富有社會意義的活動，構成了一種集體情感體驗。食物的符號意義可以喚起群體歸屬感和身份認同。

瑪麗蓮·曼恩海姆（Marion…

3.從「道的根源」去思考問題

如果從這樣的方式去看的話，我們其實可以對諸如牟先生所說的「《大學》是一個橫面的橫攝的系統」提出不同的見解。因為《大學》其實無關於橫攝或縱貫，而這里就牽涉到牟先生在詮釋《大學》的時候，太強調朱熹的格物，而他在強調朱熹的格物的時候又太強調心性二分學說，又太強調朱熹的格物窮理，而忽略了朱熹講「格物」「窮理」是與「涵養」「主敬」。…

2.「義理明」「訓詁明」的互為「先」與「後」

詮釋的活動不只是字句訓詁的問題，不只是歷史文物制度考證的問題，不只是地上所能掌握的資料，也不只是地下所挖掘出來的資料，不只是如何上天下地去把握而已，因為這些都只是基礎。這些基礎是作為展開理解的一個起點，但不是理論性的基礎建構。真正理論性的基礎建構應該是我們這里所說的這五層的詮釋層級、五層的存有之道的開展層級。我認為人文學的研究必須要以字句的訓詁、歷史文物制度考證或者地上你能掌握的、地下能挖掘的種種東西作為一個起點，但是不能以此起點當作終點。這個起點能不能清楚還必須放到這五層詮釋層級或是存有之道的開展層級里去加以論證，才能夠對字句的訓詁、歷史文物的考證，地上或是地下所挖掘的資料下判斷。…

三、「生活世界」與「意義的詮釋」

1.在「生活世界」里展開「意義詮釋」…

3.「道、意、象、構、言」：存有根源的體證、意向的體悟、圖象的想像、結構的把握與話語的記憶

凡物皆論，無論就無物，沒有通過話語的介入，就不可能有物。從這樣來理解，就可以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我們其實是通過話語去建構這個世界。同時，我們是通過話語去理解這個世界。建構跟理解是一體之兩面，而我們對於那一大套已經被建構成的語言文字符號系統，你又如何重新去理解它，這時候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去理解這套系統建構的過程。我們在這里談「存有三態論」，隱含建構所成的結構脈絡。這個結構脈絡是從「存有的根源」到「存有的彰顯」到「存有的執定」。…

2.從「存有的根源」到「存有的彰顯」進而「存有的執定」之過程…

近期，由美国同心学术联合会举办的第十五届跨学科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隆重召开，本届会议从今年开始提供了双语的中文会场，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欧阳康教授作为唯一的中文与英文大会演讲嘉宾作了中英文演讲，我现场聆听了这一大会主题发言《世界的复杂性、人性悖论与人文学术的当代使命——人类社会困境的反思与超越》，与其他世界各国与会的专家学者也有着广泛交流，深刻感受到国内人文科学本土研究的严谨与深度，也感受到国内同行对国际人文知识及跨学科研究理论方法的渴求。笔者对国内学者如何更好地利用跨学科国际会议加强与国际人文世界及其他交叉学科的交流，有下述几点想法。

第一，现代人文学者必须具有跨学科的知识与国际视角。比如，有些哲学与伦理思想广泛应用于管理、经济以至于工程行业，美国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协会2014年和2016年分别举行了两次学术研讨会，探究伦理在工程行业的应用，规范伦理中的德性伦理（virtue…

內容提要：本文旨在闡明「存有三態論」的基本構造，以及由此而衍申成的本體詮釋學。首先，回溯到一九九一年有關「存有、意識與實踐」之探討，並經由一九九六年之「道言論」而展開；指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開顯」與「存有的執定」三態，而這是承繼王船山「因而通之，調適而上遂於道」的進一步發展。再者，經由「道、意、象、構、言」這五層次，而論述「本體詮釋學」的基本結構，指出由「存有根源的體證」而「意向的體悟」「圖象的想像」「結構的把握」以及「話語的記憶」，這是彼此多階而相互回環的無休止過程。詮釋與生活，意義與世界，原是通而為一的，經由生活世界而有意義詮釋，其中便隱含著溝通、詮釋、批判與重建，永續不止。進一步，將此置於經典詮釋的角度來看，我們將發現「人」「經典」與「道」這三者互為核心，以「兩端而一致」的方式，交互循環。一方面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另一方面，義理明而後訓詁明，兩者通貫，本末為一。…

為了創新而學，將是未來教育的基本指向。而創新需要多樣的大腦、理解的環境和突破的能力。人工智能時代對於教育改革和教師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戰，將聚焦於人的創造力培養，而這需要不斷地推進教育的多樣化。只有教育的多樣化，才能為孩子們提供最大的可能性；只有教育的多樣化，才能塑造出千百萬不一樣的大腦，其中也必然會湧現出極具創新力的人。

李佐文：人工智能時代給教師提出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人機共生環境下培養學生自己發現問題、自己組織信息、形成自我認知能力。以讀寫能力培養為例，過去，教師可以讓學生去百科全書裡查找信息，並相信這些信息是准確和真實的。現在，互聯網會給出上百萬個答案，沒有人告訴學生什麼是對的或錯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技術允許人們搜索和獲取的知識越多，對知識的深刻理解與處理模棱兩可信息的能力就越重要。…

教師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不可取代

【人工智能會替代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工具性內容，而涉及人類情感、創造性思維、共情等獨特能力，則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備的。】

主持人：以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未來會有大批職業被機器人取代。機器人是否也會取代人類教師？…

摘　要：盡管不斷進步的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就業市場以及對於新技能的需求，仍然是一個未知的問題，但確定無疑的是，教育需要改變，從教學目標到教學內容和方式，都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教育還需要從對知識的過度追求中，重新回歸到人本身。

教育已經跟不上技術進步的步伐了嗎？在有些方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根據經合組織（OECD）對人工智能能力的測試結果表明，到2021年，人工智能已經超過人類在讀寫和算術方面的平均水平，並預測到2026年，人工智能將有可能完成所有的讀寫和算術任務。

我們特邀代表委員、教育專家和人工智能教育專家，圍繞人工智能時代教育的「變」與「不變」展開對話與討論。…

而在這一二重體系的另一面則是個人化的、前社會化的散漫語言，是與所謂文明以及律法相對的「生食」狀態，也是未被社會秩序干擾的現實界。克里斯蒂娃的象征態與符號態延續了這一對立體系的模式，與借助語法和句法等各種規則運行語言的象征態體系相對，詩歌文本中所充斥著的節奏、韻律和語調的形式，使得符號態能指滲透進象征態體系，從而讓詩性語言呈現出一種動態的、愉悅的、非意義與意義混雜的效果。[9]克里斯蒂娃引入符號態的概念還有著拓展女性主義理論在語言學層面的疆域這一訴求，她借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Timée）中的「子宮間」（chora）一詞來描述這種與母性身體息息相關的，對抗父系社會邏各斯以及律法的和具有多重內涵的陰性語言體系。…

而在本書中，她從笑聲（rire）的角度解讀了洛特雷阿蒙的《馬爾多羅之歌》和《詩》（Les Poésies），又從偶然性(hasard)的層面分析了馬拉美的《伊紀杜爾》（Igitur）。波德萊爾將笑聲視為一種「狂人的特權」和一項「藝術家」須在其每一個行為中實現的實踐，克里斯蒂娃稱之為「一種反對象征禁忌的衝動的爆發」；而「洛特雷阿蒙超越其前輩之處在於他將『笑聲的邏輯』置於了一個更廣義的邏輯之中，也就是波德萊爾已經提到的『所有藝術現象』的特征。洛特雷阿蒙將笑聲視為一種斷裂的症狀和意指實踐中的異質對抗。」[6]…

薩特在著名的「什麼是文學」（《Quest ce que la littérature》）一文中號召一種與現實和社會毗鄰，具有感召意識的「介入型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與之緊密相連的便是所謂的「介入型」作家，薩特認為至少散文作家不僅應當具有這種介入意識，更應視其為一種責任，並且傳達時代精神，語言在這一過程中的角色不過是一種工具，而薩特本人就是這類作家的典范。

法國文論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文學與死亡的權利」（Littérature et la droit à la mort）一文中回應了這一激進的介入觀點，布朗肖眼中的文學因其「作為困惑的產物而顯得尤為重要，文學在自我非難之中完成自我確認……文學屬於那種應該被發現而非被探尋的東西。」[1]…

盡管如此，在20世紀初期多次科技變革的感召之下，人文領域也急切地探索更為「科學」的方法。一直以來，詩性都承載著尼采精神的不羈和瘋狂，也正因如此，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學批評都曾嘗試挑戰這種無序，用各種理性規則來闡釋原本毫無章法的文學文本。在某種程度上，《詩性語言的革命》也是這樣一種嘗試，克里斯蒂娃選擇了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這兩位19世紀法國詩人中風格最為飄忽，語言最為陌生化的詩人的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卻同時將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現象學、心理分析等理論引入對先鋒詩歌的研究。…

這一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承接了19世紀初普希金和屠格涅夫那一輩作家締造的「黃金時代」；而這一次，在俄羅斯大氣和深邃的文學基調之中，詩人們進行了大膽的文體實驗，也因此使得「形式」成為一個焦點。「形式主義」便脫身於這一時期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詩歌沙龍和詩歌團體。與馬拉美相似，他們強調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即著名的「陌生化」理論；除此之外，他們還主張將詩歌視為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的解讀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