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法治有利於公民（包括華人）的生存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蘇哈多獨裁時代的印度尼西亞對華人實行同化政策，以各種政策和行政手段限制華人的經濟和文化活動。

1989 年以來，印尼的民主化與擯棄族群民族主義令人鼓舞，華人不再受到民族主義政治的壓迫，可以自由發展他們的文化事業。雖然印尼和新加坡以外的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還需面對嚴重的貪汙和脫貧問題，但印尼邁向民主與多元文化發展的願景還是令人看好的。

馬來西亞的情況自獨立以來並非越來越好，本人曾撰文討論獨立以來的民族主義政策分化了這個多元民族的社會，9 使得馬來人和非馬來人更具強烈的族群意識，年輕一代的跨族群交流不如其長輩一代也就不難理解。


格爾茲在其 1963 年發表的論文中就評述到馬來西亞的情況，說當時這個國家的政治看起來很穩定，但族群和諧卻比不上獨立後的最初幾年。格爾茲的觀察很準確，現在的情況比 1963 年還差。

如今， 馬來西亞的民族和諧問題令人擔心，尤其是近年來兩個馬來右派組織Perkasa 和Ikatan Muslimin Malaysia (Isma) 的領導人和一些執政黨的政客，頻頻發表極端的種族和宗教言論，不只使到非馬來人不滿意和擔憂，一些關心國家發展的馬來人也呼籲政府關注這些危害民族和諧和壓制溫和派穆斯林聲音的言論。

馬來西亞前駐荷蘭大使 Datuk Noor Farida Ariffin 還發起公開信，呼籲推動族群和諧和理智地討論伊斯蘭的政治議題10，他們對官方宗教機構越權頒布違反憲法的伊斯蘭裁決深表擔憂。

這二十五位簽名的馬來人皆為馬來西亞前高官和專業人士，他們的呼籲得到許多非政府組織和社會人士的支持，也有其他馬來高官加入他們的陣容。可見在不同民族中都有一些熱愛民主和社會正義的人士，共同追求建設民主和超越族群主義的國家，這也是實踐跨文化交流和促進社會和諧的理想。

四、跨文明對話

以上的論述提到馬來西亞的族群互動與跨文化交流，但是，在哲學思想和價值觀方面，馬來西亞各民族間依舊缺乏交流。其實，華人的儒家價值如忠、信、禮、義、廉、恥、恕等與伊斯蘭以及印度哲學思想是很值得交流的。超越的思想大多可以相通。例如，道家的抱一思想和自然觀可以與其他文明之超越的世界觀加以比較和交流。

很多人會以為道家思想與伊斯蘭哲學，是完全不相同和無法比較的，但  Toshihiko  Izutsu （1966）比較了老子和莊子，與著名穆斯林思想家 Ibn Arabi 的思想11，這是一本不朽之作，為我們分析了老莊與蘇菲思想在超越層面的相通性。

一般馬來西亞的華人對伊斯蘭教的基本教規都有基本的認識，但對伊斯蘭的歷史和教義還是缺乏深入的理解。 

9 參閱  Tan  Chee-Beng,  “Malaysia: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n Chinese: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eds., Lee Hock  Guan  and  Leo Suryadinat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Studies, 2012, pp. 1-25.

10 見 “Fear of Malaysia Turning into another Afghanistan Prompted Open Letter.” The Malaysia Insider,

11 December, 2014 和《亞洲周刊》2014 年 12 月 28 日的報道“大馬前任高官呼籲種族和諧”（頁 8）。