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這一二重體系的另一面則是個人化的、前社會化的散漫語言，是與所謂文明以及律法相對的「生食」狀態，也是未被社會秩序干擾的現實界。克里斯蒂娃的象征態與符號態延續了這一對立體系的模式，與借助語法和句法等各種規則運行語言的象征態體系相對，詩歌文本中所充斥著的節奏、韻律和語調的形式，使得符號態能指滲透進象征態體系，從而讓詩性語言呈現出一種動態的、愉悅的、非意義與意義混雜的效果。[9]克里斯蒂娃引入符號態的概念還有著拓展女性主義理論在語言學層面的疆域這一訴求，她借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Timée）中的「子宮間」（chora）一詞來描述這種與母性身體息息相關的，對抗父系社會邏各斯以及律法的和具有多重內涵的陰性語言體系。…

而在本書中，她從笑聲（rire）的角度解讀了洛特雷阿蒙的《馬爾多羅之歌》和《詩》（Les Poésies），又從偶然性(hasard)的層面分析了馬拉美的《伊紀杜爾》（Igitur）。波德萊爾將笑聲視為一種「狂人的特權」和一項「藝術家」須在其每一個行為中實現的實踐，克里斯蒂娃稱之為「一種反對象征禁忌的衝動的爆發」；而「洛特雷阿蒙超越其前輩之處在於他將『笑聲的邏輯』置於了一個更廣義的邏輯之中，也就是波德萊爾已經提到的『所有藝術現象』的特征。洛特雷阿蒙將笑聲視為一種斷裂的症狀和意指實踐中的異質對抗。」[6]…

薩特在著名的「什麼是文學」（《Quest ce que la littérature》）一文中號召一種與現實和社會毗鄰，具有感召意識的「介入型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與之緊密相連的便是所謂的「介入型」作家，薩特認為至少散文作家不僅應當具有這種介入意識，更應視其為一種責任，並且傳達時代精神，語言在這一過程中的角色不過是一種工具，而薩特本人就是這類作家的典范。

法國文論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文學與死亡的權利」（Littérature et la droit à la mort）一文中回應了這一激進的介入觀點，布朗肖眼中的文學因其「作為困惑的產物而顯得尤為重要，文學在自我非難之中完成自我確認……文學屬於那種應該被發現而非被探尋的東西。」[1]…

盡管如此，在20世紀初期多次科技變革的感召之下，人文領域也急切地探索更為「科學」的方法。一直以來，詩性都承載著尼采精神的不羈和瘋狂，也正因如此，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文學批評都曾嘗試挑戰這種無序，用各種理性規則來闡釋原本毫無章法的文學文本。在某種程度上，《詩性語言的革命》也是這樣一種嘗試，克里斯蒂娃選擇了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這兩位19世紀法國詩人中風格最為飄忽，語言最為陌生化的詩人的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卻同時將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現象學、心理分析等理論引入對先鋒詩歌的研究。…

這一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承接了19世紀初普希金和屠格涅夫那一輩作家締造的「黃金時代」；而這一次，在俄羅斯大氣和深邃的文學基調之中，詩人們進行了大膽的文體實驗，也因此使得「形式」成為一個焦點。「形式主義」便脫身於這一時期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詩歌沙龍和詩歌團體。與馬拉美相似，他們強調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即著名的「陌生化」理論；除此之外，他們還主張將詩歌視為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的解讀對象。…

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的《盆地與山脈》（Basin and Range，1980）首次提出了 「深層時間」（「deep time」）的概念，封面就是哈頓的這幅插圖。這一發現對於地質學來說，肯定和哥白尼「日心說」首次提出之時一樣令人震驚，也同樣重要。

哈頓的插圖還出現在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的《時間之箭，時間之輪》（Time‘s Arrow, Time』s…

克里斯蒂娃在1990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武士們》（Les Samouras）中憶起她初到巴黎時的失望。1965年下雪的聖誕節，來自保加利亞的24歲年輕學生並未在第一時間被「光之城」的富麗堂皇所擊中，而是抱怨巴黎人不知道如何清理積雪。事實上，巴黎冬季的溫度難以帶來俄羅斯白雪皚皚的景觀，雪之於巴黎人而言不過是延遲的雨，說是積雪，實則不久後便會化為灰蒙蒙的泥水，雪的形態蕩然無存。

進入高研院學習的克里斯蒂娃很快就會意識到一種截然不同於中歐文化背景的模糊和曖昧，在她的老師羅蘭·巴特陰翳多變的文筆下，讀者要時不時穿過這種微微泥濘的灰色地帶。三年之後，克里斯蒂娃和同班同學，《原樣》雜誌（Tel Quel）主編菲利普·索列爾斯（Philippe…

米開朗基羅在羅馬西斯廷教堂的創作



早期的虛擬現實系統CAVE

話雖如此，過往之事曾經都是具有時效性的事物。然而，我們不僅要理解歷史的存在，不僅要把歷史接受為一種責任和沉重的負擔。當允許歷史發展出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價值時，我們需要一種不同的視角。我們不能只在新事物中尋找過去。從後者的角度來看，歷史是對連續性…

第一章，有刪節



上世紀80年代初，德克薩斯的科幻作家布魯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與加拿大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紐約的前拳擊手兼文學教授塞繆爾·德萊尼（Samuel R. Delany）一起發明了名叫「賽博朋克」（cyberpunk）的現象。



他們的創作將乾淨的高科技和骯髒的垃圾、秩序和無政府狀態、不朽的人造生命和腐爛的物質結合起來。技術浪漫主義和死亡浪漫主義走到一起，創造了一種新的生命情感…

沿海國家對此並不滿意，它們要求將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從沿海國的大陸架邊緣開始延伸，從而進一步擴大管轄范圍。這一新的邊緣不僅難以測量，而且還導致了國家主張的重疊，引發了潛在和實際的沖突。各國提出的其他原則，如對「歷史」海洋管轄權的（有爭議的）主張，使這一充滿戰爭疑雲的局勢變得更加複雜。



征服自然作為實現人類滿足的手段，是民族國家構想的現代史學的驅動力。與此同時，對民族斗爭和成就的記錄研究一直與自然研究相分離。我曾試圖論證，歷史時間應更多地從自然進程的角度來看待，而不是像我們之前所做的那樣。因此，它與海洋流動的性質是連續的。…

即使在歐洲這些航海強國，海洋仍然是人類能力的極限所在。據說，在文藝復興時期，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間通道的「海格力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上刻有「沒有更遠的地方」（Nonplusultra，或譯作「此處之外，再無一物」）的警示，警告水手和航海家不要再繼續前進。

直到18世紀下半葉，歷史作為一個實體，即國家或文明，開始呈現線性時間的屬性，從過去延伸至未來的概念，逐漸成為時間觀念的主導模式。這一模式最初在西北歐興起，隨後在20世紀擴散至全球。…

南亞農業嚴重依賴季風雨。從20世紀70年代起，印度人開始感到，大壩建設、運河灌溉和管井技術的進步正在將他們從這種過度依賴中解放出來。然而，印度60%的農業仍然依賴季風，而且近期季風模式不穩定，地下水位也因過度使用而急劇下降。這不僅是國家和地區的原因（導致氣候變化的因素，包括含水層枯竭，在南亞地區比比皆是），也是全球的原因。

蘇尼爾·阿姆里斯（Sunil Amrith）證明，20世紀初，科學家觀察季風的途徑似乎與整個太平洋氣壓梯度的逆轉相關。然而，全球氣候變化的加速破壞了季風的穩定性，人們對整個南亞和西亞的沙漠化做出了可怕的預測。…

以流體動力學為例，流線、路徑線和條紋線等概念和圖形可用於可視化不穩定條件下的流動，與歷史學家所追尋的路徑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舉個例子，流線是一系列曲線，與流動矢量在某一瞬間相切。我們可以類比寺廟群落在世俗化進程中朝著某個方向改變自身行為的情況。流線表示流體顆粒從一個點湧出，在不同時間劃過的軌跡。類似地，我們可以考慮追蹤那些經歷過革命的個人或團體。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這些模式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

施萬克認為，人類的思維甚至也遵循著這種設計原則：「思維的進程與宇宙的形成進程的法則息息相關。這些法則與流體元素中的法則相同，流體元素放棄了自身的形式，准備進入萬物，聯合萬物，吸收萬物。」…

在這不斷變化的進程中，一些信息序列可能會逐漸消逝，而另一些則會催生新的序列並煥發新的活力，還有一些可能會重新浮現，無論是否受到認同，通常都以新的方式呈現。歷史的進程可以通過微小的痕跡來展示和證明，比如羅伊的一綹流傳的頭發，它本身就是對流傳的宗教遺物的重新演繹。這些微小的痕跡可以將歷史的形式和觀念傳遞到不同的大陸和時間。

在物質歷史方面，目前存在著巨大的核電和水電項目，以及延伸百萬英里的海床光纜，它們可能會產生更多歷史和科學家難以捕捉的結果和反響。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展示，人類之間的跨時空交流既類似於其他有機和無機生命，又與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傳播者、信息和媒介都是相互依存的創造者，就像海水既是媒介，也是與海洋生物流動相互創造的元素。從根本上說，人類的歷史進程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進程引發其他進程，事件帶來沖擊、攪動和消散。一部分事物消逝，而另一部分則轉變、演變和重新回歸。…

以喜馬拉雅山脈的河流為例，這些河流支撐著十個國家的十億人的生計，繼續將他們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即使在冰川迅速融化和大壩建設橫行的情況下，這種聯系也更加緊密。與此同時，當代全球化將這些地區與眾多其他力量（包括網絡力量）連接在一起，引發了巨大的動蕩，既有生產力，也有潛在的危險。從緊密互動的地區角度來理解歷史，依然具有自然的相關性和新興的後果。

歷史的性質

歷史並非僅僅是一種進程，它也是跨越時空的交流。這種跨時空的交流常常被認為是人類獨有的東西，因為我們擁有記錄技術，包括歷史書寫和反思的特權。然而，將歷史重新納入自然進程中，我們能夠獲得哪些啟示呢？…

海洋空間

水流不僅以周期和順序的方式塑造時間，還通過區分空間和互動尺度塑造時間。地理學家最近提出了「濕本體論」（wet ontologies）的概念，通過研究海洋來打開一個三維垂直的體積世界，從而挑戰扁平化的領土觀念。海洋不僅通過各種流動的邊界跨越挑戰了以國家為基礎的現代領土權力概念，還在浩瀚的地球范圍內提出了到達、不穩定、抵抗、混合和分離的問題。

回到環保運動，我們來看看柬埔寨普雷朗（Prey…

這表明，雖然它的時間性（流動速度及其產生的活動類型）得到了保持，「傳送帶」的概念依然存在，但它也與其他地球大氣力量相互作用。即使是最深的層次也會受到影響，並影響到其他層次。近幾十年來，人類活動對傳送帶的影響已經引起了科學界的警覺。大量的極地冰雪融化，使極地海水開始變淡，過多的淡水使極地海水變暖，從而減緩（甚至停止）向北方輸送熱帶海水的傳送帶的流動。其主要後果之一是北美和歐洲天氣變冷。

將洋流比作穿越時空的歷史進程，涵蓋了思想、實踐和物質的演變。以過去兩百年間在各大洲傳播的思想綜合體為例。在1833年，被譽為「現代印度之父」的多面手、思想家、改革家、神論者和一神論者拉姆·莫漢·羅伊（Raja Ram Mohun…

我希望使歷史寫作不再只是確認國家合法性的手段。原因簡單而深刻——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國家的概念已經成為大部分國家的主要認同方式，它的構建是為了在資本主義競爭中爭奪全球資源的主宰地位。這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還有自人類時代以來對全球環境的破壞。

全球合作的力量以及對人類和自然掠奪性活動的制衡已經顯著減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族主義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需求，以及由這種需求帶來的利益集團的合法化。民族歷史是塑造想象中的民族團結和命運的主要手段。我試圖在此闡述，歷史並不是一個線性和單一的進程，它必然涉及各個民族的故事。

海洋範式較少關注歷史進程的「起源」…

據稱，史前的特點是沒有文字系統，而歷史學主要根據文本（texts）和人工制品（artefacts，或譯作「技術物」）研究過去五千年左右的人類活動。近年來，非人工記載方法（碳年代測定、樹木年輪、牙齒和骨骼殘骸）已開始用於歷史研究。21世紀，人類行為與各種有機和非有機物質糾纏在一起，從而對19世紀和20世紀遺留下來的歷史觀念提出了潛在挑戰。

面對這一挑戰，我通過海洋水環流的元歷史範式（meta-historical paradigm）探索與自然時間性…

除了一味地在中國傳統美學內部尋找轉型路徑以外，鄧以蟄尋找並借鑒到西方美學家、藝術史家的理論資源，但問題就在於鄧以蟄這種選擇性地借鑒和吸收不僅視野較窄，只顧及與中國傳統審美相似相近的理論資源，忽略了反面的、批判性的理論資源，也就缺乏了反思精神，更缺乏對當時當地現實問題的關懷與回應。所以鄧以蟄的探索既有成功之處，也存在諸多問題，其努力建構的中西互釋的美學思想體系是中國美學實現艱難的現代轉型的典型案例。

注釋：

① 美學本意為研究「感性」的學問，因此根據研究對象和門類不同，可以劃分為文學美學、藝術美學。長期以來，文學美學占據主流且學術積澱深厚，藝術美學發展滯緩。

② 《民眾的藝術——為北京藝術大會作》一文為1926年8月所寫，但真正發表是在1928年，所以納入1928年而論。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