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哲學已到達了某種極限，是該轉到別的東西上去的時候了，這種感覺在當時相當普遍，而它最常伴隨的是對人、人的終結、人的概念的一些極端的質疑。比如說，福柯當時最著名的話是：人的形象正在浮沙上消抹而去。



海德格爾對傳統人道主義進行了批判與瓦解。阿爾托、巴塔耶也不例外。因此，人的問題是關鍵問題。那個時候，我所嘗試要做的是，在分享其中許多詮釋的同時，與所有這些思想拉開距離。



當時，更經常地以追求非哲學或超哲學的方式出現的結構主義思想正凱旋高歌，它宣佈哲學已經終結，或者至少是哲學姿態不再是一種必要的姿態。列維-斯特勞斯就是這種情況，他受的是哲學訓練，但他不想做哲學家。福柯亦是如此。他們都懷疑哲學，也都質疑人道主義遺產。…

雅克•德里達(以下以答的方式出現)：我想說，這個以漢語讀者為物件的譯本，對我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它不是眾多翻譯文本中的一種，這不只是因為您承擔了這項工作，而且還因為從某種角度來講，一切能同時使我被中文世界的閱讀和得到回應的工作，鑒於哲學或政治的理由都是特別重要的。



從我的哲學工作一開始，情況就一直如此。但今天由於世界特別是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這個歷史時刻就變得特別敏感，而我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這種翻譯工作是如何運作的，是如何使翻譯兩極的世界發生變動的。因此我想在嘗試回答您的問題之前先對您表示感謝。因為我將嘗試回答的問題都與中國這個目的地有系，或者說與我以某種方式所能解釋的這個目的地有關。

張寧…

在倫理學方面，文化心理學可以幫助解答一些倫理學難題。比如有一個難題描述起來很簡單，就是在鐵道上綁了五個人，而火車處於失控狀態，如果什麽事情都不做火車就會把五個人撞死。你正站在一個扳道旁，可以把火車轉到另一條道上，但不幸的是那條岔道上綁了一個人。你扳不扳扳手？在西方國家做研究時，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應該扳。為什麽要扳呢？因為在西方的倫理決策里這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比較合適的道德原則肯定是犧牲少數，拯救多數。可是在中國，有相當多數的中國人認為不應該扳。因為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道德觀念，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所以我們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有天意在里頭，我們中國人不太願意替天行道的，所以我們不願意去扳這個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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