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康有為所言,  凡百七十余埠, 遍於五洲, 會眾以數十萬計, 豈吾所及料哉! [ 48] 1905年, 孫中山等興中會成員聯合流亡日本的光復會及華興會要角, 在東京成立同盟會, 其分部組織相繼在東亞各埠建立。數年間, 迅速取代保皇會, 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社團。至1911年, 凡東南亞華人所到之處, 幾莫不有同盟會員之足跡。



民國期間, 華人的中華民族主義熱情更為高漲, 華人社團數量隨之劇增。雖然華人社團的宗旨更多元, 組織形態也逐漸現代化, 但地緣、宗親和神緣紐帶, 仍然是維系社團凝聚力的主要因素。



¹. 關於 19世紀末到 2世紀…

189年初, 海峽殖民政府擬訂《危險社團鎮壓法令》, 取締所有秘密會社, 銷毀其文件、會旗、名冊和神主牌。若成立社團, 須合法注冊。同時, 殖民政府成立華民參議局( The Ch inese Adiv isoryBoard) , 將大多會黨首領羅致入局, 由華民護衛司任主席, 海峽殖民地的主要會黨均被宣布為非法。[ 47] 秘密會社就此衰落, 合法社團取而代之。華社各種地緣、血緣、業緣社團紛紛成立, 以閩籍社團最多。

以地緣、血緣或神緣為紐帶的華人社團,…

19世紀中期, 英屬馬來亞地區之華人會黨, 林林總總數十個。最大者為義興會和海山會。其他各會, 大體或依附、或分離、或居間連橫於兩大會黨間。會黨之分野, 仍是以地域為主要標志。19世紀6- 7年代, 新加坡義興會即衍生出廣府幫的義興會、福建幫的義興會、潮州幫的義興會、客家幫的義興會和海南幫的義興會等5個分支。[ 31 ] 1867年, 僅檳城義興會員約25 - 26 人, 占檳城總人口的2% 。其中, 14 - 15 名會員在威省。海山會員約5 - 6 人。尚有各自依附於華人會黨的土著會黨紅旗黨和白旗黨約4 人。[ 32]…

晉江縣僑務辦公室編:《晉江縣旅外社團組織》, 1987年, 晉江印刷, 內部流通本。本人在 28年考察馬尼拉郎君社, 似無證明成立之確切年份, 但大體可認定在嘉慶末年。

三、秘密會社: 早期華人社團的主要形式





19世紀中後期東南亞秘密華社的興盛, 與秘密華社介入華工販運和東南亞華工數量急劇增長有密切關係。各華社的領導層, 多不同程度與秘密華社有瓜葛, 一些華社要角, 本身就是會黨魁首。…

早期會館亦多首設於宮廟。即使在19世紀末會館成為華社主要組織後, 宮廟仍為各幫派凝聚本籍會眾之宗教和習俗活動中心。尤其是華人所重視之喪葬, 仍為宮廟的重要職責。在海峽殖民地, 各幫均有宮廟理義冢事宜, 如新加坡福建幫之恒山亭, 廣府幫之碧山亭[ 19] [ 2] , 客家幫之綠野亭[ 21 ] , 潮州幫之泰山亭。自青雲亭始建至清末, 英屬馬來亞之宮廟如雨後春筍, 林林總總不下數百個。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 殖民政府強力推行天主教,…

只有客家人情況稍有不同。海外客家人多數來自粵東嘉應州和

毗鄰的福建長汀府, 少部分來自粵北、惠州、花縣等地。海外客家人也按祖籍地紐帶結社, 但因來源

地不同, 彼此的內鬥遠較其他方言群激烈。如19世紀後期馬來亞長達數年乃至十數年的拿律戰爭、雪蘭莪戰爭等, 即是不同籍貫的客家秘密會社之間, 為控制錫礦開采權而發生的大規模武力衝突。[ 11]

以方言為紐帶的各幫, 通常由數以百計的各類社團組成。早期社團以同鄉會為主, 次之則是宗親會和神緣會。宗親會和神緣會的成員通常也來自同方言的地域, 只是在同鄉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強調血緣和神緣紐帶。隨著華人數量的增加和華埠社會的擴大,…

17 世紀初荷蘭殖民者開埠巴城, 招徠大量華商華工, 限他們在城內集中居住一區, 與荷人區域比鄰。日本幕府限中國商船僅泊長崎, 原分布北九州的唐人也只限住在長崎的專門地區, 不得與日人混居。後又於長崎十善寺村禦藥園處, 建造唐館, 名 唐人屋敷。到長崎之華人, 須聚此一地, 出入及與外人交往,須通過當地官員和通事。[ 2] 165年, 安南黎鄭統治者忌華商增多, 禁其在京城居住, 僅允升龍東南部之清池( Thanh Tr i) 和勸良社( Khuyen Luong Xa) 為華商居留之地。[ 3] 1785年, 英人賴特上校( Francis L ight)開埠檳榔嶼, 即專辟華人區, 引華商建屋定居。[ 4]…

摘 要: 華人社團是維系早期華人社會存在的主要支柱。2世紀以前, 華人社團的糾合因素,以地緣紐帶最為重要, 各類社團都有強烈的地緣色彩。神緣紐帶和秘密會社是催生早期華人社團的重要因素。方言群是華人糾合的最寬泛的紐帶。同方言的社群, 通常意味著來自共同或鄰近的家鄉。神緣和宗親組織, 是在同鄉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血緣和神緣紐帶。

社團一向是華人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國內外各種研究成果林林總總, 不下數百種。¹然而, 這些著作絕大多數研究2世紀以來的華人社團, 對2世紀以前的早期華人社團關注較少, 尤其缺少對早期華人社團形成原因的系統分析。本文以為, 當代華人社團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因素, 仍可溯源自早期華人社團的形成背景。了解早期華人社團如何形成, 有助於把握當代華人社團的發展脈絡和…

若是人人都能抱著這種普世和抱一的精神，那麽格爾茲所分析的族群與宗教情緒就不會那麽容易被人操縱，至少人們可以抗拒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排外的宗教主義。普世視野支持民族和諧、社會正義與世界和平。跨越民族和跨越文化並非放棄自己的族群認同和文化。在這方面， Kwame  Anthony  Appiah 所提出的“rooted  cosmopolitanism（紮根的普世觀）”很有意義，即我們在堅持普世觀的同時，也熱愛我們的民族和文化。甘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熱愛興都教15，但也尊重其他宗教，從興都教的價值實踐 cosmopolitan 的理念。作為華人，就如上述，可以從超越的中國哲學理念學習，實踐一些普世的價值，也應該學習不同文明的普世觀。

六、結語…

盡管政府學校有普及一些伊斯蘭教知識，但較為教條，無助於非穆斯林欣賞伊斯蘭的哲理。馬來人和其他土族更是不熟悉華人的哲學，政府學校也相對忽略介紹中國哲學， 只有少部分的馬來人知識分子願意學習中國哲學。其實馬來西亞的學校和大學應該多介紹伊斯蘭文明、中國哲學、印度哲學、基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課程。目前，馬來西亞一些非政府組織偶爾會舉辦跨文明和跨宗教對話。比如，國民覺醒運動 (Aliran)  是較早舉辦過跨宗教對話的非政府組織，其 One God Many Paths 一書介紹了馬來西亞不同宗教的哲理，…

民主和法治有利於公民（包括華人）的生存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蘇哈多獨裁時代的印度尼西亞對華人實行同化政策，以各種政策和行政手段限制華人的經濟和文化活動。



1989 年以來，印尼的民主化與擯棄族群民族主義令人鼓舞，華人不再受到民族主義政治的壓迫，可以自由發展他們的文化事業。雖然印尼和新加坡以外的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還需面對嚴重的貪汙和脫貧問題，但印尼邁向民主與多元文化發展的願景還是令人看好的。



馬來西亞的情況自獨立以來並非越來越好，本人曾撰文討論獨立以來的民族主義政策分化了這個多元民族的社會，9 使得馬來人和非馬來人更具強烈的族群意識，年輕一代的跨族群交流不如其長輩一代也就不難理解。





格爾茲在其 1963 年發表的論文中就評述到馬來西亞的情況，說當時這個國家的政治看起來很穩定，但族群和諧卻比不上獨立後的最初幾年。格爾茲的觀察很準確，現在的情況比 1963 年還差。…

卡達贊人是沙巴州的主體民族，華人自早期移民時代就與鄰近的卡達贊人交流相處，又沒有宗教障礙（現今的卡達贊人大都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所以通婚與各方面的文化交流相當普遍。1981 年我第一次訪問位於沙巴州的“山東人”村落 Ulu Kiminis，其實大部分村民祖籍河北。



沙巴州的這些河北移民（也有少數山東人）定居於亞庇市（即哥打京那巴魯）的“山東村”和Papar 縣的Ulu Kiminis 村。6 我第一次抵達Ulu Kimanis…

三、國家治理、族群關系與文化交流

一個國家的政府所實施的與民族和宗教相關的政策，會對族群關係產生深遠影響。在新興國家，這與國民和諧息息相關。針對新興國家的團結問題，著名人類學家格爾茲 (Clifford Geertz) 在 1963 年就已論及民族與宗教情緒的分化問題，他將人們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族群與宗教情緒稱為primordial sentiment。7…

二、自然的族群跨文化交流

早期華人移民到東南亞，他們都會與當地人交流，學會當地的語言， 並和當地人保持友好關係。當然，由於文化上的誤會，有些早期移民與一些當地居民曾發生過衝突，例如早期詩巫移民不懂得刀耕火種的習俗， 見到樹林就開發，不知道這些好像荒山野嶺的地方其實是伊班人用以火耕的土地，因而引發矛盾。2



總體而言，東南亞的早期移民都能與當地的居民和平相處。經過長期的互動，馬來西亞各地的華人與當地的居民形成了具有當地特色的族群交流方式。我們可以將這種跨族群個人之間的互動準則稱為族群互動規範。…

一、跨文化交流的性質…

丕顯賈米爾博士推算，一三九零年三十五歲的王總兵娶了二十歲的拉特娜黛薇公主，一四零八年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puni King Maharaja Kama)訪問中國，後來病死，葬在南京，時年二十八。這一年王總兵五十三歲，所以這位訪華的國王不是王總兵，而是他的妻舅麻那惹加那乃。後者死前遺言希望葬在中華大地，並傳位給四歲的兒子遐旺，因此同行的皇叔、第一任蘇丹的胞弟 Pengiran Bendahara 擔任攝政王，這個職位當時是首席宮廷大臣，等同今天的署理蘇丹或首相。當時的王總兵是宮廷大臣，和攝政王一同處理政務。

遐旺未成年去世，王總兵的妹夫Pengiran Bendahara繼位，即蘇丹阿默德。…

來源：《亞洲周刊》

文萊首都的“王總兵路”是紀念一個與文萊有淵源的傳奇華人，但他的身世傳聞眾多，真偽莫辯。王總兵據說是明朝到達當時的渤泥王國（今文萊），後娶了公主，被封為宮廷大臣。文萊第二任蘇丹訪問中國時在南京病逝，並葬在那里，為中文奇緣。

文萊以人名來命名的道路，都是蘇丹皇族、達官顯要或者英國殖民地高官的名字，唯一的例外是用六百年來最顯貴的華裔傳奇人物王總兵命名的文萊鎮“王總兵路（Jalan Ong Sum ping） ”。

王總兵亦稱王三品、黃總兵或黃森屏，不但列入文萊史冊，也列入蘇丹皇室家譜，但是他的真實姓名、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至今沒有定論。…

當90年代的上半期華社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獲得平穩發展時，但於1997年卻受到金融風暴所沖擊。1997年中，泰國首先發出金融風暴來臨的信號[54]。接著，風暴席卷東南亞和東亞地區。受害最深的包括泰國，印尼和南韓。在金融風暴襲擊下，馬來西亞也大受打擊。馬來西亞零吉價值大大下滑，股市暴跌，公司倒閉，人民生活困難。當時華社的經濟也遭受沈重打擊。但這金融風暴並沒有引起種族衝突。在馬哈迪的嚴峻金融政策下，控制外資流動，同時把零吉和美元定值。並以政府的力量協助那些被風暴影響深重的企業，包括華人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馬哈迪的策略被證明有效，協助國家和華社渡過難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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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90年代的上半期華社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獲得平穩發展時，但於1997年卻受到金融風暴所沖擊。1997年中，泰國首先發出金融風暴來臨的信號[54]。接著，風暴席卷東南亞和東亞地區。受害最深的包括泰國，印尼和南韓。在金融風暴襲擊下，馬來西亞也大受打擊。馬來西亞零吉價值大大下滑，股市暴跌，公司倒閉，人民生活困難。當時華社的經濟也遭受沈重打擊。但這金融風暴並沒有引起種族衝突。在馬哈迪的嚴峻金融政策下，控制外資流動，同時把零吉和美元定值。並以政府的力量協助那些被風暴影響深重的企業，包括華人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馬哈迪的策略被證明有效，協助國家和華社渡過難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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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日益增強的外在力量時，華社發揮團結力量，推行一連串的文化復興運動。1980年代，在華人社團和報刊的大力支持下，廣泛推出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包括尋根系列展覽會，春聯，傳統中國畫，書法展覽，象棋，民族舞蹈，武術，燈迷，地方戲，華樂，民歌和詩歌朗誦等。同時也大規模地慶祝華人傳統佳節如農歷新年，端午節和中秋節等[47]。除此之外，在全國的主要15個社團的領導下，自1984年起開始在各州推動主辦“全國華人文化節”，邀請學者名人對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問題作專題演講，以喚起華人對文化沿襲的注意[48]。為了更有效保存和發揚馬來西亞華人文化，1985年由15華團委托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設立華社資料研究中心。雖然該中心在成立初期遇到種種的困難，但後來經改革，並聘請專業學術人才負責，展開收集和保存有關華社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